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麦稍黄，我家麦地来了个陌生麦客，10年后，我爹娘多了个

麦客与亲情

＂爹，那人是谁？为啥在咱家麦地里干活？＂我指着远处那个瘦削的身影问道。

爹默不作声，只是深深吸了口烟袋锅子，烟雾在他皱纹纵横的脸上缭绕。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夏天，麦稍黄的时节。我叫周明义，刚从县高中毕业，等着分配工作。在我们这个河北小村子，能考上高中已经是全村人眼中的＂秀才＂了。

六月的田野，在阳光下泛着金黄。我推着＂永久＂牌自行车，穿过田埂，远远看见那个陌生人弯腰割麦的身影。他那熟练的动作，仿佛与麦田融为一体。

＂又来了个讨口饭吃的，咱家也不是善堂。＂我嘀咕着，心里有些不满。自从包产到户后，每一寸土地都关系到一家人的口粮，哪能随便让外人动手。

他叫李长顺，三十出头，瘦高个子，脸庞被太阳晒得黝黑，双手粗糙得像树皮。村里人都叫他＂麦客＂。这个称呼在北方农村并不陌生，那些没有土地、靠帮人收麦为生的人，就被称为＂麦客＂。

李长顺是从陕西逃荒过来的。那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不少人扛着铺盖卷，沿着铁路线，一路讨饭到了华北平原。他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我们村子的时候，正好赶上麦收。

那年头虽说已经改革开放了，但农村还是穷，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更别说收留一个不明来历的外乡人。我们家住的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盖的土坯房，一进门就是硬邦邦的土炕，除了几样简单的家具，连台＂飞跃＂牌电视机都是村里少有的＂奢侈品＂。

可我爹周大川不一样。爹是村里的老支书，在生产队干了一辈子，说话做事总是与众不同。他曾经在五十年代参加过水利建设，后来又在公社当过会计，见识比一般农民要广。

＂吃饭的嘴多一张不多，干活的手多一双不少＂，这是爹常挂在嘴边的话。就这样，李长顺住进了我家的西厢房。那间屋子原本堆放农具，爹亲自打扫出来，还搬了一张简易木床。

娘起初有些担心，怕引狼入室。＂现在世道不太平，听说邻村前段时间还丢了东西呢。＂娘小声在厨房对爹说。爹摆摆手：＂你看他那双手，是干活的人，骗子手上能有那么多茧子？＂

李长顺很快就用勤劳和本事打消了娘的顾虑。他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不仅会种地，割麦的速度是村里最快的，还会修农具、盖房子，连我家那口年久失修的老水井都被他收拾得焕然一新。

我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摆着一张方桌，夏天晚饭后，邻居们常聚在这里乘凉，摇着蒲扇，喝着廉价的＂北冰洋＂汽水，听广播里的评书。李长顺会修收音机，把村里几台坏了的＂红灯牌＂收音机都修好了，大家对他的态度也从最初的疏远变成了接纳。

不到半年，娘看他的眼神就和看我没什么两样了，甚至还多了几分慈爱。每次李长顺干完活回来，娘总会端出一碗刚熬好的绿豆汤，或者变着法子做些可口的饭菜。

＂明义，你这孩子，咋就不能跟长顺学学？人家干啥啥行，你呢？整天就知道看那些闲书。＂娘的这句话扎在我心里，像根刺。

我不喜欢李长顺。不仅因为他抢走了父母的疼爱，更因为他的出现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威胁。我总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麦客。他从不提自己的过去，眼神里总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每次我问起，爹娘就支支吾吾地转移话题。＂人家不愿提，咱就别问了，懂点人情世故。＂爹这样教训我。

那年冬天，我被分配到县食品厂当了一名会计。在那个＂铁饭碗＂还金光闪闪的年代，这份工作让村里人羡慕不已。可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忙，另一方面，也是不愿面对家里那个＂多余＂的人。

有次回家，发现李长顺正坐在我的书桌前，翻看我的高中课本。那本《高中代数》上还有我当年做题的痕迹。他看得那么专注，嘴里还念念有词。看见我进来，他慌忙合上书，脸上露出抱歉的表情：＂对不起，我就是想学点知识。＂

