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班德贵为什么会在天津街头暴揍日本人？他真的武艺高强吗

提到班德贵，其实有点难免陷入“舞台黑衣人”的错觉，他看起来一直像个冷面的人，可一进了天津的小园子或者露天“码头”，他整个人就好像突然放电了。这人是北京人，也是回族，生于1920年，大半辈子就在天津做相声，谁能想到他18岁就凭着一个《数来宝》站上舞台，用歌谣逗得台下满座哄笑？他讲的“六代传人”，说到底却又没人真在乎他拜的是谁，行里头好像特别看重“师承”，可他在天津头些年，全凭自己身体力行闯出来的。当时他还顶着“张杰尧徒弟”的身份，谁敢说他不配？天津这地儿，哪个码头好混过？但是张杰尧的辈分始终说不太准，这事儿至今还有点迷糊。

1953年，马三立，班德贵直接挂名“宝”字辈儿。张寿臣点头，看似就落了定案。那会儿马三立正当红，人也正气。他们是同为回族的师徒，马三立甚至专门给他起了个艺名“班笑魁”。只是那年头，班德贵已33岁，建国都好几年，艺名空有其名，他自己倒不怎么用。或许真是名字哪能定得住一个人？这世上的事，说起来容易，可每个人的命数，都得自己一步步踩出来。新中国刚刚成立那几年，天津的相声行当似乎也跟着紧了口气，行里规矩也慢慢变了。班德贵捧逗俱佳，却很少见浪荡张扬，台上一副冷脸，偏偏能把最幽默的段子说出刀锋般节奏。有人说他是“冷面滑稽”，可回头私下一瞧，这人也没有什么好笑的事。

讲道理，班德贵的人缘好得很。江湖人讲江湖义气，有了名声反倒麻烦。你看周德山，说他脖子短，满嘴是笑，看着倒像“周蛤蟆”，可一说起相声技艺，没人敢摆谱。班德贵把周德山当“师爷”，这个头衔既像徽章，又实诚。再说到“相声八德”，周德山在天津那是拎得出来的大佬，跟李德钖搭档，一句一个顺子。可名头再大，晚年身体就该糟心，上不了台，生活零零散散靠着徒弟。新中国还没立稳，班德贵就在南市场子当“掌穴”，替人分钱派场，这职务别说权力姓什么，关键得精明，也得忍得了事。掌穴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见得简单，关系错综，分钱最见真心。

突然有一天，他召人聚会，大家都困惑啥事，结果他说“周德山，现在老爷子不行了，没儿女，我看咱都少分点钱，多出来的大家凑一凑，过段时间送给周爷爷。”还问“赞成不赞成？”下面一片喊“赞成！”。你有几个人会在分钱时候想着给别人？可行走江湖讲究“心里有兄弟”，有人要面子，有人要善报。后来周德山靠着这些钱，老两口有了点零花，哪天晓得还能上街买东西，日子过得比外人想得还宽裕点。1955年周德山去世，丧事也还是班德贵张罗，这人待人处世，总爱把麻烦往自己身上揽。“江湖多情”，这个词太轻巧，说出口都俗气，可这么做的人，不多。

班德贵帮的人不止一个。王鸣禄这名字，行里都知道。他是天津土生土长的人，后来做了相声作家。王鸣禄小时父亲早走，只剩下母亲和姐姐，家穷得要命。从小淘气，可喜欢相声，经常跑园子瞅一眼，班德贵很早就记住了他，俩人不沾亲，自然就熟。王鸣禄12岁开始挑着家，母子仨都靠他，扛不住。那时候他又小，敢说能扛得动吗？要说靠自己，可能吗？

家里揭不开锅，跑到班德贵住的小旅馆。没多说话，就站在门口喊声“叔”。班德贵一看明白了，追问几句掏了些钱，“先拿着，不够再来。”王鸣禄拿钱，低头鞠躬。这场面，要说感动，或许有点不对称，班德贵脸上平平淡淡。几十年之后，王鸣禄已成名人，还是记得幼时这茬。性格“新潮”，他平时见长辈称呼不低头跪拜，敬归敬，规矩那是死的。班德贵去世那年，他突然打破规矩，跪下，磕了三个头，那场面哪还有别的什么“表态”，全是心里话。不讲究章法，也不需要。

班德贵身上还有劲儿。他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遇到事往前冲。1944年，天津还没解放，日本鬼子满大街都是。一天，他路上撞见一个日本人坐人力车，不但不给钱，还打了车夫一巴掌。他二话没上去就是一拳。说不怕，谁都难信。可他没犹豫，旁边天津人见状一哄而上，把那日本人揍得够呛。“快跑”，班德贵把身上钱全给车夫，自己也混在人群跑掉。遇到事，他是有点后悔的，毕竟人怕出事，当时天津混的多，汉奸也多，舞台艺人被认出来，不是没有被告发的可能。可班德贵嘴上说害怕，实际上并没有不安，他带着憨气跟人打哈哈。别他当时真没被抓，“躲了一个月”这话听着像避风头，其实未必吧。你要说他胆子大？可谁又能真的一点后怕没有？

园子里的同行还猜，他是不是“武功盖世”的那种人。班德贵摆手，一副嫌麻烦的样子，说自己什么武功都不会，看不下去就动手。这人仗义气，但也不为了什么正义，纯粹是骨子里的冲动，或许身体里那根筋跟别人不一样罢了。周围的艺人更服他了，这种敬你是骨子里冒出来的，也许只有小孩才不怕直接开口要帮助。

事情说到底谁也解释不清，班德贵其实并不是那种特别完美的“师徒典范”。有些事情他挺推崇师承又有点不当回事，他师门辈分之争一直没服气。，有一派说名分重要，有一派偏说靠实力，班德贵到底怎么想？也许他自己都说不明白。有时候，他看似规矩，其实骨子里不肯被规矩框死。他帮忙分钱、帮忙出头，真要让他自己讲规则，反而没有谁想得清楚。他帮王鸣禄，甚至没有在乎面子。这种人情世故，说复杂其实很简单，说简单，绕出一圈又回到原点。

也别把这个人过度神化。班德贵自己也有自私的时候，哪怕长期帮着同仁渡难关，那会儿他台上台下受尊重，也是在维护个人名头。舞台这种地方，别人需要他的名望，他自然也在意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不可能一点都不在乎。你要问他到底怎么想，他多半是吞吞吐吐，左躲右闪。什么都抬举的人，反而容易活成别人嘴里的故事。

他活得还算自在。新中国成立，天津相声圈里头风气变了点，但班德贵一如既往，有时还活得像没加入什么大时代似的。说他江湖义气是，只不过是时代赋予的外衣。细想这些，江湖上混的人，心里装着的未必真的那么多规矩。有规矩的地方就有模糊，能在一堆人里脱颖而出的，或者自带无数矛盾和偶然。

世间的“好人”总是不合逻辑的。班德贵讲究规矩，规矩有时却不是他安身立命的全部。他能急眼，被人赞在心里，又总能容下人家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他故事里看见自己期望的影子，实际上班德贵自己也许并没有那么多外人设想的纠结与坚持。

班德贵的故事说完了。江湖上究竟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有了相声，还是相声养出了这些人？这也没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