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 27 认为我和法国的海关官员打交道，一定能取得良好的结果

在 敌 国

到上海不久，意想不到，接到了我的一位日本朋友K 博士给 我打来的电话。

K 博士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他在德国留学时，我正在柏林大学学习，彼此常常见面。

在中国非沦陷区的经历，使我在接到他要求与我面晤的电话 时并不觉得高兴。可是如果我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很可能登门来 拜访我。出于这种担心，于是我便约他在外白渡桥那边日军占领 的虹口区的阿斯打酒店见面。当时，阿斯打几乎成了日本人的专 用酒店。

我心里想，和他见面时，我一定要开诚布公地向他谈谈 我对日本侵华的看法。以前，我曾和K 博士议论过中国东北的问 题，当时他批评我，说我的看法是受了外国的宣传所骗。这一回 他不会这么责备我了吧，我现在的看法是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得 来的。

K 博士深受日本方面教育与宣传的影响，要扭转他的偏见并 不容易。他认为，中国人是堕落的病夫，只会吸鸦片，不会开发 本国的资源，以致国家衰亡。因此，他认为，只有让日本人给中 国人带来秩序和进步，才是最妥善之策。

“也许，”我反驳他说，“你所认识的中国人是这种情况。而年 轻的、新时代的中国人，却认为这些家伙是叛徒，是充满奴才相 的人。”

我对K 博士谈了我所认识的中国朋友，他们充满爱国精神， 宁愿长期过贫穷困苦的生活，也不愿在日本统治区为日本人工作； 我还谈到日军的轰炸和难民的情况。K 博士好像很认真地听着。

一 天，K 博士和我交谈时，反驳我说：“如果你对日本有所了 解，如果你能亲眼看到我们的国民的生活作风和工作态度，你对 日本人的看法就不会这么坏了。”

“我并不反对到日本去看看，但是得等战争结束之后，”我顺 着他的话说，“我知道，日本是一个景色秀丽的国家，日本的国 民是值得爱的。但是我想，即使我去了日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正如你知道的，我现在到日本去，在手续上并不可能， 我拿的是中国护照。”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K 博士并没有和我联系。我已准备往 香港去，这时他又打来了电话，希望再次和我面晤。

“如果你真的想亲眼看看日本，而又能抽出几天空暇的话，”K 博士说，“那么现在我就邀请你，和我一起到日本去。当然，用你 的中国护照是不行的。”他紧接着补充说，“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 个日本护照，这样便没有什么问题了。”

他说，他为他的德国籍的弟媳从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领到了证 件，我可以冒名顶替，加上他本身是有名的实业家和科学家，不会令人生疑。“如果你没有意见，只要一张护照用的照片就够了。 乘飞机去，几个小时便可以到东京。”

这时候，我的脑袋里真是思绪纷乱。该如何是好?该接受他 的邀请，还是该谢绝?

去的话，有没有危险?

无论如何，亲眼看 看日本，了解一下战争对日本国内有何影响，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最后，我终于接受了他的邀请。

乘飞机旅行，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种体验对我来说是 相当珍贵的。我们乘坐的是日本大型军用飞机。因为K 博士是陆 军的御用商人，所以能乘军用飞机。他对我说，乘军用飞机是最 安全的，特务警察对军用飞机的乘客丝毫不会怀疑。

途中，在福冈稍作停留，随即直飞东京。我们都沉默不语， 直到看到富士山时，K 博士才开口，自豪地说，富士山是日本的 象征。

走马看花的话，不大能觉察到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东京是个繁华美丽的城市。它有雅致的商业区、大型的百货 公司、宁静的公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孔庙(汤岛圣堂)。这一建筑物的线条构图非常完美，与这位思想家的精神很相称。

日本的 佛教寺院，特别是日本有名的寺院，有着许多杂乱的装饰，不如 中国的寺院那样令人觉得舒畅。进入日本寺院宽阔的大殿时，必 须脱鞋，到了里面也不能像在中国寺院那样可以吃花生、喝茶； 在日本人看来，那样做是有渎神灵。

每天早上，K 博士的秘书，一位有着美国血统的漂亮的日本妇女，便到我住宿的帝国酒店来，陪我去参观东京及近郊的名胜。 参观项目是K 博士亲自安排的。我愉快地呼吸着松林的清新空气， 享受着海岸无以比拟的宁静，欣赏着白雪覆盖着的富士山的秀丽 容姿。此刻，灾难深重的中国、战争及其每天所带来的痛苦，都 仿佛离我非常遥远似的。

