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著名数学家张益唐返回中国，全职加盟中山大学

2025年6月27日，南国夏日的阳光，一如往常般炽热，但对于中山大学而言，这一天却因一位长者的到来而显得格外璀璨。在众多师生和媒体的见证下，70岁的世界顶尖数学家张益唐教授，正式全职加盟中山大学，受聘于该校新成立的香港高等研究院。这意味着，这位在数学世界里孤身求索，并最终照亮了千年猜想幽暗角落的传奇学者，在漂泊海外四十载后，选择叶落归根，将自己学术生涯的最后一站，安放在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沃土之上。

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更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时刻。张益唐的归来，携带着他那宛如史诗般的人生传奇、震古烁今的学术成就，以及他对纯粹科学精神的执着坚守。他的故事，早已超越了数学的范畴，成为一个关于坚韧、热爱与梦想的深刻寓言。如今，这个寓言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启新的篇章。

张益唐的人生轨迹，是一条非典型的、充满了戏剧性转折的曲线。他并非年少成名，也未曾沿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阶梯平步青云。相反，他的人生更像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蛰伏”，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被学术界遗忘，沉寂在无人问津的角落。

1955年出生于上海，张益唐的青少年时代与共和国的坎坷岁月交织。尽管时代动荡，学业几度中断，但他对数学的痴迷却从未消减。恢复高考后，他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成为那一代天之骄子中的一员。在燕园，他尽情地徜徉在数学的海洋中，并师从著名数论专家潘承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北大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深厚的底蕴，不仅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他一生“只做大问题”的学术品味和雄心。

1985年，张益唐远赴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然而，等待他的并非坦途。由于与导师在研究方向上的分歧，他虽然在199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却没有得到那封至关重要的推荐信。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他的学术之路被基本堵死。此后的近十年，是张益唐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旷野”岁月。他无法在任何一所大学找到教职，为了维持生计，他做过各种零工——在中餐馆送过外卖，在汽车旅馆打过杂，甚至一度在友人的赛百味（Subway）快餐店里帮忙做会计。

这段岁月，在外界看来是潦倒和失败的。但对于张益唐而言，肉身的漂泊与困顿，似乎并未磨灭他内心的数学火焰。他没有被生活的重压击垮，也未曾放弃对数论领域那些最艰深问题的思考。朋友们回忆，即使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张益唐依然保持着从容和淡定，一有空闲便会沉浸在自己的数学世界里。他不开车，也没有房子，生活极度简朴，仿佛一位现代都市中的“隐士”。这份宠辱不惊的定力，这种在任何境遇下都无法被剥夺的对智力追求的纯粹热爱，正是他日后能够一鸣惊人的基石。

转机出现在1999年，在北大校友的帮助下，年逾不惑的张益唐终于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获得了一个临时讲师的职位。这份工作并不理想，教学任务繁重，没有研究经费，但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静思考的办公室和一张书桌。在这里，他继续着自己的孤独求索，将全部心力倾注于他青年时代就立志要攻克的那些“大问题”。他说：“我心里没有太多沧桑”，这句云淡风轻的话语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与执着。

2013年4月17日，一封邮件被发送到了世界最顶级的数学期刊《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投稿人是时年58岁、依然只是新罕布什尔大学一名普通讲师的张益唐。论文的题目是《素数间的有界距离》。

这篇论文所要挑战的，是悬置了两千多年的人类数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孪生素数猜想”。该猜想认为，像（3, 5）、（11, 13）、（17, 19）这样相差为2的素数对，是无穷无尽的。尽管这个猜想形式简洁，但其证明却如同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困扰了无数代最智慧的头脑。数学家们甚至无法证明，素数之间的“缝隙”会不会随着数字的增大而无限拉开。

张益唐的论文，如同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带来了石破天惊的突破。他没有完全证明孪生素数猜想，但他证明了一个弱化版本，即存在无穷多对素数，它们的差是小于一个具体的、有限的常数的。他给出的这个常数是7000万。

