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恩宜后报，威宜早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洞悉人性幽微，留下千古箴言：“恩宜后报，威宜早立。”

这寥寥八字，道尽了统御人心、安身立命的至深智慧。

恩德施予需留待日后彰显其厚重，权威树立则务必在初始便不容置疑。

历史的车轮碾过无数成败兴衰，无不印证着这条铁律。

《资治通鉴》记载了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的一则轶事。

安史之乱后，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大军进犯长安，京师大震，代宗仓皇出奔。

年近七旬的郭子仪临危受命，麾下兵力却极度空虚。

面对强悍的回纥骑兵，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郭子仪深知，此刻必须立威于敌胆，方能争取一线生机。

他力排众议，毅然卸甲，单骑直入回纥大营。

回纥酋长们见这位须发皆白的老将竟敢孤身前来，其胆魄早已震慑众人。

郭子仪昂然质问：“汝等曾与我大唐并肩平叛，血盟未寒，奈何背信弃义至此？”

他凛然不可犯的威仪，瞬间击溃了回纥人的心理防线。

回纥统帅药葛罗惊惶下拜，连声道：“果吾父也！”（果然是我的父辈啊！）

一场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竟在郭子仪单骑立威之下，化为歃血为盟的转机。

若无此雷霆之威早立阵前，何来其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效？

近代湘军统帅曾国藩，对此亦有深刻体悟。

初练湘勇时，军纪废弛，士卒散漫，几无战力可言。

曾国藩洞察其弊，决心以严刑峻法立威于草创之时。

他亲定《湘军营规》，条律森严，违者必究，绝不姑息。

一次，他最为赏识的爱将金松龄，因作战时见死不救友军，触犯军规。

众将纷纷求情，言金松龄勇猛善战，杀之可惜。

曾国藩心如刀绞，却深知立威贵在初始，若法外开恩，则威权扫地，军令从此如同废纸。

他强忍悲痛，挥泪下令斩决金松龄。

此令一出，三军肃然，湘军面貌焕然一新。

正是这“威宜早立”的铁腕，奠定了湘军日后成为劲旅的根基。

商场如战场，立威之要，亦在趁早。

新官上任，若初始便对懈怠散漫、挑战规则之举姑息纵容，则权威尽失，日后纵有雷霆手段，亦难服众。

创业之始，若对损害公司核心价值的行为（如贪腐、渎职）不及时亮剑，则歪风滋长，大厦将倾于微澜。

威信的建立，如同筑堤防洪，必须在涓涓细流时便筑牢根基，方能抵御滔天巨浪。

《资治通鉴》同样精妙地阐述了“恩宜后报”的深邃。

光武帝刘秀平定河北时，劲敌王郎虽灭，但其旧部惶惶不安，唯恐秋后算账。

刘秀的案头，堆积着大量缴获的文书，其中不乏河北官吏与王郎暗通款曲、甚至辱骂刘秀的铁证。

群情激愤，将领们力主按图索骥，严惩叛逆，以儆效尤。

刘秀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他当着众将和河北降官的面，下令将所有文书聚于一室，付之一炬。

火光冲天而起，刘秀朗声道：“令反侧子自安！”（让那些心怀不安的人自己安心吧！）

熊熊烈火，焚毁了罪证，更焚尽了无数人心中沉甸甸的恐惧枷锁。

此举如春风化雨，瞬间瓦解了潜在敌对势力的顽抗之心，河北之地，人心大定。

刘秀的恩德，没有在胜利时急不可耐地施舍小惠，而是在人心最动荡、猜疑最深的敏感时刻，以“不追究”这种巨大的政治智慧施以厚恩。

这恩情，因其“后报”的时机和震撼的方式，其效力被放大了百倍，真正收服了人心。

现代商业巨子松下幸之助，深谙“恩宜后报”之道。

松下电器创立初期，遭遇严重经济危机，产品滞销，资金链濒临断裂，公司面临裁员甚至倒闭的绝境。

许多员工忧心忡忡，不知明日何在。

松下幸之助没有选择在此时发放微薄的“恩惠”来安抚人心。

他召集全体员工，坦诚相告公司困境，然后宣布了一个惊人决定：绝不裁员，但生产减半；同时，所有员工取消休假，全力投入推销库存。

他承诺，一旦公司度过危机，所有员工都将分享公司的成果。

这个承诺，在当时无异于画饼充饥。

然而，正是这个在危难之际许下的、指向未来的“厚恩”承诺，激发了全体员工背水一战的决心。

大家齐心协力，奔走推销，奇迹般地清空了库存，回笼了资金。

当公司转危为安后，松下幸之助兑现诺言，不仅补发了工资，还设立了在当时极为优厚的利润分享制度。

这份在绝境中许诺、在成功后兑现的“后报”之恩，其力量远超即时的小恩小惠，它凝聚了人心，铸就了松下“产业报国”、员工视为家园的企业文化根基。

施恩如同酿酒，急不得。

在对方顺风顺水时锦上添花，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唯有在对方身处困境、内心渴望或惴惴不安之时，适时适度地施以援手或表达信任，这份恩情才显得弥足珍贵，才能产生刻骨铭心的效果。