“日本美丽吗?”K博士问我。

“在这里住下去吧!”一天晚上， 他对我说。

“把你的小儿子也接来。然后我把我的第二个儿子交给你，他不比黎明大多少。这样，你可以同时教育两个孩子。他们 会成为彼此相爱的兄弟。不要在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上浪费你的 才能和精力了!”他竭力劝我。

“你为反对希特勒而葬送了自己在 德国的前途，甚至曾被投入监狱。 ——这有什么作用呢?纳粹牢 牢地掌握住政权，反抗他们毫无意义。你现在又在为没有希望的 事情尽力。谁去过问政治上的正义和不正义?日本曾忍受过许多 ‘不义’,可是现在我们是强大的，我们粉碎了中国的抵抗。然后， 我们将帮助中国人建设他们的国家，他们自己没有这种能力。”

“尽管我是站在那些你认为是在进行毫无希望的斗争的人一 边，但我还是愿意继续做些能够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工作，”我 说，“我很感谢你的邀请，使我能在你的美丽的国家住了一些日 子。但我觉得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我必须回中国。”

在日本逗留期间，我每天并不只是寻幽访胜。依照K 博士的安排，每天下午都有一个不同的人到酒店来访问我。这些访客被 介绍说，我是个中国通的德国人，可以与我直率地交谈日中问题。 来客都能说英语，无需译员。与我谈话的对手，K 博士选得不错。 他们的职业不同，政治见解也各异，年龄在20岁到60岁之间。

除了一个青年学生以外，这些来客全都是反来复去地讲那一 套论点和标语口号式的东西。——看上去，他们似乎充满信心。 这些内容，是多年以前日本早就向全世界宜传了的。他们把自己 的国家看成是由神的意旨选定的，奉有在整个亚洲，特别是在混 乱不堪的中国建立新秩序的使命。他们认为必须帮助中国建设成 为现代化的国家，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当然，这种“建 设”需要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

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一无所知。各种报章，每天都大肆 宣扬日军大捷，中国的大部分已被占领，和平即将来临。中国人究竟为什么不希望和平呢?每个访客都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的回答，并不用许多例证。我只对他们说，认为和平不久 就会来临，只是一种错觉，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只要日军在中国 的大地上，就不会有和平。这一点，他们当时恐怕是不会相信的， 但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大概已想起了我的话。

在印度支那负责运输

和上海告别，我一点也不觉得难过。最担心的问题——让房客迁出，也毫无困难地得到了解决。关露仍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怕关露又找来一些蛮不讲理的房客，便把其他的房间借给从北京来的一户善良的人家。能从原来狭小的住处搬出来，他们感到很高兴。

我把自己的东西几乎全都留在上海。汽船挨炸沉没时，许多珍贵的记录和纪念品都失去了，吃过这个苦头，我随身便不带重 要物品。我想，上海现在局势平稳，大概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但 是，为慎重起见，我还是对关露说，如果她离开上海，或者有什么危险的话，请她把我的装着最重要物品的两个包袱，送到德国 朋友处去。

遗憾的是，关露未按我的要求去做。我留在上海的东西全都失去了。

战争结束后，关露哭着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一天，日 本警察对我们家进行彻底搜查。可能是因为他们怀疑那家北京人， 或者是怀疑关露与在上海郊区活动的游击队有联系。关露没有来得及把我的包袱转移走，日本警察把所有的物品都没收了，连只是贴着我在德国时拍摄的生活照片的几本照相簿，也拿走了。

我在香港逗留的时间不长。孙夫人亲切地邀我到浅水湾的美丽海滩再休息几天，但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办，实在没有心情接受她的邀请。

在香港滞留时，我经常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办事处商洽我到印 度支那的工作。这项工作看来简单，其实非常麻烦。

说它简单， 是因为只办理通关手续，把在数周前已进了海防港仓库的医药用 品和野战医院用的医疗器械，用货车运到中国境内去。

说它麻烦， 是因为虽已采取了种种通关手法，法国人的海关官员仍是诸多留 难，持一种令人简直不能相信的恶劣态度。两个星期以前，有两 名外国医生专程到海防进行交涉，但毫无效果，甚至他们乘坐的 开往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救护车，海关也不放行。

分手时，孙夫人对我说：“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 你能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我们还谈到了我到重庆以后的工作。

孙夫人反复向我说明： 关于野战医院和得到保卫中国同盟支持的许多计划的情况报告是 如何必要。

我答应她，我尽早去华北前线，这是因为来自华北前 线的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太少了。

往印度支那去的船只，在几个月前已预订客满。尽管如此， 我还是能很快坐上船，这是因为得力于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她 的船舱里还有一个空床位。她就是安丝、李。

