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的“苦学”

龚继先

1959年春，李可染先生和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一、二年级的同学在颐和园上写生课时的合影。

在第一堂课上，李可染先生说道：“我是苦学派，做什么事都会练功。”他忆起早年间跟随孙佐臣学拉胡琴，孙老师让他记住“稳、准、狠”三个要点；学艺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到了冬天，手冻得僵硬，通过拉琴，让关节活络起来，最终灵活自如。他以此为例，强调基本功就得这么打，敢于对自己下狠心，“你们打五年的基本功，并不吃亏。画画不是马马虎虎对付一下就能交差的事，要非常认真，要吃得起苦”。

随即，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园林用太湖石布景，西方的园林多摆放雕像？”他说：“这是中国人的艺术哲学。中国画追求神似，白石老人说过，‘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中国人还崇尚自然，讲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不能对立。”

可染先生为人严谨、认真，他在课堂上言语简洁，很少讲题外话，也从不说伤人的话。他画画时，展现出扎实的书法功底，以书代画，落笔极慢，积点成线，有人形容可染先生的画是“点线的舞蹈”。即便在课堂上示范，他也画得很慢，一幅简单的《杏花春雨江南》，往往要画两个上午。正因此，我们看得清楚、学得明白。他讲山水、讲笔墨时，建议我们多临碑。可染先生偏爱碑的金石气，追求苍茫的历史感与沉积的厚重感，这与他的笔法相吻合。受其影响，我常去琉璃厂淘碑帖拓本。

1960年，可染先生提出“采一炼十”的艺术主张。这四个字原本说的是采矿异常艰辛，冶炼更需付出，延伸到艺术创作上，意在表明真正的艺术创作必须兼具采矿工人和冶炼工人的双重劳动，而可染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苦行者。

人们常说从艺要有天赋，可据我多年的观察，特别是在可染先生身上看到的，除了天赋，还必须具备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只争朝夕的勤学苦练，我没见过一个功底不扎实的大家、名家。黄永玉先生的画室与可染先生画室刚好呈九十度角，黄先生曾回忆，深夜准备休息的时候，总看到可染先生画室的灯还亮着。可染先生也说过，自己喜欢荷花，却不敢轻易去画，倘若真画，就要买十刀二十刀纸，把这些纸画完了，才可以真正地画荷花。他反复强调苦练基本功，要求我们多临碑，也蕴含此意。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一场改造中国画的大讨论，可染先生参与其中，在《人民美术》的创刊号上发表《谈中国画的改造》。他给我们讲过自己在推动中国画变革上的执着和艰辛，对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他说，画好中国画，要“有胆有魂”；“胆”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是着力彰显时代精神的意境。可染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正逢时代转型期，美术界紧跟形势，促成新国画的崛起。他属于转型非常成功的一位，创作出《万山红遍》这样的鸿篇巨制。这些新国画大胆设色、创新构图，营造出辉煌灿烂的时代图景，获得了圈内圈外的如潮好评。可染先生说自己在创作时克服了重重矛盾，其中就包括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现实生活与艺术境界的矛盾。

为了画新国画，可染先生不畏山高路远，坚持外出写生，体验火热的生活。他说：“绘画最重要的，要精读两本书，第一本是大自然，第二本是传统，任何大学问家都要读这两本书，离开大自然和传统，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的。”他可能是写生地点最多、写生行程最长的中国画家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堪为“艺术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黄永玉先生评价道：“可染先生其实是一种聪明而淳朴的农民性格，勤劳是他的天性。”

每次外出写生，可染先生会带上修鞋匠用的那种马扎，还有自己特制的画夹。这种画夹用帆布包裹两块硬板，拿橡皮筋一勒，画纸夹在中间，不会掉出来，硬板还可充作画板。比起西方的标准画夹，可染先生发明的画夹轻便、小巧，非常适合长距离的野外写生。

1959年的春季学期，可染先生带领中央美院国画系一、二年级的同学，去颐和园写生，为期约两周，作为大一新生的我有幸参与。

行前，可染先生特地让老崔做了一批纸。我不晓得怎么制作的，这种纸绵软不易化，用舌头舔一下，微微发甜，貌似里面添加了蜂蜜。都说可染先生选纸非常讲究，那次我算是体会到了。他曾向我们透露“炼纸”的秘方：买一整卷宣纸，牢牢卷紧，放到澡盆里浸泡，待完全泡透后捞出，慢慢阴干。这种宣纸韧性强，还致密，特别适合画山水。我们听后觉得神奇，但没人尝试，因为买不起一整卷宣纸。

