为什么熊廷弼必须死？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八日晨，刑部云南司主事张时雍受命来到诏狱提取人犯行刑。而他要提的，就是前辽东经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熊廷弼。

尽管已经提前接到通知，但熊廷弼显然并未死心。毕竟他已经在这座大牢中蹲了三年多，期间案情多次反复。一会儿说不摘了他老熊的狗头不足以平息民愤，一会儿又有人说罪不至死又何必为难呢，甚至还有说他有功无罪的。至于皇帝朱由校的态度也不明朗，高兴了就答应孙承宗肯定不杀，不高兴了又嘲讽“熊廷弼走得快”（《三朝辽事实录·卷八》），直指其对广宁之败负有直接责任。

所以哪怕断头饭都端上来了，熊廷弼仍在幻想着“刀下留人”那种戏剧性的一幕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早早起床，衣冠穿戴得整整齐齐，还在胸前挂了个小袋子。张主事见了有些好奇，就问里边装的是什么玩意？老熊一本正经的告诉他这是谢恩疏（也有资料说是辩冤疏）。张时雍闻言嘲讽道，你也是个文化人，难道没读过《李斯传》吗？囚犯哪有资格给陛下上书！熊廷弼立刻回怼——这是赵高说过的话，你还有脸说？

老张被怼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到了法场，在吟过“可惜复可惜”的绝命诗后，行刑正式开始。因为熊廷弼被判的是剐刑，也叫凌迟，俗称千刀万剐，过程非常残忍也非常痛苦。通常处刑是从头部开始的，然后再割四肢、胸腹，最后斩首。但老熊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所以坚决不跪，这下把刽子手都给整不会了。最后恼羞成怒下，干脆“以刀逆割之”（《三垣笔记·附识·上》）。

你不是不跪吗？那我就先割你不跪的腿。你越犟，就越疼，看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刀子狠。

史书写到此处，忍不住留下了“惨哉”的感慨。可以说千刀万剐已经是最惨的死法了，而熊廷弼毫无疑问堪称惨中之惨。

老熊的一生，就是在不停的得罪人。直到临死前遇到的最后两个人，也被他得罪了个瓷实，以至于连死都死得不安生。

但这就算完了？哪能啊！行刑完毕之后，熊廷弼又被斩下头颅传首九边，这个好多人都知道。但鲜为人知的是，又有巡关御史梁梦环和广东道御史刘徽指控他生前侵吞军费百万，于是朱由校指示追赃，一定要追赃，神圣的民脂民膏绝不能被奸贼所玷污。可问题是熊廷弼被斩时已经被抄过一次家了，所得“赃款”用于补贴重修三大殿，现在哪还追得出赃来？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江夏知县王尔玉不但吃拿卡要而且大刑伺候，生生逼死了熊廷弼的长子熊兆珪，又羞辱性的剥掉其遗孀陈氏的两个丫鬟的衣服，杖责四十。到最后凡是跟熊家沾亲带故的，几乎统统破产，也没凑够皇帝要的那个数。

两年后，朱由校挂了，朱由检登基，可算停止了对熊家的追赃（因为实在刮不出什么油水了）。熊廷弼的另一个儿子熊兆璧趁机哀求，说他爹的尸骨已经曝于荒野三年多了，再大的罪也赎得差不多了，陛下能不能允许我们收葬一下？

朱由检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但这回朝中诸臣甭管跟熊廷弼有仇的还是有怨的都看不下去了，纷纷上书指责你们老朱家办事也太不地道了。最终拖了近两个月后，朱由检才捏着鼻子同意，但坚拒任何追赠，更别提平fan了。

直到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审查《明史》，读到熊廷弼传后亲自下达最高指示，这才彻底为其翻了案：

“眀之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读其陛辞一疏，几欲落泪。而以此尽忠为国之人，首被刑典，彼其自坏长城、弃祖宗基业而不顾者，尚得谓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御制读熊廷弼传》）