这位年轻姑娘长得 很漂亮，是香港一户富裕人家的女儿。她家里并不高兴她只身到 不安定的充满危险的内地去。可是，和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华 侨集中地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由于爱国心的驱使，安丝决心在抗 日战争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她申请担任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 博士的秘书。好几年，她都安于这个薪俸很低的职位。这份薪俸， 还没有她在香港上学时从家里拿的零用钱多。

我们乘坐的是法国船，除我们之外，还有20名司机。他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向保卫中国同盟提出志愿担任滞留在海防的货车的驾驶员。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代表，在旅途中要对他们 负责。对我来说，这项任务并不轻，因为他们只会说广东话，如 果没有安丝代为翻译，我几乎不能明白他们要表达的意思。

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除了一件小事，我们和他们相 处得还不坏。

因为这件小事，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恨我，这件小 事就是种痘。

进入印度支那的国境，必须持有种痘的证明书。这 种证明书在香港是一宗大买卖。这是因为许多中国人由于迷信， 对一切免疫注射都害怕，或者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用 人为的办法使自己生病呢?

不能否认，常常有人种了痘后会发热。 由于上述原因，这20名司机早就弄到了假的种痘证明书。在船上， 他们得意地对我说，他们的证明书是花一元港币买的———其实， 种痘的话，一分钱也不要花，那又何苦呢?

我想来想去，该如何是好?因为我对这些青年人负有责任， 万一以后出了事故，我是难辞其咎的。

于是，我毫不理会他们的 抗议，到了海防，要他们一个个在我面前种痘。他们肯定认为这 是外国人的诡计，不高兴了好一阵子。

幸好，只是种痘的部位稍 微有点肿，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任何不良反应；而且，我还给他们 每个人一元港币，作为那张已没有用的假证明书的赔偿。这样， 他们和我才算是言归于好。

安丝和我，是船上罕见的乘客。我们两人的护照常常弄错。 她虽是中国人，但住在香港，所以有英国护照，而我却拿着中国 护照旅行。检查后把护照交回给我们时，总是把中国护照交给安 丝，而把她的英国护照递给我。

据两个星期以前已到了海防的那两名医生说，在旅馆不可能找 到房间。他们自己都在暂泊于海防港的外国船上过夜。在我们从香港出发之前，他们一直设法给我们找旅馆，结果还是徒劳无功。

在海防迎接我们时，他们不安地告诉我们：未找到房间。

我 们却得意洋洋地答道：“住处吗?我们已经有了!”

他们的脸上浮现出惊奇的神色。在坐进小汽车离去时，我们 对他们说：“今天下午在海关见面吧!”他们更加觉得惊奇了。

真想不到，我们竟能这么幸运。这是托两位中央银行的先生 之福。我是在船上和他们交谈认识的。他们得悉我和安丝的护照 常常弄错，觉得很有趣。

他们还等待着更有兴趣的事情：海防港 的法国官员会怎样对待我呢?把我当做中国人——用粗鲁的态度 对待，还是把我看做外国人呢?

“在海防港，我们中国人可惨了!”其中一位先生说。“法国 的海关官员故意为难，把我们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有课 税品的定价表，完全由他们随意抽税。

而且，检查以后，还要奔 波好些天，从这个机关跑到那个机关，填写各种表格，才能领回 自己的东两。”

这两名富裕的银行职员非常担心，不知这回对他们 满装着高级物品的箱子，海关会怎样处理?

对此，我们是很能够 理解的。

当我和安丝对这两位先生坦白地谈到在海防没有住处，正为 此而为难时，想不到，竟找到了公平交易的好办法。

我的脸是外 国人，虽然拿着中国护照，但海关官员一定仍会当我是外国人。 而且，对一个妇女，他们不见得有诸多留难。商量的结果，决定 把四个人的行李全部当做我个人的来申报。

提箱不下12个之多。 但妇女有时不是也带几十件行李旅行吗?

我为他们带行李所得到 的报酬是：可以在中央银行供来宾用的客房下榻。我们到达海防 后，对那两名医生夸口说，不必为住宿而担心，实情如是。

一切事情如期进行，甚至比预期的还要快一些。

这是因为，法国的海关官员对说法语的外国妇女的态度是殷勤的。我用手指 着周围堆积如山的12件行李说，这都是我的，然后签了字，海关 官员并没有说什么不满的话。当他们知道我是说德语时，态度显得更为亲切，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竟都出生于亚尔萨斯①。

“我的” 所有行李，在很短时间内便盖上表示已经通过的“O”的印记，搬运工人随即把行李运到汽车上。安丝和那两名银行先生已在那里 等候我。皆大欢喜的神情是很难描述的。安丝和我的喜悦不相上下，按“互利协定”,我们可以住到漂亮的房间里去了!