颐和园是皇家园林，布局经典，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美不胜收，可画的东西非常多。我们住在延清赏楼，每天集中写生与自由写生相结合，碰到自己感觉好的地方，就展开画纸，画一两张。等晚上返回住处，再聚到一起交流，谈谈白天写生的体会。那时候大家都年轻，风华正茂，情绪饱满。

这期间，写生的师生拍了一张合影，大家挤坐在台阶上，从表情上看，无不兴高采烈。我挨着可染先生，就坐在他身旁。这张合影我一直保留着，每每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感慨不已。

从颐和园写生归来，大家都创作了一些作品，送到可染先生那里，请他指教。他从中挑出一幅，说这幅好。那是周思聪的作品。周思聪是天津人，因为喜欢画画，又画得好，中学便离开家乡，到中央美院附中求学。她比我们多接受了三年正规的美术训练，笔墨清新，表现力强，女性画家的特点很鲜明。

那年，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正在维也纳举行，可染先生为周思聪的画亲题画名“万寿山一角”，送到维也纳参展。北京人习惯称颐和园为万寿山，所以她画的是“颐和园一角”。后来，《万寿山一角》获得国际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会银质奖，这个奖对周思聪的影响极大，她成了学生群体中的名人。虽然大三分科后，她选择了人物方向，进入蒋兆和先生的工作室，但她一直感念可染先生的知遇之恩，离世前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是可染先生的肖像画。

读书时，我们常去可染先生家。当时他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中央美院宿舍，面积不大，纸、画、画具堆得满满的。可染先生家常年只挂两幅画，一幅是林风眠先生的，一幅是关良先生的，他对我们说：“这两幅画，现在你们还看不懂，是给五十年后的人看的。”

可染先生念旧重情。他出身贫寒，虽然早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但极为刻苦，勤于绘事。上世纪三十年代报考杭州国立艺专时，被林风眠破格录取，读书期间受到林先生赏识与关照。据说，林先生一度准备送他赴法留学，但由于可染先生参与了进步活动，被当局盯上，未能成行。为了避祸，林先生还给可染先生几十元钱，帮助他离开杭州。1944年，可染先生和师母邹佩珠在重庆喜结良缘，请同在重庆的林先生主婚。这些和林先生的岁月旧事，可染先生念念不忘。

有时，我们会吃完晚饭再去可染先生家。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多聚焦艺术主题，可染先生爱讲美术理论，一直待到九十点，才不舍地散去。他敬佩黄宾虹、齐白石，因而黄宾虹、齐白石的事情讲得最多；他的“积点成线法”，就受到黄先生的影响。记得可染先生还说过，齐先生的书法和画力能扛鼎，笔力跃然纸上，作为学生辈，自己的作品不敢挂在齐先生旁边，毕竟笔力不逮，云泥立现。

确实，黄宾虹、齐白石的笔墨浑厚，其实可染先生也非常重视笔墨的浑厚。他给我们讲书法时，提到的都是笔力雄强、气势宏大的一类，列举的汉碑尤其多。说唐碑时，他提到李北海；说当代江浙的书法家时，他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沈尹默先生，他说沈先生的字自然流畅，有境界，有趣味；另一个是鲁迅先生，他说鲁迅的字好到不怕推敲，“你们去找他的字来看，小方格里的字放大以后，仍然耐看，那可真不易”。可染先生重视文化底蕴的积累，沈尹默和鲁迅学养深厚，是有思想的学者，他们的字自然也意蕴丰厚。

我们去可染先生家的时候，偶尔会见到邹师母。邹师母是重庆国立艺专雕塑系的毕业生，那时正在中央美院教雕塑，代表作有《彭雪枫烈士纪念碑雕像》等，为人开朗，喜欢文艺又擅长文艺，体育和京剧都很在行。可染先生的胡琴拉得好，邹师母的京剧唱得也不赖，够得上票友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