过早或泛滥的恩惠，只会稀释其价值，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

《资治通鉴》所载的智慧，绝非孤立地强调立威或施恩，其精髓在于恩威并施、时机得当的微妙平衡。

司马光笔下的战国名将田穰苴，便是深谙此道的典范。

齐景公时，晋、燕两国入侵，齐国节节败退。

景公忧心如焚，在晏婴推荐下，起用出身微贱的田穰苴为将。

田穰苴深知自己骤然上位，威望不足，难以服众，更难以号令骄兵悍将。

他请求景公派一位地位尊崇、深受宠信的大臣担任监军，以壮声威。

景公遂派宠臣庄贾前往。

田穰苴与庄贾约定次日正午于军门会合，整军出发。

然而，庄贾自恃君宠，又与送行的亲朋饮酒作别，直至日暮才姗姗来迟。

田穰苴面色冷峻，厉声质问军法官：“按军法，约定时间迟到者，当如何处置？”

军法官答：“当斩！”

庄贾闻言大惊失色，急遣随从飞马入宫向景公求救。

使者持景公赦令飞驰入营时，庄贾的人头已然落地。

三军将士目睹此景，无不震骇战栗。

田穰苴立威之早、手段之狠，瞬间奠定了军中无人敢犯的铁律。

但田穰苴绝非只知杀戮的酷吏。

行军途中，他深入士卒营帐，亲问饮食医药，将分配给自己的粮饷尽数分给士兵，与最下层的士卒同甘共苦。

士兵患病，他亲奉汤药；士兵挨饿，他节食相济。

士卒感其恩义，病者皆求奋勇作战。

田穰苴的“威”在庄贾头颅落地的瞬间已坚不可摧，而其“恩”则在点滴关怀中缓缓渗透，润物无声。

正是这恩威并施、张弛有度的统御之道，使得齐军士气如虹，所向披靡，晋、燕之敌闻风丧胆，不战而退。

现代商业领袖任正非治理华为，其恩威之道，与古人不谋而合。

华为初创期，任正非以“狼性文化”和严格的管理制度立威，要求员工必须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对懈怠、失误近乎零容忍。

著名的“市场部集体大辞职”事件，便是其“威宜早立”的体现。

1996年，为了打破创业元老可能形成的惰性和山头主义，推动公司职业化转型，任正非要求包括副总裁在内的所有市场部员工提交两份报告：一份是述职报告，另一份是辞职报告。

公司根据发展需要，决定接受哪一份。

此举石破天惊，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窠臼，确立了“能上能下、唯才是举”的刚性规则，其立威之决绝，震动业界。

然而，在树立铁腕权威的同时，任正非亦深谙“恩宜后报”之理。

对于真正有才干、有贡献的员工，华为的回报是极其丰厚的。

高薪、股权激励、完善的培训体系，让奋斗者共享公司发展的巨大红利。

即使是曾经离开甚至“背叛”过华为的“天才少年”李一男，当他创办的港湾网络被华为收购，个人身陷囹圄后，任正非仍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允许他回归华为，并委以重任。

这份在对方低谷时不落井下石、反而施以援手的“后报”之恩，彰显了超越商业利益的胸襟。

任正非的威，让华为成为一部高效运转、令行禁止的精密机器；他的恩，则让无数华为人甘愿为这部机器燃烧青春，无怨无悔。

恩与威，如同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只威不恩，则众叛亲离；只恩不威，则纲纪废弛。

唯有将雷霆手段的“威”立在前头，奠定不可逾越的底线；再将春风化雨的“恩”施于恰当之时，凝聚人心，方能驾驭复杂局面，成就长久基业。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有言：“夫为政之要，在于用人。用人之要，在于恩威。”

恩威之道，实为贯穿古今的治世圭臬、处世明灯。

立威趁早，如郭子仪单骑慑敌、曾国藩挥泪斩将，根基方稳，号令方行。

施恩宜缓，似刘秀焚书安河北、松下诺言聚人心，其效乃彰，其情乃深。

恩威相济，若田穰苴斩庄贾而恤士卒、任正非铁腕治军亦厚待功臣，方能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世事纷繁，人心难测。

无论庙堂之高，抑或江湖之远，若能参透“恩宜后报，威宜早立”这八字箴言，洞悉人性，把握时机，则驭人可收奇效，处世可保安宁，谋事可期大成。

恩威若水，张弛有度，终成江海之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