我冷冷地说：＂你一个大老粗，学这些干啥？老老实实种你的地不好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李长顺的眼神黯淡下来，默默走出了房间。

晚上，我听见西厢房传来低低的读书声。透过窗户的缝隙，我看见他在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在本子上写着什么。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泛起一丝敬意，但很快又被莫名的敌意取代。

村里人背后议论纷纷。＂周家那个麦客，你们看出来没有？长得跟周大川年轻时一模一样！＂集体屯里的赵婶子这样说。她年轻时在生产队和我爹一起干过活。

＂听说周大川当年在外地修水库时，有过一段风流韵事...＂王叔抽着＂红塔山＂，神秘兮兮地说。

这些闲言碎语如同惊雷炸开在我耳边。我开始仔细观察李长顺的长相：那高高的鼻梁，微微下垂的眼角，还有说话时习惯性摸后脑勺的动作，确实和爹有几分相似。

一九八七年的春节，家家户户贴上了大红春联，院子里飘着饺子的香气。我请了三天假回家过年。席间，爹难得地喝了点酒，脸颊泛红，眼神却时不时瞟向李长顺，欲言又止。

＂长顺啊，你在我们家都快两年了，也该成家了。＂娘突然说道，＂村东头的刘寡妇家有个闺女，今年二十有三，人勤快，模样也周正...＂

李长顺慌忙摆手：＂大娘，我哪敢想这些，我这人没根没底的...＂

＂什么没根没底，＂爹拍了桌子，＂你就安心在咱村扎根！我和你大娘把你当亲儿子看待！＂

＂亲儿子？＂我冷笑一声，＂爹，您可真会说笑。＂

席间气氛顿时凝固。

那年秋天，我在老槐树下无意听到爹娘的对话。那天我休假回家，天色已晚，月光如水般洒在院子里。

＂大川，咱们瞒明义多久了？他都二十了，该让他知道真相了。＂娘的声音里带着忧虑。

＂再等等吧，等他工作稳定了再说。怕他一时接受不了。＂爹的声音低沉。

＂长顺这孩子，命苦啊。好不容易找到亲人，却不能相认。＂

＂当年要不是我负了那个女人，也不会有今天这出戏。＂爹深深叹了口气。

真相如同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李长顺竟是爹当年在外地与另一个女人所生的儿子！那女人难产而死，孩子被人收养，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亲生父亲。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了。原来我不是爹娘唯一的儿子，原来那个突然闯入我生活的陌生人，竟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行李，准备返回县城。爹站在门口，欲言又止。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冷冷地说。

＂明义，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爹想解释。

＂有个好爹就够了，我不需要什么兄弟！＂这是我留给家里的最后一句话。

我愤然出走，离开了食品厂，背着简单行李踏上了南下的火车。那是一九八八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南下潮＂正盛，许多北方人奔向深圳、广州这些新兴的经济特区，寻找新的机会。

我在深圳一家港资企业找到了工作。从流水线工人做起，后来凭借会计知识，进入了财务部。八十年代末的深圳，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霓虹灯闪烁，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兴隆。街上的人们穿着时髦，言谈举止间透着新潮和自信。

这里的一切都和家乡的那个小村庄截然不同。我刻意切断了与家的联系，只在春节时寄一张＂全家福＂贺卡回去，上面印着＂恭贺新禧＂几个大字，却不留地址和电话。

时光荏苒，转眼十年过去。我从一名普通职员升为部门经理，有了自己的一套小公寓，还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女友是广东本地人，在银行工作，家境殷实。

一九九五年，我们谈婚论嫁，女友要求见我的父母。＂你总不能没有家人吧？＂她疑惑地问。我编造了父母早逝的谎言，婚事因此搁浅，最终不了了之。

这些年，家乡的影子时常在梦中出现：那片金黄的麦田，老槐树下的乘凉，还有李长顺那双粗糙的手和专注的眼神。每当醒来，我都会强迫自己忘记，但那些记忆像野草一样顽强地生长。

一九九八年初，我收到一封信，是村里的王叔写来的。信中说爹患了肺癌，情况不太好，希望我能回去看看。我捏着那封信，在深圳的街头走了很久。夜色中，霓虹灯映照着我的脸，泪水模糊了视线。