熊廷弼是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在晚明那个按户口本划分政治立场的年代，他就是个天然的楚党。相比东林党和阉党这样的当权派，楚党不但始终是“在野D”，而且是个各方面实力都不咋地的小党。所以在一开始时楚党想跟东林党凑凑近乎，结果热脸贴上了凉屁股，所以不得不跟浙党、齐党等小党弱弱联合、报团取暖。结果这样一来反倒引起了东林党警惕和攻讦，被折腾得生不如死，所以在天启年间集体投了阉党。

但熊廷弼显然不是个合格的楚党。事实上如果非要给他塞进个党，那也是“熊党”——他老熊一个人的党，孤家寡人的党。

熊廷弼祖籍江西且出身大族（豫章熊氏），但自迁居湖广后家道中落，以至于他一度因贫辍学。直到15岁时，父祖非得说小熊是个读书种子，豁出去好几回差点全家饿死也非得供他读书不可。话说熊廷弼基本全靠自学就能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0岁高中进士（三甲第115名，赐同进士出身）， 确实是天赋出众，但他爹和爷爷真有那么好的眼光？

史书上说熊廷弼“高文伟辩，躯长七尺余，少髯，有膂力，能左右射”（《启祯野乘·卷六》）。啥意思呢？就是这厮长得差不多有姚明那么高（明朝官尺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32厘米），脑袋上的胡子稀稀拉拉，但四肢超级发达，还能左右开弓……这么个熊孩子，你要不用书本把他拴住，将来的就业方向恐怕除了当兵就是做强盗——这对于以耕读传家而自傲的老熊家来说，甭管选哪样，不都是天塌了吗？

而且在坎坷的童年里，除了姨母和一个邻居外，从没有亲朋故旧以及有钱的乡绅接济过他，哪怕数次濒临饿死，人家也视若无睹。这就使得熊廷弼养成了孤僻、偏激、暴躁的性格，曾当众发飙，差点对同窗开无双。即便是进入官场后，他照样习惯独来独往，跟谁都不亲近。而且一旦有啥事看不惯，熊廷弼从不惯毛病，就是硬邦邦的直接怼，更不管怼的是谁，是名满大明朝野的炮仗脾气，一般人都不敢惹他。

这也是别人打了再大的败仗也屁事没有，老熊没捅娄子还动不动就被撵回家种地瓜，一旦被人抓住把柄就喊打喊杀的原因所在。

得官后，熊廷弼先是在工部实习了一段时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获任保定府推官。因在几次赈灾中政绩突出，得到“天下理官第一”的好评而奉调入京。本来你一既没人脉又没背景的小卡拉米好不容易走了次狗屎运，是不是该先察言观色、谨慎从事一下下？他偏不，一到北京就毫不客气的得罪了正当红的内阁首辅沈一贯，还是人家给机会也不改的那种，所以理所当然的被一脚踹去工部屯田司这种冷衙门当起了个小主事。

好不容易熬到沈一贯下野，熊廷弼才算有了出头之日。当然这次机会也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正好上头需要个愣头青当打手——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他刚被晋升为监察御史，还没过试用期呢，就被打发去当上了辽东巡按，专职调查辽东总兵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涉嫌资敌一案。

话说老李为啥要弃土迁民，上至皇帝朱翊钧下至朝中有点分量的官员，其实心里都门儿清。

李成梁从万历元年（1573年）起就担任辽东总兵。尽管这厮毛病一大堆，什么骄奢无度、杀良冒功、勒索商旅、收受贿赂之类的简直数不胜数。但就一条好处，那就是超级能打——只要老李往辽东一杵，甭管蒙古、女真、土蛮还是别的什么杂胡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谁都别嘚瑟，否则弄你没商量。像建州女真想要冒头，李成梁立即出兵抄了他们的老窝，临走还顺手把甘当带路D的塔克世给“误杀”了。

塔克世就是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亲爹。对此后者能有啥感想？如果李成梁非要问一嘴的话，我想努尔哈赤唯一能做的就是堆起一脸的假笑，再竖起大拇指赞一声“杀得好”。

