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事件）明知是死路一条，但他却义无反顾，慷慨赴死

写在前面

这里所有撰写的历史事件

均有资料出处，且经我翻过资料查证

当然我特别欢迎读者提出异议，共同探讨

但前提是请提供相关资料出处

如果仅仅凭一句话持反对意见，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不是你脑子里没有的就不存在，这种思维我就不形容了（话难听），当然，中国不少人如是，也见怪不怪！

这样的人往往让人觉得low！

有人说，太空是浪漫的尽头。

那是你没听过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的故事——那个明知飞船有200多个设计缺陷，还带着必死决心登上“联盟一号”的人。

1967年4月23日，苏联宇航员科马罗夫走进飞船，像走进一口烧红的棺材，他不是没看过技术报告——他亲手改过方案、骂过工程师，知道这玩意问题一箩筐，连地面模拟都不合格。但你要问为什么他还是去了，那你得先知道他没得选。

因为他不去，谁去？**加加林。**对，就是那个“第一个飞上太空的人”——苏联的招牌，全人类的“太空第一人”，一旦科马罗夫拒飞，备份人选就是加加林。

那一句传说中的临别语：“我若回不来，他们一定会掩盖真相。”不是悲情，是愤怒，是对官僚政治和技术失控的双重绝望。

而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不是“临时上场”的倒霉蛋，而是苏联航天系统最资深的那一批专业飞行员之一。

“空军第一组”与“教授宇航员”

故事得从1960年讲起——苏联宇航员的“建班立制”开始。

当时选拔“空军第一组”宇航员，报名的飞行员有3000多人，最后只剩20人入围。科马罗夫榜上有名——不仅是合格飞行员，还是航空工程师、试飞员、军官、懂设计、懂物理，什么都能干。一个能设计飞船，又敢自己坐进去试的狠人。

但问题来了，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给出一堆匪夷所思的“规格限制”：最大27岁、身高不超1米70、体重不过68公斤，那都是为了飞船轻、座舱窄。但你说身材再合适，脑子不好使能用吗？

结果，科马罗夫因为年纪偏大、个子高，被刷到了第二梯队，连飞“东方一号”的机会都没捞着。

后来，他就成了那个不太显眼、但队里谁有技术难题都去请教的“教授”。

别利亚耶夫、沃利诺夫这些“猛男型宇航员”遇到问题，就去问他，于是大家都叫他“教授宇航员”。

但“教授”这路也不好走。

“体检不过”两次 + “被查出心脏病” + “飞船没座”= 差点滚蛋

科马罗夫第一次差点出局，是1960年做了个小手术，被宣布半年内不能参加体能训练。

要知道，那时候苏联选宇航员，是跟选特种兵一样选的，你流鼻血都能被淘汰，要不是他靠自己是工程师、写了保证书说能补回来，估计直接被踢了。

好不容易熬回来，1962年又因为同伴肖宁耐受离心加速度不够，被临时顶替去备份飞“东方四号”，结果体检时又查出心律不齐——这玩意美国宇航员迪克·斯雷顿也被“保送地面”了。于是他又被换了下来。

但你要以为他认命，那你就太低估这个人了。

他不是跑去找熟人，而是直接跟军医、指挥部、训练中心全“缠上了”，几乎是硬闯回来的。他的逻辑也简单粗暴：我不是小白鼠，我是能给你飞船提设计建议的人，你们能不能不要把我当兔子捡漏？

1963年，他终于重新入选飞行小组——这时候他已经35岁，资格最老、资历最深，但人家天天被拉去干“配角”。训练、技术辅导、讲座、协助穿宇航服，啥都干。

从曙光一号到联盟一号：他是唯一飞过的飞行员，却也是唯一明知死还要上的人

1964年，机会终于来了。

“东方”系列退场，“曙光”号上场，那是苏联为了赶在美国双人飞行前搞出来的三人一舱“超限挑战”——飞船不改尺寸，就硬塞三个人。怎么塞？把宇航服脱了。

对，你没听错——三个苏联人被塞进一辆没座椅、安全带都没配齐的太空飞船里，穿着衬衫就升空，这放今天是能被央视3·15曝光的。

但这事儿的指令长是谁？科马罗夫。

他是三人中唯一的军官，唯一有飞行经验的人。其他两位：叶戈罗夫——医生；费奥克蒂斯托夫——飞船设计师，干脆是个纯技术人员。

这仨人升空前，官方还安排了一场拍照用的网球比赛。

卡马宁后来在日记里写道：“科马罗夫打得最烂。”你看，升空前领导关心的不是飞船故障，而是拍出来像不像健康阳光人设。

1964年10月，曙光一号顺利升空，任务持续了一天有余。

在太空中，科马罗夫独自完成了离子推进器测试——那是当时顶尖的新技术。并对地面广播说：“祝东京奥运会成功。”

回来后，他立刻被封为“苏联英雄”，再加一枚“列宁勋章”。

联盟一号：每一步都是死亡通知书

时间来到1967年。

冷战胶着、阿波罗计划快把美国人送上月球，苏联不能落后，于是“联盟一号”项目被强行推进。问题是：这飞船还没准备好。

测试显示：飞船有203处设计问题。

太阳能板打不开。

高频通讯失效。

姿态控制不能用。

手动操作还没调试完毕。

你问这时候该干嘛？暂停、返工是吧？

不，苏联高层说：“四月是列宁同志的诞辰纪念日，咱得送点礼。”