当我得知爹病重时，我终于放下了执念，踏上归途。离家十年，我头一次真切地感到思乡之情。火车一路北上，窗外的风景从南方的青翠渐渐变成北方的苍黄。

回到家乡的那天，天空飘着小雪。村口的大槐树依旧，只是树干更粗壮了，枝丫更繁茂。村里新盖了不少砖瓦房，有的甚至是小洋楼，只有我家的土坯房依旧如故，显得有些破旧。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看到的是苍老的娘和憔悴的李长顺。娘的头发全白了，佝偻着背，眼睛却一下子亮了起来：＂明义！你可算回来了！＂

爹已经走了三年。＂他走的时候，一直念叨着你的名字。＂娘抹着眼泪说。我站在爹的坟前，泪水止不住地流下。周围是一片麦田，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仿佛爹慈爱的抚摸。

这些年，是李长顺一直照顾着爹娘，还把我家的几亩薄田种出了全村最好的收成。他不仅自学成才，还在村里办起了农机修理站，帮助村民维修拖拉机和收割机，日子过得红火。

＂自从你走后，他就没离开过这个家。照顾爹娘，操持家务，还把地种得好好的。＂村里人这样告诉我。

晚上，我和李长顺坐在炕头，中间放着一盏煤油灯，影子在墙上摇曳。他比十年前更加沉稳，眼角添了几道皱纹，却依然精神矍铄。

＂弟弟，回来就好。＂他红着眼睛叫我，嗓音沙哑却温暖。

我第一次没有反感这个称呼。＂哥...＂我试着叫出口，声音哽咽。

他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一沓泛黄的信纸。＂这是你写给家里的信，爹都收着呢，虽然地址寄不出去，但他每封都回了。＂

我打开那些信，看到爹工整的字迹：

＂明义，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长顺很孝顺，帮着照顾家里。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有机会就回来看看...＂

字里行间，满是牵挂和期盼。

李长顺告诉我，他确实是爹的儿子，但并非外遇所生。那是五十年代初，爹参加水利工程建设时，和一个女知青相爱。后来政策变了，女知青要回城，两人不得不分开。谁知她已经怀孕，生下孩子后，因难产去世。孩子被当地农民收养，取名李长顺。

＂我找了爹很多年，直到八五年才打听到消息，来到这个村子。＂他说，＂爹一眼就认出了我，但怕你接受不了，就让我先住下来，慢慢相认。＂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比起血缘，人世间更宝贵的是那些用心守护彼此的深情。

＂对不起，哥...＂我哽咽着说。

＂傻小子，我们是亲兄弟啊。＂他拍拍我的肩膀，＂家里的地我种着呢，你就在城里好好干吧。＂

第二天清晨，我和李长顺一起下地。初春的田野，麦苗吐出嫩绿的新芽。他教我如何判断麦苗的长势，如何施肥、浇水。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农民与土地的感情。

＂这片地，是爹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他说。

夕阳西下，我们肩并肩走在田埂上，身后是一道深深的脚印。十年前那个陌生的麦客，如今已是我生命中最亲的人。

麦田依旧，麦客已是故乡。而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李长顺一起照顾娘，一起劳作。虽然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城里工作，但每个月都会抽时间回家看看。村里人都说我们兄弟情深，羡慕不已。

一九九九年秋收后，我和李长顺商量着给老屋翻新。＂砖瓦房好，冬暖夏凉。＂他说。我们一起打下地基，一起烧砖瓦，一起砌墙抹灰。等到第二年春天，一座崭新的二层小楼在村里拔地而起，远远望去，十分气派。

娘站在新房前，笑得合不拢嘴：＂你爹泉下有知，一定很欣慰。＂

李长顺后来也成了家，娶了隔壁村的一个姑娘，生了个胖小子，取名周长义，寓意长长久久，恩义世代相传。

如今，麦田依旧金黄，岁月静好。每当我站在田埂上，望着那片土地，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个曾经陌生的麦客，如今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

人生路上，我们终究会明白：亲情不仅源于血脉相连，更在于心灵相通。正如那片麦田，年复一年地收获着，不仅是粮食，还有爱与责任、宽容与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