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钱其琛亲赴平壤，通报中韩将建交，80岁金日成的表现让人钦佩

2003年3月，钱其琛在正式退休那年春天，已经75岁。消息一出，当时的社交媒体还没兴起，新闻却像风一样传开。这位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人生几乎一半时间都围着国家转。他没选择从此逍遥，而是坐在案头，把几十年风云故事理清写成书。

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这本书一上市，外媒迅速有人留言这样的回忆，不止是个人荣耀，也是国运沉浮的小窗。许多年轻人甚至抢着买英文版和日文版回去研究，这倒有点意料之外。

书里最让不少外交圈外人士眼前一亮的，还是第五章《通往汉城》。和以往枯燥的公文体不同，钱其琛像在跟老友聊天。他没有刻意拔高调门，用的笔法却带着留白。那些重要年份、人物，交错出现，点到为止却有余味。甚至那些原本听来遥远的事，逐渐变得可以感同身受。

中韩其实很早就关系不一般。有人喜欢把明朝万历朝鲜之役、甲午战争都拿来回说朝鲜当年跟中国并肩扛过外侮。但后来情况完全换了脸色。1945年以后，两国官方、民间都没啥来往，“韩国”两个字甚至像敏感词。那时候，普通人几乎没人会讨论，也没人想着和韩国打交道。大多数场合下都说“南朝鲜”，多少有点带着距离感。

到了1991年11月，钱其琛带着代表团，突然飞到汉城。那年中国还叫这座城市“汉城”，而不是首尔。这趟出行，明面上是为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但谁都猜得到，实际远没这么简单！刚落地，记者就把代表团包围。酒店的电梯间里，设备架得密密麻麻。舆论场上一下子炸开了锅，“中国到底怎么想？”几乎成了现场所有人的问题。

果不其然，快到傍晚，一位韩国总统府礼宾官突然找到钱其琛，说总统卢泰愚想见他。那时候卢泰愚的任期马上结束，他急着在这份工作画个句号。双方那场会谈气氛不温不火。卢泰愚态度十分坦率，说对几十年隔绝挺遗憾，希望赶紧推动两国建交。

可是钱其琛并没有正面答应。只抛出一句希望南北双方和平共处，然后又说贸易继续就好。其实气氛一时间有点微妙。第二天两国外长吃早餐，气氛比前一天轻松。我这都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前脚还冷漠，后脚就同桌吃饭了？

李相玉很直接，话锋一转“我们理解中国得慢慢考虑，也希望能早日建交。” 钱其琛还是没松口。有人觉得他这是官腔，其实不是。钱其琛自己后来回忆“真正难处不在中韩，而在中国和朝鲜怎么交代清楚这事。”那个局，外人看似简单，其实各有各的盘算。

有句话说出来有点拗口——不是中国没有诚意，实在是急不来。要说这盘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布子了。1985年，邓小平说过，跟韩国交往，既能做生意，又能在国际格局里多牵一手。“和台湾割断关系，经济政治都有好处”。这种说法，其实并非小道消息，而是数个权威信源叠加、官方文档都能查到。

有意思的是，1986年、1988年，中国代表团连续两次去了汉城参加运动会。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朝韩代表团旗帜第一次并排。那一幕，有些人觉得具有象征意义，但也有人完全不以为意。世界其实并没有因为一次合影而变得更和谐吧？

1991年春天，中方代表特意访问平壤，主动透露今年联合国大概率会让韩国入会。文件资料能找到细节，当年5月，中央主动与朝鲜沟通，明讲中国难以反对韩国入联。如果韩国先入，朝鲜再想进，难度就大。这其实是真话，也没啥遮掩。

果然，两国都没多犹豫，朝鲜次月报纸上就登了类似表态，不过依然有那么点无奈的味道。1991年9月，韩国和朝鲜一块儿进联合国，算是给后面建交埋下伏笔。

等钱其琛1991年底造访汉城，这一切其实已经酝酿好几年。回来后，中韩之间谈判拉开架势，三次会谈、程序都快速推进。和其他重大外交博弈比，这一点流畅得让人怀疑背后多少误会。有人觉得是不是太顺利了？可实际上，越是大事，越需要幕后铺垫。