可朱翊钧却笑不起来。为啥？因为张居正是他最恨的人，偏偏李成梁却是老张的爱将。在张居正遭到清算后，老李显然感受到了危机，打仗也不那么积极了，不但养寇自重，还挟军自重，一副要当“辽东王”的架势。朱翊钧老早就想撤掉他，可又怕一离开他辽东就得乱，所以一直犹豫不决。一直拖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朱翊钧终于下定决心将其罢免。

结果李成梁一走，辽东瞬间乱了套。这里有外因，比如努尔哈赤的崛起，但更重要的是内因。比如在万历援朝抗倭之役中，朱翊钧图省钱就近调兵，导致辽东精兵损失过半，又无钱招募补充，战斗力出现断崖式下滑；再如朱翊钧为了敛财，纵容高淮乱辽，不但搞出了个“辽人四大恨”，辽兵动辄哗变，整个关外一片糜烂。

朱翊钧焦头烂额，十年间连换八个辽东总兵（杨绍勋、尤继先、董一元、王保、李如松、李如梅、孙守廉、马林），结果不是阵亡就是废柴。最后实在是火上房了，不得不豁出脸不要再把李成梁重新请出山。

可此时的老李已经76岁了，没时间也没精力收拾好这副烂摊子。所以他一到任就采取绥靖政策稳住努尔哈赤的同时，毫不犹豫的放弃宽甸六堡，并将当地居民强制迁往内地。

为啥这么干？还不是给朱翊钧擦屁股！后者放纵高淮疯狂敛财，辽东百姓根本活不下去，于是“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酌中志·卷二十一·辽左弃地》）。本来努尔哈赤最头疼的难题就是人口太少，结果一打瞌睡大明就给送枕头，收人收得不亦乐乎，到最后地都不够种了，“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时动不动就三天饿八顿的女真人，已经“粮贮转为丰足，兴建粮库”，具备了与明朝掰手腕的经济实力。

等萨尔浒一打，装备也不愁了——那时候要有《游击队之歌》，没准能被努尔哈赤拿去当国歌……

所以李成梁为啥弃地撤民？再不撤，人家都跑建州女真去了，那才是货真价实的资敌！老李太老，没本事收拾这副烂摊子，只能割肉止损，否则他还能干点啥？

对此，朱翊钧心知肚明。可他还是不爽，就想再搞一下李成梁，可又不能搞得太狠，毕竟辽东那个烂摊子还指望人家打理。所以他才把熊廷弼这个官场新丁兼愣头青打发过去，如果能把老李弄个灰头土脸自然心中暗喜，如果捅了篓子大不了把这个芝麻官撸了，多大点事。

所以说，熊廷弼就是被当枪使的。

对此，他心中应该是有数的。所以面对友人的劝阻，熊廷弼直言“辞则以畏避罪，不如往”（《熊襄愍集·卷八》）。而在辽东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他认为李成梁丧权辱国为实，建议朝廷将其处斩。

这一下直接把朱翊钧整不会了——甭管你说的是撤职还是下狱，朕都有操作空间，总有达成目的的可能。可你这直接要人命，让朕怎么接？就算姓李的真的罪大恶极，可怎么说也83岁了。朕要是砍死了这个为国戍边大半生的糟老头子，名声还要不要了？话说回来，这个姓熊的到底是真傻，还是在跟朕装傻？

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应对的办法，朱翊钧干脆“留中不发”，就假装没这回事了。

但当皇帝的治不了的大臣，还真没几个，显然此时的熊廷弼还不在此列。所以后者的使命虽已完成，但朱翊钧就是不说让他回京，没准其暗戳戳的小心思，就是看看这小子能在辽东的烂泥坑里扑腾出个什么动静。

果然没过多久，熊廷弼就沾了一身的麻烦。

事情是这样婶儿的——新任辽东总兵杜松干了蒙古的一个叫拱兔的部落，然后向朝廷报捷。但宁前道副使马拯却说老杜打的根本不是拱兔，而是 “款夷”，就是明朝的附庸部落。所以这事压根就不是大捷，而是擅起边衅、杀良冒功。