从无限到7000万，这在数学上是一次“从0到1”的革命性跨越。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证明了，素数不会彻底“孤独”，它们的分布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有界的规律。《数学年刊》的审稿过程以严苛和漫长著称，通常需要一到两年。但张益唐的论文，仅仅在三周之后就被审稿人确认无误，迅速接受。这个速度，本身就构成了传奇的一部分。论文的主审稿人、解析数论领域的顶级专家亨里克·伊万尼茨（Henryk Iwaniec）评价道：“作者成功地证明了素数分布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理。我们详尽仔细地研究了该论文，没有找到瑕疵。”

消息一出，全球数学界为之沸腾。张益唐这个默默无闻的名字，瞬间传遍了世界。他的故事被《自然》、《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人们惊叹于这位“扫地僧”式的学者，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在长久的寂寞中完成了如此伟大的工作。菲尔兹奖得主、数学天才陶哲轩（Terence Tao）更是迅速反应，他在网上发起了著名的“博学者计划8”（Polymath8 Project），邀请全世界的数学家共同参与，沿着张益唐开创的道路，去优化那个7000万的界。在众人的努力下，这个数字很快被缩小到了4680，最终降至246，进一步彰显了张益唐原始方法的巨大潜力。

此后，荣誉接踵而至：晨兴数学卓越成就奖、柯尔数论奖、麦克阿瑟天才奖……张益唐从学术的边缘地带，一跃进入了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舞台。然而，面对巨大的声誉，他依旧保持着那份可贵的淡定与谦逊。他更愿意谈论数学本身的美，而非个人的艰辛。

在孪生素数猜想之后，张益唐并未停歇。他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更为艰深、更为核心的难题——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Landau-Siegel Zeros Conjecture）。这个问题与世纪难题“黎曼猜想”深刻关联，被认为是通往数论王国更深层次秘密的钥匙。2022年，张益唐再次公布了自己的研究，声称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工作：“为了证明零点猜想，这么多年，我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去寻找，这个针没有捞到。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摸清了海底的地貌，最后发现，不需要这根针我也能达到目的。”这番话，再次展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求道者的深邃与从容。

当时间来到2025年，已届古稀之年的张益唐做出了又一个令人瞩目的决定：全职回到中国，加盟中山大学。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与个人浓厚家国情怀的同频共振。

他所加入的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是内地高校在香港设立的首个综合性研究机构，于2024年刚刚成立。其定位是利用粤港两地优势，汇聚世界一流人才，打造前沿学术重镇。应用数学，正是其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这无疑为张益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让他能够在一个全新的、充满活力的环境中，继续自己的学术追求，并为国家培养下一代数学人才。

张益唐的回归，对于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他不仅仅是一位顶尖学者，更是一个强大的精神符号。他的经历告诉世人，真正的学术突破，源于长期的、纯粹的热爱和坚持，而非急功近利的追逐。在当前中国大力强调基础研究重要性、力图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的背景下，张益唐的归来无疑是对这种科学精神的最好倡导。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青年学子和科研人员的一种无声的激励，鼓励他们敢于挑战“大问题”，甘于坐“冷板凳”。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张益唐的加盟更是为其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一位世界级数学大师的坐镇，将极大地提升该区域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学术声誉和吸引力，有助于形成人才集聚的“虹吸效应”，吸引更多海内外顶尖学者前来工作。

在聘任仪式上，张益唐的话语依旧朴实而真诚。他表达了对中山大学的感谢，以及对未来工作的期待。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位一生追求数学之美的学者，将在南国的沃土上，继续书写他的传奇。他的归来，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他将在这里，把他后半生的智慧与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为中华民族的科学事业，点亮一盏长久的明灯。

从北大未名湖畔意气风发的青年，到北美大陆默默无闻的“隐士”，再到震惊世界的数学巨匠，最终回到祖国怀抱的白发长者，张益唐的人生画卷波澜壮阔，引人深思。他的故事雄辩地证明：在智识的世界里，没有怀才不遇，只有持之以恒的求索；最深邃的智慧，往往孕育于最深沉的宁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