但最后关口，钱其琛还是要先去一趟朝鲜。1992年7月，中央定了主意，这事不能只在书信里解释，要极度慎重。决定钱其琛亲自去平壤。这趟行程并不轻松，说不忐忑是骗人的。他自己写道，当年心里隐约觉得“可能要摊上麻烦”，毕竟每次去，朝方一定是大阵仗。这次却破天荒安静。飞机偏停机坪，只来了一位外长金永南接机，那气氛有种说不出来的尴尬。

在机场直接上了直升机，钱其琛和金永南脸上都没太多表情。飞机里闷热无比，临时开一条道直奔金正日的别墅——很少有国家元首愿意这样见客。那两天平壤“像个大蒸汽笼”，而钱其琛几乎一直拎着箱子没敢放下。有人会问，这种场景下，谁能全身而退？

金正日一见面，讲话很快。他没发火，没甩冷脸，只说了一句，希望坚持自主、继续走社会主义之路，还说愿意理解中国政策。照理这句话挺好，背后的意味只有当事人心里明白。这一次见面时间极短，气氛到底是冷还是热？

其实也许不重要。毕竟朝鲜在关键节点，总能展现意外的弹性。金日成晚年，对中国立场多少表现出理解，而不是一种被迫的认输。这种分寸感，也正好符合当年东亚的复杂局面。有人这正是老一代领导者的格局。

外交有时候就像下棋，有些棋局明面上水到渠成，背后却步步揣摩。等公务回来，钱其琛当天下午5点就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细节，建交的事很快进入最后一公里。有人觉得这样“速成”，其实更像是多年的铺垫突然爆发。你信不信？事情未必都按一般套路走。

查阅当年外交部发布的官方口径和社科院的分析，甚至联合国资料，建交那年，中国和韩国的贸易额立刻直线上升，彼此互签经济合作协议，短时间内增长幅度超过170%。行业媒体到现在都在复盘这批合作给中国电子工业、船舶市场的影响。其实到现在部分深度技术交流依然受制于当年遗留安排，这一点你要说“完全自由”也并不现实。

可是历史细节是丰富的。有人回忆“外交十记”出版那年，市面上关于中韩关系的书一下子多起来了。有研究者干脆买了全套英、日韩版本比着看。不同译本在措辞上微妙不同，有的说对朝鲜关系是拖延，有的说是深思熟虑。谁说得对？很难说清。

钱其琛2017年去世时，北京刚进入初夏。那天外交部网站首页黑白照片，上面悼词没有华丽辞藻。反而是真正的大事，人们往往没时间去煽情。各国媒体除了纪念，也开始重新审视他生前留下的很多外交记录。其实他个人究竟多么重要？各方有各方的说法，甚至有人批评他手腕太强，也有少数历史学者觉得他过于圆滑。

但回头中韩走到今天，2018年韩国对华出口额，占整年总额20%以上。韩国产业转移、人员互访、文化交流、青年学生批量留学中国。这些数据后面，都是当年汉城之行一锤一锤敲下的。

不过想起来，其实有些东西也并没变得太理想。中韩关系在21世纪初期的高峰过后，也遭遇过萨德危机、经贸摩擦。有些人这早晚是必然，政治和友谊隔着铁丝网，总会有起伏。当年建交太快？有人觉得是失算，也有人说拖到二十一世纪未必更好。但真有人敢说钱其琛当年做法就是完美的吗？其实没人有答案。

但有时候选择并不只有一种最优解，历史的操盘手也未必时刻都能“算清账”，流程得过得去，关系纸得保得住。尤其那些关键人物身上，总有复杂、甚至有点矛盾的地方。你说他冷静吧，他也能破例热情一回；你说他坚决，他偶尔也犹豫——这或许正好是真实历史应有的模样。

《外交十记》只写到2002年，之后新故事更多，老一代的身影逐渐退场。但钱其琛留下的那些细致入微的描写、偶尔的停顿、闪烁其词，有时候比简单的胜利更能让人耐琢磨。

外交这种事很难说谁赢谁输。每一次波澜，看似已成过去，其实都还留着些回音。中韩这段道路，有时候高光，有时候拐弯。不尽如人意，也称不上彻底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