朱翊钧蹲在北京，哪知道谁有理，就去问熊廷弼。老熊去调查了一圈，发现老杜确实削了拱兔一顿，但打兔子搂草又揍得款夷满头包……但鉴于辽东乱糟糟的时局，他又觉得深究这件事弊大于利，就自作主张包庇了杜松，还发了赏。

于是他马上就得罪了一大票人。为啥？因为马拯是正牌进士出身、是“自己人”，结果熊廷弼却包庇杜松这么个武人，你屁股到底坐哪边？

于是熊廷弼很快就遭到了报应。原因就是拱兔为了报复偷袭了大胜堡（今辽宁凌海），屠戮了大批军民，引起国内哗然。这件事的责任人肯定是杜松，所以熊廷弼赶紧跟他做切割，将其免职。可前一刻还在指责熊廷弼包庇杜松的朝中文官，这回却立即调转枪口，弹劾他苛待杜松、偏袒马拯……要求朝廷将其撤职甚至下狱，最终因朱翊钧习惯性的“已读不回”，才不了了之。

这时候看熊廷弼不顺眼的主要来自浙党、宣党、昆党等跟楚党差不多当量的小党。在日常的朝争中只能蹲小孩那桌，互相抢一抢人家看不上的残羹剩饭，所以熊廷弼才能暂时逃过一劫。但随着辽东局势日益恶化，在朝廷上的分量和话题度也越来越重。于是东林党就认为，是时候加大在辽东的投入了，而熊廷弼就成了摆在他们眼前的一块不大不小的绊脚石。

要是搁在十几年后，东林党想搞谁，要么发动舆论批倒批臭，要么直接给你定性为“奸邪”钉上耻辱柱，要么喊打喊杀物理消灭。反正只要盯上谁，一般人能痛快挂掉都是莫大幸福。不过这阵子朱翊钧还活着呢，什么牛鬼神蛇都蹦跶不起来，而且还少了阉党的Debuff加持，所以东林党也没那么疯，熊廷弼才算因祸得福。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很简单也很给面子，那就是让出个提督南直隶学政的“肥差”给你，换你不要挡道。

话说在晚明，当官想安稳、想发财，那就去南方。如果志向远大，需要“养望”冲击下内阁和六部的高位，作为士大夫大本营且经济发达、容易干出“慢工出细活”式政绩的南方依然是个好选择。至于去北方做官，则属于赌一把的性质，干好了升官贼快，搞砸了丢官甚至赔掉小命的速度更快。

一边是厚积薄发稳定发展，一边是弯道超越容易翻车，孰优孰劣显而易见。可见当时东林党对熊廷弼，还算是挺厚道的。

但熊廷弼对东林党，却一点也不“厚道”。

南直隶，可以说是东林党的老巢，党羽及沾亲带故者遍地都是，尤其是在读书人这个圈子里，简直可以横着走。因为没人敢惹，所以其中骄奢淫逸、品行不端、为非作歹的败类就越来越多。偏偏熊廷弼又是个一点就炸的炮仗脾气，根本不惯病，对这类问题学生非打即骂，下手极狠。一时间江南士林哀嚎不绝，对其如避蛇蝎，称之为“与士为雠”，就是跟读书人有仇。

自讨苦吃的东林党可是后老悔了，认为熊廷弼给脸不要脸，从此就恨上了他。所以不久后者就一头栽进了个大泥坑，也就不足为怪了。

事情是这样婶儿的——太平府（今安徽当涂）生员梅宣祚以及宣党首领汤宾尹的族人生活作风混乱，遭宣城生员苏海望、李茂先、冯应祥、芮永缙等人举报。当地官员一看，就知道这背后的水很深，两边都惹不起，干脆各打五十大板和了稀泥。后来熊廷弼到此巡视，马上就有人向他举报苏海望等宣城生员的劣迹，成功点燃了老熊的炮仗脾气，然后就是一顿大刑伺候，结果不小心把芮永缙打死了……