① 法国东北部一个说德语的地区。

两名男子早先专程到海防来，未达目的。而我这个妇女，和法国的海关官员打交道，一定能取得良好的结果——这是孙夫人 的推理，这个推理现在已证明是正确的了。

但有一点是孙夫人想 错了的，她认为我的法语定能发挥作用，实际上德语更有用处。 这是因为在海防的法国官员，全都是亚尔萨斯地方出生的人。

两 名医生中的一人，是英国人托尔伯特博士，他对我能顺利通关， 显得似乎颇为激动。“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英法同盟吗?”他嘟嘟囔 囔地说。

“说是同盟国，竟还是德语的势力大。用英语和他们说 话，那些海关官员的脸色总是没有好看的。”.

事实上，英语在印度 支那用处并不大。因此，在外国语中只能说英语的中国人，碰到 这种情况，可就苦了。

我初次往海关去时，几乎把海关也震动了。

“夫人，你说什 么?”出来接待我的官员这么说，“你是妇女，准备干运输货物、办理货车公文手续之类的麻烦事吗?这可不是一个夫人所能做的啊!”

我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向他承认：“我对海关事宜一窍不 通，但这个工作又不能不做。我相信，海关的各位先生一定会热情帮助的。”

事情果真如此。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办好了所有的手续，可 以领取“我的”货车了。

而讲着笨拙法语的托尔伯特医生却非常失望，11点50分，办事员对他说，办公时间可惜已过，让他星期 一再来。他已等了两个星期，结果竟然如此。

英法同盟，英国方 面又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星期日一早，我的堂堂皇皇的车队，沿着两旁是茂密的香蕉 树和竹林的道路，穿过绿油油的水田，向河内奔驰。虽然还只是 3月天，却已像初夏一般暖和。河内的空气非常柔和，市内满是灌 木和馥郁的花香。我多么想摆脱海关的课税表和货物证件这些伤 脑筋的事情，而沉浸在这充满罗曼蒂克的闲适气氛里。

我领着安丝 ·李到河内的红十字会办事处。她此后的旅程， 就靠这个办事处关照了。

我原先听说在河内也很难找到旅馆，为 此而忐忑不安，结果还是租到了杜 ·拉 ·嘉鲁旅馆的一间很清 洁的房间。经营这家旅馆的是两个岁数不详的法国妇女，她们很 热情，人品也不错。看起来不像一家旅馆，而像家庭式的寓所。 这两名妇女好几次对我强调自己的旅馆环境好，在这里住，不会 有任何不安。她们还举了许多例子告诉我，单身旅行的妇女，在 高尚、豪华的大旅馆里住宿，却会遇到可怕的事情。

我自己也有过这方面的体验。傍晚时独自外出是危险的。好 像所有的殖民地城市都一样，河内也不例外，哄聚着不少没有妻 子的男人。因此，虽然很可惜，我还是打消了傍晚以后外出的念 头，否则我会在花香弥漫的林荫道上散步，吹吹湖边的凉风，或 在设于人行道上的许多法国式咖啡座上喝喝咖啡的。

晚上不能外出，我便利用白天每分钟的闲暇，去逛游这个美 丽的城市。河内比我在亚洲东部看到的其他城市更像欧洲。在欧洲人居住的区域里，街道宽敞，树影扶疏，再加上别墅和公园， 酷似巴黎的郊区，很少看到越南人。

但是当地人的踪迹还是能清 晰地看出来的。在白色的墙壁和浅色的马路上，特别是在颜色对 比非常显著的地方，都被血红色的槟榔汁弄脏了。那是因为越南 人喜欢吃槟榔，故意把槟榔汁巧妙地吐在路上和墙上。看到他们 被槟榔汁染黑了的牙，实在有些恶心。

当时，从外表上来看，印度支那的一切都非常平静。然而， 法国对谋叛的人采取了何等残忍的报复手段，越南人是很清楚的。 据说，叛乱分子，或者被视为叛乱分子的人，都被处死，首级被 悬在发生叛乱的中心示众。当地居民有一种迷信，怕当无头鬼， 法国人便以此来儆众。

但法国的文明力量并没有达到农村。我在这遥远的旅途中， 直到中国的边境，沿途所见都是破破烂烂、拥挤不堪的小房子， 贫困和疾病在里面蔓延。

与在其他殖民地一样，在印度支那也会遇到一些小人物，即下 层的官员和职员，他们在本国没有什么发言权，可是到了这里，便 有权有势，作威作福，欺压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不管怎样欺人，甚 至使用暴力，也不会因此而受处罚。越南人默默地无表情地忍受 着。

可是他们的脑子里是怎样想的呢?这种被压抑的痛苦能持续多 久，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朋友和越南朋友，往往非常激动地向我讲 述他们过去所受的屈辱，他们说，这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