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到台北后，命人在郊外建了一座石窑洞，非蒋介石召见不进城

“1950年初的一个清晨，’老阎，你真打算在这荒山里凿个洞？’警卫忍不住嘀咕。”阎锡山抬头望向远处的七星山，只回了三个字：“就这么办。”飞机失事般的沉默笼罩在菁山的冷雾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曾在太原执掌乾坤三十八年的晋系领袖，会把自己余下的岁月埋进台北郊外的石窑洞。

1949年春天，他离开太原时仍幻想着“保存实力”，但南京、广州相继告急，退路被一寸寸吞没。六月，他落脚台北松山机场；接机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阎锡山那天两手空空，仅带一只旧皮箱，箱扣还坏了一边。其实他明白，昔日的晋绥王已经失去筹码，只能仰仗蒋介石鼻息喘气。

刚到台湾，蒋介石仍让他出任“行政院长”，表面客气，实则削权。阎虽察觉，却装作不知，一边在南京东路的官邸走流程，一边琢磨后路。半年后职务被免，他顺水推舟，搬到丽水街。那里闹市嘈杂，警卫岗频繁，他夜里睡不踏实，便提出去日本或美国静养。蒋介石冷冷回道：“台北山多水也多，足够先生修身。”拒绝毫不客气。

阎锡山索性往更远处钻。菁山原本是日据后期未完工的农场，交通不便，附近只有几户猎户。从官邸到那里，汽车得颠簸一个多小时，沿途还是碎石土路。警卫嫌麻烦，他却乐在其中，“山高皇帝远”正合心意。到达当天，他先量坡度，又掂泥土含水率，北方窑洞的执念就这么冒头。当地山民劝他：“这里潮又常地震，挖洞不吉利。”阎反问：“潮可以排水，震可以加固，怕什么？”固执本色毕露无遗。

决心一定，材料便地取石。十多名随行老兵学着北方窑洞法，从山腰横向开凿，再用花岗岩砌拱顶。工程拖了三个月，雨季刚过，洞口前的梯田里野草膝高。完工那天，他给窑洞起名“种能洞”。问及寓意，他笑着解释：“种德育能，洞中求真。”众人半懂不懂。有人暗叹，这位旧军阀在败局之后，竟转向心学与玄谈，倒也说得过去。

石窑洞建好后，阎又向金铜矿务局租下周围二十余顷荒坡，自称“种能农场”。他种了几亩高粱，移栽北方大葱，又试着引进山西老槐树，都活得勉强。没活成的，他便在日记里写“与天斗，其乐无穷”。不得不说，这种阿Q式乐观帮他熬过了最灰暗的时期。

蒋介石偶尔带宋美龄驱车前来，打眼一扫，草庐、石窑、菜畦，一派苦行僧景象。他问阎：“近来可安？”阎答：“著书、种菜，其他无所求。”宋美龄夸他“淡泊”，蒋却心知肚明，这正是对权力场的温柔抵抗。回程路上，蒋随口一句：“让他写吧，写累了自然老实。”从此，两人隔着山林维持微妙距离。

十年光阴流过，阎锡山的作息像上弦钟般精准：清晨七点起，磨墨写稿；午饭后小憩；下午巡视农场；傍晚沿山路快步走三千步；夜十点就寝。他给自己订了门禁——非蒋召见不进城。城里旧部想探望，得提前挂电话，得到的答复常是“老长官外出砍柴，改日再来”。久而久之，门庭冷落，只有老警卫与两条黄狗作伴。

1955年春节，他写下一副字数冗长、逻辑繁复的春联，院里挂起来，连识字的勤务兵都读得云里雾里。朋友戏称“老阎把大同主义当神佛念”。阎并不介意，反而把这些评论抄进笔记：“众人皆醉我独醒，醒者无畏笑声。”这种近乎自我催眠的笔触，在他的《三百年的中国》手稿里到处可见：大段论世局，又夹杂玄学与养生心得，史学专家后来翻阅，也只能摇头。

1959年深秋，他开始胸闷。医生诊断为冠心病，建议长期住院。他嫌病房嘈杂，住一个月便逃回菁山，理由是“山林空气稀薄，行走如练功”。看护劝不动，他便拿辛亥革命旧事开涮：“那年在东京枪林弹雨都没趴下，现在怎会倒在医院床上？”语气轻松，实则心里有数。

1960年5月中旬，他突发腹泻，体力急降。21日早晨，警卫扶他下山去台大医院，途中呼吸急促，车刚拐到仰德大道，他已昏厥。随行军医做心脏按压无效，十分钟后宣布“阎公逝世”。时年七十八岁，走得比谁都干脆。

阎锡山生前留下九条遗嘱，前七条都是“丧事简办、防哭闹、不收奠仪”等常见交代，后两条却让治丧委员会抓耳挠腮：其一，墓碑刻日记第100与128段；其二，七日内晨昏诵读《补心灵》。日记内容外人难解，《补心灵》更闻所未闻，听起来像民间小册子。他的旧部私下议论：“老阎临终还是那股神神叨叨劲。”不过遗愿仍被照办——倒不是畏惧，而是一种迟来的尊重。

墓地选在七星山南坡，与他生前散步的路径仅隔一条山涧。下葬那天阴雨，何应钦主持仪式，蒋介石未到，仅派张群致祭。军乐低沉，山雾沉重，棺盖合拢后，老警卫在旁轻声嘟囔：“晋绥的山是土，这里的山是火成岩，老长官究竟能睡得惯吗？”没人回答。

阎锡山从太原到台北，手握重兵到手握锄头，短短十年，权力的峰谷写得通透。有人说他是固执的旧军阀，有人说他是早熟的地方主义者，但在菁山石窑洞里，他把这些标签统统封存，只剩一个执拗老头与石头对话——这也许是他最后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