这下事情就成功的闹大了，朝中众口一词说熊廷弼为私谊包庇汤宾尹搞杀ren灭口，成功的将其停职并回籍听勘。虽然后续的调查很快证明老熊是好心办坏事，又被人当了把枪使，但这重要吗？某些人在设计这个计划时，应该就没冲着要他命去的，否则哪会如此的拙劣不堪？

人家的目的就是让你滚蛋。这个目的达到，你是死是活根本没人在意。

熊廷弼自此在家赋闲，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四月再度出山，奉旨宣慰辽东。

为啥有人会来烧他这个冷灶？因为萨尔浒啊！

话说前线刚一兵败如山倒，京师的朝廷里就乱做了一团。病急乱投医之下，谁还顾得上以前那点上不得台面的龌龊？所以马上就有大票的人提议让熊廷弼立即北上去顶雷，可内阁首辅方从哲却不怎么乐意。为啥？因为方是浙党的头子，而在萨尔浒丢人现眼的明军主帅杨镐也是浙党。所以方从哲很清楚，一旦局势无法挽回，不但他俩要玩完，整个浙党也再无出头之日。所以在走投无路之前，他千方百计的拖延前线换将，就是心怀侥幸的盼着杨镐那厮能创造个奇迹。

直到重镇铁岭、开原失守，朝议汹汹之下方从哲再也扛不住压力，只能同意将杨镐撤职，以熊廷弼代之。但就是这么被耽误掉的两个月，让后者在辽东的开局，直接从地狱模式，跌进了十八层地狱。

有多难？熊廷弼抵达辽阳时，发现这个即将处于后金刀锋下的辽东首府，压根就没人在干正经事。当官都在为赶紧内调而奔走，当兵的都想赶紧往山海关逃，军械库里“刀不能刑鸡，棍不堪击犬”，更要命的是就连老百姓都“家家抱怨，在在思逃”，简直就是一副末日景象。

大厦将倾，他这根独木到底撑不撑得住？

四百多年后我们站在上帝视角上，可以肯定的说——要是熊廷弼都不行，那么当时的大明拉谁上来都没用。

为啥？因为作风和性格。

熊廷弼其实是不适合做一方主官的。他这个人，身高两米二，膀大腰圆，箭射得比正牌武将都溜，偏偏还是个进士出身。简单说，就是文武这两边，老熊本来都靠得上，最后却弄了个里外不是人。

坏就坏在了他那个臭脾气上。跟他做同僚，就没个不吵架的，更惨的是给他当下属——一天挨三顿骂、三天挨一顿打都是祖坟冒青烟……长此以往，谁受得了？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把熊廷弼塑造成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这么做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他是英雄，也够悲情。可问题在于这个形象是咋来的？可以说是大势使然，但就没有熊廷弼自己的原因、不是他自己作的？

星爷在《九品芝麻官》中借包龙星老父之口，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做贪官要奸，做清官要更奸”。你不懂人情世故，不屑于蝇营狗苟，就那么硬冲直怼，最后倒是青史流芳了，可留下的那副烂摊子可咋整？

所以历史上的清官大多不是能吏。就算偶尔有能的，也只能在一时，时间长了还是得翻车。

熊廷弼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从万历三十六年到天启二年（1622年）的14年时间里，他在辽东三上三下，累计在职时间加一起都不到5年。尤其是后两次，均是到任才一年左右就被弹劾得满头是包，不得不黯然下野，哪怕最后被杀，也堪称奇葩——当时东林党与阉党斗得你死我活，凡是一方支持的另一方必然无脑反对。唯独对弄死熊廷弼这件事，两党罕见的达成默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合作”。

这不禁就让人忍不住追问一句为什么了。

就拿他第二次赴任辽东的经历来说，面对那个天崩开局，熊廷弼一不气馁二不放弃，而是发挥特长，上来就砍了辽阳知州李尚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及贪将陈伦等人的狗头，并强迁富户入城以稳定人心。同时他还在沈阳、抚顺等地连轴转，到处督办军务御敌事宜，一度累得吐血。

