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司令部与朝鲜方面产生4次冲突，所为何事？

1958年10月末尾，最后一批志愿军在司令员杨勇的引领下，从朝鲜撤离。撤离当天，平壤有几十万民众举办了隆重的送别典礼，在火车站，众多朝鲜民众眼中满是不舍，流下了眼泪。

志愿军搭乘专列踏上归国之旅，每当列车停靠在朝鲜的火车站时，无数朝鲜民众眼眶泛红，饱含热泪为志愿军送行。

在不少人眼中，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向来关系紧密、毫无隔阂。然而实际上，由于多种缘由，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之间也曾有过激烈的矛盾冲突。

1950年9月中旬，美军开展“仁川登陆”行动后，朝鲜的局势变得十分危急。在美韩联军迅速推进的态势下，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很快被攻克，众多朝鲜精锐部队被歼灭。甚至连金日成自己，都和大部分部队失去了联络。

当朝鲜全境面临被美韩联军攻占的危急态势时，金日成只能把寻求援助的目光转向中苏两国。

由于美苏争霸的缘故，苏联仅承诺在武器以及后勤物资方面给予支持，并且，武器支持并非无偿提供。

1950年10月，毛泽东主席最终做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尽管数十万志愿军是协助朝鲜保卫家园，但由于诸多政治方面的因素，在某些问题上，朝鲜与志愿军依旧产生了四个方向的矛盾。

在中朝两国联合作战指挥权方面出现了首个冲突。

彼时，在美韩联军的打击之下，朝鲜真正的主力野战部队仅余三四万人，而首批入朝的志愿军有六个军，兵力达二三十万之多。

对金日成而言，他自然期望这场战争由朝鲜一方全面指挥。然而对志愿军来讲，我们向来不会将自身命运交付给他人，这是对党组织、对人民群众负责。

刚进入朝鲜时，由于对朝鲜局势缺乏了解，而且朝鲜人民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许多新组建的人民军部队正在中国境内接受训练，此时朝鲜人民军并没有太多作战任务。所以，在入朝初期，彭德怀与金日成首次会面交谈时，并未就两国联合作战指挥权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1950年10月21日，在金日成与彭德怀进行交流后，和中国关系密切的朝鲜官员朴一禹被委任为中朝两国的联络官。

不过，连续几场战役暴露出问题，使得彭德怀不得不尽快考虑明确协同作战指挥权事宜。

举例来讲，38军初次作战失利，一个重要因素是朝鲜方面给出了错误的情报。

在首次战役期间，志愿军部队在行军途中多次遭遇朝鲜人民军撤退导致道路堵塞的状况，从而使志愿军错过了诸多战机。

因为地形不熟悉，志愿军出现迷路，因为语言不通，因为缺乏朝鲜民众的支持，志愿军出现了不该有的伤亡。

1950年11月上旬，在39军与美军24师的一场战斗里，本存在围歼一股美军部队的契机。然而，由于中朝缺乏统一的指挥体系，致使人民军误把志愿军认作敌军，甚至向志愿军开炮，最终，美军得以成功逃脱包围。

除此之外，在具体的战术指挥方面，朝鲜方面与志愿军曾多次产生意见分歧，致使诸多战机被白白浪费。

在彭德怀发给毛主席的一份电报里提到：“中朝两国联合作战的指挥权问题，得赶紧解决，否则会让志愿军遭受不必要的伤亡，影响战争推进。期望中央能尽快协调处理这一问题。”

令人惋惜的是，在指挥权事宜上，起初金日成并不乐意交出权力，为了这个事情，金日成还未考虑作战需求，调走了当时正与志愿军协同作战的两个师。

毋庸置疑，志愿军断不会把几十万大军的指挥权交到朝鲜一方手中。要晓得，数月之前，朝鲜可是折损了几十万人民军。朝鲜方面的指挥水平究竟怎样，志愿军司令部心里实在没谱。

为处理中朝两国联合指挥权的问题，毛泽东主席亲自与苏联领袖斯大林进行沟通协调。

1950年11月15日，彭德怀、金日成以及苏联特使什特科夫三方举办了关于指挥权的会议。

什特科夫率先发言表示：“苏联觉得，两国联合作战的指挥权应当交由志愿军。斯大林同志曾清晰提及，彭德怀同志是个军事奇才，有彭德怀来指挥，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能获胜。”

为增进中朝两国的友谊，彭德怀十分顾及金日成的感受。彭德怀表示：“我建议，由我、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三人组建一个指挥小组，一同开展指挥工作。”

然而，金日成依旧不愿交出指挥权，当天的会谈依旧无果。

几日之后，斯大林亲自给金日成发送电报，最终，金日成只能妥协并表示同意。没过多久，中朝两国联合司令部正式成立，彭德怀出任司令员兼政委，朝方有一位将领担任副司令员，另一位将领担任副政委。

金日成许下诺言，他不会对彭德怀的指挥进行干涉。显而易见，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的表现，让斯大林已然察觉到朝鲜在指挥方面存在欠缺，唯有由彭德怀来指挥，这场战争才有望取得胜利。

除指挥权方面存在冲突外，中朝两国在战略、交通运输以及停战谈判这三个领域也曾有过矛盾。

在战略层面，志愿军取得数次战役胜利后，金日成期望中朝两国军队能够“趁热打铁”，开展“决胜之战”，力求尽早实现半岛统一。

然而，毛主席与彭德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尽管志愿军接连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志愿军深知，这场战争必定会是一场漫长且艰苦的持久战。

在战争时期的交通运输方面，朝鲜与志愿军存在着各类矛盾。例如，朝方对志愿军所提出的军管制表示反对，还提出铁路运输应当有朝鲜参与管理等要求。最终，在苏联的协调之下，朝鲜才同意由中方对铁路进行管理。

在停战时机这一问题上，中朝两国的看法存在分歧。

实际上，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后，朝鲜和志愿军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为助力朝鲜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同时防范美国再度对朝鲜发起进攻，停战协定签署后，几十万志愿军直至1958年才全部撤离朝鲜。

然而，金日成却有了别样的心思，他多次催促志愿军尽快撤军，不仅如此，对于朝鲜国内亲近我国，曾在我国作战过培训过的朝鲜“延安派”，金日成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清洗，不少在朝鲜战争立下赫赫战功的朝鲜“延安派”将领，被踢出高层，甚至被杀。

由于金日成等领导人具备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对国内部分与我国关系亲近的官员有所警觉，所以朝鲜与志愿军之间出现了各类冲突。

总体而言，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双方的协同作战配合相当出色。中苏关系出现恶化后，中朝两国曾一度关系紧张，但没过多久，两国便重新恢复了友好情谊。朝鲜政府深知，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的关键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