于是决定强行发射。

两艘飞船：

联盟一号由科马罗夫单人驾驶；

联盟二号计划之后升空，进行首次太空对接和太空行走。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用人命换政治积分的表演。

科马罗夫知道，他和加加林一起连日熬夜备战，反复试图阻止发射，加加林甚至代表全体宇航员给勃列日涅夫写了封信，说：“我们飞行员都知道这飞船有问题。”

但没人理。

加加林曾试图“抢”这个任务，换下科马罗夫，但高层怎么可能让“国宝级人物”冒险？而科马罗夫，也坚定地说：“我不能让加加林去死。”

于是，1967年4月23日凌晨，科马罗夫登上了联盟一号，飞向太空。

死亡执行程序开始

进入轨道没多久，问题一件一件地爆了出来：

左侧太阳能板完全打不开，飞船供电只剩13到14安培；

高频通讯无法接收地面信号，有好几个轨道段彻底失联；

姿态控制失败，他尝试用DO-1手动推进器修正，但压力很快见底；

更别说最致命的一点：由于供电不足，他无法用太阳定向器进行返回对准。

最后，他硬是用望远镜校准+陀螺平台辅助，在第19圈轨道上，靠**“眼神+经验”**把飞船对准返程角度。

这操作什么水平？

就像开车没方向盘、刹车系统失灵，你手里只有一面镜子和指南针，照着夕阳判断方位，只求不把自己直接烧死在大气层里。

他成功穿过大气层了——但最后的救命工具彻底罢工：

主降落伞与备用伞双双失效。

联盟一号以4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砸在乌拉尔平原上。整个飞船瞬间起火，内部温度直逼上千摄氏度。

科马罗夫的遗体，在残骸里只剩下一个黑炭般的、不足一米的焦块。

“他是英雄”，还是“政治牺牲品”？

联盟一号坠毁后，地面回收人员到场时，看到的不是一个太空英雄归来，而是一堆烧焦到只剩30厘米宽、80厘米长的炭块——那是科马罗夫的“遗体”。

谁都知道这是人祸，但在苏联，当时的气氛就是：飞船失败可以承认，政治决策不能质疑。

三小时后，国家委员会的大人物们陆续赶到坠毁地：包括科学院长凯尔迪什、火箭负责人蒂乌林、空军上将鲁坚科等人。他们没开追悼会，没做技术复盘，而是赶紧安排“公关流程”。

21:45，科马罗夫的遗体装进飞机，送往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命令是：立刻拍照、简要尸检、马上火化。

为什么要这么赶？

因为他们要把这个“悲剧”，包裹成一个“英雄事迹”，然后在红场克里姆林墙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国葬。

加加林说的话，没人愿意听

第二天，《真理报》立刻刊登了定调的悼词，全文政治味浓得像烟熏腊肉：

> “先锋者的道路从来最难。他们行走在未踏之地，哪怕充满险阻，也不曾退缩……科马罗夫，是那个不愿放弃挑战宇宙的苏联人。”

官方的意思是：他死得光荣，飞得伟大，过程不重要，结局就够了。

但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这套说辞有多虚伪。最难受的就是加加林。

在5月17日接受《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他含蓄地开火了：

> “这次事故，应当让所有人意识到飞船测试的每个环节都必须更严格。我们在面对未知时，应该更加警惕。”

言下之意：你们不听宇航员的警告，结果现在出了人命。

5月，加加林和列昂诺夫联名要求在事故调查报告中点名批评飞船总负责人瓦西里·米申，认为他“对飞船性能一知半解”，且“不愿与宇航员合作”。

但你知道苏联体制，没人真为此负责，责任永远模糊，荣誉永远具体。

荣誉很多，但都没换来他一条命

死后，科马罗夫被追授：

第二枚“苏联英雄金星”；

第二枚“列宁勋章”；

骨灰进入红场克里姆林墙墓地，跟苏共高层们“比肩而眠”。

各国也开始纪念他：

1968年4月，在乌拉尔坠毁地点举行了万人追悼会，有人驱车几百公里赶来；

莫斯科“宇航员大道”为他树立半身像；

奥尔斯克坠毁地建纪念碑；

小行星1836以他命名；

月球上的陨石坑以他命名；

苏联发射监测船曾有一艘叫“宇航员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号”。

甚至美国宇航员也为他致敬：

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前，阿姆斯特朗留下了一个纪念包，里面装着写有科马罗夫和加加林名字的铭牌；

1971年，“阿波罗15号”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立下小雕像《陨落的宇航员》与纪念牌，上面写着14位逝去的太空探索者的名字，其中就包括：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

你说这是荣誉吗？

或许吧。但你要问，他想不想要这份“荣誉”？

很可能不想。他只想飞得安全、回来有饭吃。

后记：你说，他是英雄，还是牺牲品？

如果你今天还记得这个人，那你记得的不应该只是“他是第一个死在太空任务中的人”。

你应该记得：

他是第一个亲手写了报告，告诉上级飞船有问题的人；

是那个劝说上级不要发射、写信举报飞船缺陷的人；

是那个本可以拒绝、但选择留下来替别人去死的人。

有人说：他是英雄。也有人说：他是制度的牺牲品。

但不管你怎么评价，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用生命给我们写下了一句话：

> “你可以让我去死，但我至少要死得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