又因财政危机，此时朝廷对辽东的支援不但极为有限且进程缓慢，急得熊廷弼满嘴燎泡，在奏章中破口大骂兵部尚书黄嘉善、户部尚书李汝华等大佬占着茅坑不拉屎，就是为了坑死他老熊，甚至就想谋害皇帝、颠覆大明……骂了半天没人理，他干脆转头直接去骂朱翊钧，“皇上深居静摄，禁不闻声”，“请问皇上要辽东否？再问朝臣要辽东否”……

嗯，本来因为手头紧还无人可用的朝臣不打算跟熊廷弼一般见识，但这下再也坐不住了，纷纷弹劾他要挟陛下，“无人臣礼”。但朱翊钧此时虽然病得有进气没出气，但头脑十分清醒，那就是骂归骂、闹归闹，但辽东离不了熊廷弼，起码在短时间内离不了。

所以就出现了熊廷弼站在辽阳城头指天骂地，京师上下却装聋作哑这幕奇景。

可等到朱翊钧一死，情况就不一样了。

几乎相当于个半文盲的朱由校，压根就没他爷爷的脑子和眼光。更重要的是，本来以为辽东局势渐趋稳定是熊廷弼的功劳，所以朝臣才忍下了他的各种不敬与谩骂。可随着时间的发酵，情报陆续传来，原来辽阳、沈阳等地暂时安然无恙，全因为努尔哈赤兵锋转向，跑北边收拾叶赫部去了……至于辽东明军的现状，其实还是原来那副熊样——典型如蒲河之战，熊廷弼亲自督战并主动出击，还是以众击寡，结果仅斩获两个首级，明军却赔进去了300多号……

朝野目瞪狗呆，原来这厮是走了狗屎运，那岂不是“我上，我也行”？

于是乎弹劾如雪片般涌来，堪称举朝皆曰可杀。尤其是在后来的名声一点也不比熊廷弼差的大君子杨涟，更堪称是软刀子杀ren的一把好手：

“议经略者终难抹杀其功，怜经略者亦难掩饰其咎。功在支撑辛苦，得一载之幸安，咎在积衰难振，怅万全之无策。”（《明季北略·卷一》）

啥意思呢？就是你老熊确实很努力，大家也认。但能力不行就是不行，辽东放在他手里，早晚药丸。

虾仁猪心，莫过于此。毕竟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臣子的善恶忠奸其实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用。杨涟直接把熊廷弼打入到废物的行列，简直比那些喊打喊杀的下手更狠。

朱由校一看这还得了？立马就把老熊给撤了。

东林党费了好大劲把熊廷弼搞下来，然后把党人袁应泰推上了辽东经略的位置。本以为你行我也行，谁知道努尔哈赤一点都不配合——老熊前脚刚走，小袁屁股还没坐热，他就掉头杀了过来，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尽陷辽阳、沈阳等辽河以东70余城。一脸懵逼的袁应泰倒是硬气，一没逃二没降，直接一把火把自己给点了。

但甭管袁经略殉国得多壮烈，暂时也没人有功夫理睬，因为大家都忙着尴尬呢。为啥？因为此前为了把熊廷弼搞下来，诸君可是费老鼻子劲了，给他脑门子扣上了讳败、邀功、劳师、耗财、傲气、告病等诸多罪状。其中“无谋者八，欺君者三”（《明熹宗实录·卷一》），条条都是能掉脑袋的滔天大罪。所以老熊回京是卸任而非调任，因为“历史问题”还没交代清楚，所以还能不能当官、用不用下狱甚至被摘掉狗头，还是未知数呢。

结果这边还在慢条斯理的走法律程序呢，那边辽东就火上房了。

东林党人、阁臣刘一燝第一个跳出来说，都怨你们乱搞，要是老熊在，辽东能成这个熊样吗？于是萨尔浒之战后那熟悉的一幕再度上演，举朝皆曰能救时局者，非熊廷弼莫属。朱由校也赶紧下诏，起复其为兵部右侍郎。

但熊某人也是有脾气的，而且脾气很臭——啊，真把我当块臭抹布啦，有脏东西了就把我当个宝，天下太平了就有远丢多远？老子还不伺候你了！

老熊耍起了小性子，上到皇帝下至朝臣都得赶紧哄。先是朱由校专门下敕书道歉，说“熊廷弼功著存辽，朕已洞鉴”，又甩锅科道言官“播煽流言”，再反省“今朕冲年”，就是年纪小不懂事，但现在已经知道错了，“朕寻悔之”（均摘自《明熹宗实录·卷八》）。反正大明十六帝里边，如此低声下气给臣子道歉，这是第一个。

光动嘴显不出诚意，还得有行动。所以数月来弹劾熊廷弼最起劲的姚宗文、冯三元、郭巩等人就倒了血霉，革职的革职，贬黜的贬黜。同时发动士林以及民间舆论，大肆吹捧熊廷弼，“一时视为汾阳再世”（《黄忠端公集·卷六》）——就是把老熊比成曾给大唐续命一百五十年的郭子仪了。

只要不是个傻子，都会发觉到这股风气的极端不正常了。确实，辽东的局势已有倾覆之忧。一旦辽东不保，京师必定难存，那时候大明还在不在都两说，所以朱由校君臣的病急乱投医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就算是郭子仪，拨乱反正后也没好日子过，更何况八字还没一撇的熊廷弼？

别管人家今天再怎么丑态百出，也不一点不耽误改天就翻脸不认人。

所以熊廷弼显然是怕了。他先是迅速接受了任命，然后上书请求朱由校不要处罚曾经弹劾过自己的官员，然后在辽东的战略意图上，也非常保守的提出封锁后金、稳扎稳打的三方布置之策。尤其是将经略复设之地，选在了位于大后方的山海关，不再直冲一线，动辄喊打喊杀了。

显然，在连续好几次掉坑里之后，熊廷弼开始长记性了。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最凶险的敌人，不一定总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但对于熊廷弼的这一生来说，坑，总是防不胜防的。更何况，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乃是人生第一大坑，名曰王化贞。

王化贞是东林党人，不过到了天启年间他的政治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但要说投阉党，还是广宁之战后他和熊廷弼一起倒台，为求保命才做出的选择。起码在辽东期间，要说王化贞奉了魏忠贤之命专门给熊廷弼拆台，实属无稽之谈。

那他是听命于东林党行事？其实也难圆其说。起码在广宁大败之前，搞熊廷弼对东林党来说并无多大益处。更何况经过争国本以及明宫三案的连番折腾下，东林党元气大伤，再赶上魏忠贤强势崛起，正撵着他们的屁股穷追猛打，焦头烂额之下哪还有心思再开新战场？

更何况东林党在辽东也下过大力气，熊廷弼干好了也是他们乐见的，起码没坏处。

所以我一直以为，王化贞之所以非得跟熊廷弼对着干，就是个人意气使然。

王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进士，而且成绩非常好（二甲第四名），按惯例足够资格进翰林院，进而成为六部尚书或阁臣的种子选手。但可能是因为考中时年龄较大（41岁），哪怕他积极向（东林）“党组织”靠拢，但还是很快就被打发出京城，出任右参议分守广宁（今辽宁北镇）。

因此王化贞的心中应该是有不平的。到任后他兢兢业业，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比如安抚辖区内的蒙古部落。但真正为人所瞩目，还是在辽阳、沈阳相继陷落后，朝中估计兵饷两缺的辽西必然难保，谁知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努尔哈赤却没来。这本是侥天之幸，但起码没跑的王化贞的形象却骤然高大了起来，再加上东林党的造势吹捧，一时间他也成了“救世名臣”，几可与熊廷弼齐名。

事后我们都知道了，老熊虽有“汾阳再世”之称，但实际上的才能得被郭子仪甩出几条街。至于王化贞，以他后来的表现看，别说“救世”了，连基本的及格线都达不到——要是努尔哈赤真来了，没准这厮降得比洪承畴还要快。

但在屁股露出来之前，王化贞肯定是想露脸的。而想归想，终究得做，但怎么做？连小学生都知道，你要想成为班级第一，只要考过公认的全班第一不就行了？

而在大明朝这个班级中，起码在辽东这个学科里，当时熊廷弼是公认的第一。但王化贞，显然是不服的。

王化贞的不服，是有一定道理的。

熊廷弼三任辽东，这一次是来查案，其实就被朱翊钧当枪使，结果这把枪还走了火，让皇帝陛下尴了老大一尬。第二回倒是成功的当了把救火队长，算是劳苦功高，但更该感谢的似乎应该是努尔哈赤给面子。等到人家一来，接任的袁应泰就把自己给点了，换成老熊没走，你问他敢不敢打包票说辽阳、沈阳就丢不了？

那为啥辽东一出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熊廷弼顶上去？其实就是种“路径依赖”。像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本来是跑业务的。有回上头临时让写个材料，偏偏家里的笔杆子都不在，领导破罐子破摔抓我去糊弄，没想到反响非常好。从此只要一摊上这码事，领导就找我，一写就是十几年。其实公司几千人，比我会写的肯定有的是，但当领导的才不管，就是用熟不用生，犯不上冒险试错。

这就是某种形式上的路径依赖。乾隆说“眀之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肯定是信口胡咧咧，否则不说徐达、戚继光等武将，你把刘基、姚广孝、胡宗宪们往哪搁？就算仅限于晚明，同为进士出身的洪承畴、袁崇焕、孙传庭、孙承宗，卢象升等等一大票人，起码从战绩上就都比他强。

但起码万历末到天启初这段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只认熊廷弼。因为就他成天围着辽东转，地头谁都没他熟，哪怕像样的胜仗一个没有，但就是路径依赖。

也算是蜀中无大将的一种无奈吧。但作为辽东巡抚的王化贞，凭什么服他？

客观的说，别看老熊不咋地，但王化贞显然更拉。前者不管怎样还算是文武双全，有一定的军事经验，起码模样凶、脾气爆，能镇得住场子。可王某人呢？就是纯粹一书生，军事上一窍不通不说，还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好谩语”，就是喜欢说瞎话，这种人还能干出啥好事？

按说在辽东这一亩三分地上，尤其是在军事上，辽东巡抚再怎么牛批也得听辽东经略的。偏偏在王化贞这里出了例外，为啥？第一人家有背景。内阁首辅叶向高是王化贞的老师，而且不知吃错了哪副药还对这厮言听计从。同时兵部尚书张鹤鸣跟他关系也不错，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叶还是张都跟熊有过节——当年熊廷弼开AOE无差别的怼天怼地怼空气的时候，这哥俩都是重点“浇灌”对象，早就记恨在心。所以一旦前线倆主官唱起对台戏，朝中在这二人的带动下一律扬王贬熊，对辽东的战略部署、兵员及后勤补给也经常绕开熊廷弼直接跟王化贞对接。长此以往，辽东军内都知道跟谁走才混得开，而老熊抗议无限，只能生闷气，却毫无办法。

熊廷弼唯一的优势，就是朱由校还支持他。不过很快这点优势就化为乌有了，为啥？因为王化贞会吹啊！一会儿说蒙古林丹汗会出兵40万夹击后金，一会儿又说努尔哈赤的女婿李永芳是他的内应，可以配合行动。一来二去的，朱由校被打动了，就信了王化贞的邪，否决了熊廷弼以守为主的方略，非要主动出击。

结果一打起来，一个蒙古兵都没来不说，李永芳更是玩了一手无间道，策反了王化贞的心腹孙德功，这仗还怎么打？

广宁惨败，熊王二人一起被革职，又在诏狱当了三年狱友。话说熊廷弼本来就罪不至死，就算非死不可也应该走在王化贞后边。可谁让他以前尽得罪人了呢？而且魏忠贤想拿他当引子搞东林党，东林党恨不能赶紧弄死他清除后患，于是老熊再不死，真就天理难容了。

冤，是真冤。但在那个荒谬的时代里，冤不冤的，根本无足轻重。

因为一切早就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