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从委曲求全到全面抗争

明清以来，北方农村在经济上始终落后于南方农村，且每况愈下。等到清代嘉庆以后，整个中国农村经济都下滑亏损。北方农村，先天性地因为地理条件不足，其农业生产期远比温润的南方短促；再加上明清两代北方变乱不断，百姓难以休养生息，其处境更是惨不忍睹。即便尽量予以建设，也只是维持了北方农村与市镇间的地方网络。市镇与更高一级县城之间的联系，则是断裂的。因此，县城无法承担一个地区性的文化中心、商业中心等功能，乡村与城市完全脱节。原居乡下的地主、富户也都搬迁至县城居住，以避匪乱。北方的士绅，其祖辈或父辈多是从外地到中央政府任职，之后留在北京城的官员。有些祖上官职不高，就留在京城附近的二级城市；与外界接触较多的则前往天津，天津有租界。相较于上海、南京这一带士绅与农村的紧密联系，北方士绅和当地农村之间是割裂的，他们基本上依附于上层政治人物，缺少联系中央和地方的功能。如此一来，北方也不能像江南那样，可以依靠士绅阶层建立并维系城乡之间的联系。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由北洋军阀控制，直系、皖系、奉系是其中的三大派系。此时的北方农村异常凋敝。历来中国外贸收入，大多来自丝绸、瓷器、手工艺品，其出产地都不在北方，北方自然也享受不到外贸带来的利润。北方的产业非常传统且结构单一，农村大多只依靠粮食种植，但北方气候干旱少雨，灌溉系统也不发达，农业生产也是靠天吃饭。交通上，华北的铁路和公路也不成系统，这些都使北方处于落后地位。北伐之后，中国面临日本的侵略，那时北方的社会结构，从纵向的社会阶层来讲，就是上层与下层断裂。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及至1937年，日本看到中国在十年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觉得不能再任由中国继续建设，否则再过十年，征服这片土地的计划终将破灭。于是，日本又发动“七七”事变，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南京国民政府的建设美梦刚开始做，谁知美梦却突然转为噩梦。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这段时期，北方的军事力量政出多头，并不互相统属。除了阎锡山在山西闭关自守以外，河北、山东、河南没有确定的主流。南京国民政府对袁世凯势力分化出来的各个军阀，也未有具体的掌控。除袁世凯集团各分支以外，东北还有奉军，在北方游离行动的还有冯玉祥的部队。这些部队没有确定的驻地，因此也没有确定计划建设的地区。

这就留下了许多空间，使日本人可以随时在其中操纵，威逼利诱。有的军阀终于成为日本帮凶，而有的则加入抗日阵容。其中最特别的一支是冯玉祥的部队，这支武装部队战斗力强，可是始终游离于各个力量之间。在发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人已经在北方无事生非，屡次威胁中国，以种种“事件”作为口实，要挟中国让步。这时候，在前哨和他们周旋的正是冯玉祥的部队。“七七”事变爆发后，和日本人产生正面冲突的，也是冯玉祥的部下。到最后，冯玉祥旧部已占领北京，必须几次面对与日本人的直接冲突。这支部队，其中颇有值得佩服的将领：宋哲元、张自忠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就在抗战中期枣宜会战时，张自忠的总司令部与部下失去联络，后被日军追赶困在山上，张自忠不愿意屈服，最终为国捐躯，成为军阶最高的殉国将领。

南京国民政府号令所及，也只是若干南方省市，难以达到北方。全面抗战开始后，华北迅速沦陷。整个华北，大的战役基本上只有晋北的忻口战役，以及鲁南的台儿庄大战。等到后来战线重心向南、向西移动，北方出现地处战线后方却无人统属的混乱局面。几次战役之后，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无所归属，北方逐渐成为共产党后方部队的根据地。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北方农村乃是处于无政府管辖的状态。日本人的势力不能深入农村，老百姓组织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成为民间抗敌武力；国民党零散的残部脱离指挥系统，也在农村建立小型基地自谋生存。由于农村没有真正的领导力量，只有在特定时候出现的乡团、自卫队一类的地方组织。是谁填补了这一农村社会的空白呢？八路军。全面抗战后，共产党大概花了六七年的时间经营北方农村，最终出现了战后国共之间此消彼长的局面。

除了农村力量，共产党也从城市中吸收了一批知识人，一大半是来自东北、北京、天津、上海的知识青年。我的大姐许留芬在清华读书时，就参加了1935年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还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逮捕监禁。蒋南翔就是他们当时的领导，也是清华的学生，后来出任教育部副部长、清华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无锡，发现辅仁中学的很多同学都已因应潮流左转。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共产党经营且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这一空白就是嘉庆以后日益贫困、不断衰退、凋敝不堪的北方农村—也正因如此，这一地区曾孕育出白莲教、义和团等反抗现实的力量。北方农村的如此变化，相当一部分是清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衰败的后果。出现于南方如湖广、江南的现代左翼知识人，最终在这里获得了活动空间。

几千年来，北面的外族强邻一次次南下，击败中原的汉人政权，建立新的游牧民族政权。政权的更替，给当时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死者尸横遍野，生者耻辱不堪。但历史上的政权危机，都不像二战中日本侵华如此严重。原因是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最终融入汉文化。而遭日本侵略的中国，面临的却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情况：日本不再是一个边外武装部族，而是走向现代化的军事强国。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将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改造为唯一“东洋的西方”，最后不仅企图吞灭朝鲜，还要入主中国，成为东亚的主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嗣后不到半年，整个东北被日本占领。不能说没有张学良疏忽的罪过，却也是奉军本身内部结构松弛，才造成这一恶果。“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一直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才结束长达十四年的抗战。过去将“七七”事变界定为抗日战争的开始，现在以“九一八”事变为长期抗战的开始，确实比较符合历史。

在正面战场，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日本一度将战线向西压到长江中游一带。以长沙为例，始终处在战线的胶着点。从1938年开始，日本多次发动攻势，出动三五万人，到了目的地往往只剩下五六千人，其中大部分在行军途中就陆续被中国军队消灭了：就像一大盆水倒在地上，往前缓缓漫流开；如果路线过长，所经之地又坑坑洼洼，时不时将其滞留，最后所剩也就不多了。这种战术，薛岳称之为“天炉战术”。日本屡次出兵，屡次攻城不下，只能无功而返；返途中又被中国军队一路拦袭，死伤更多。然而，日军的武器比中国军队优良。因此，从双方伤亡的比例看，中国损失更为惨重。

日本的战败，很大程度是因实力被消耗所致。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年年持续被空耗，大概每年损失一二十万兵员，中国每年损失三五十万兵员，即使损兵折将，仍旧坚持不降。八年下来，日本兵员伤亡两百二十多万，中国则伤亡了三百多万兵员、两百多名将领。无关党派，是皆国殇，人人痛悼。

十四年抗战中，北方战场上少有大的战役。其中最大的一场战役是台儿庄大战，中国投入的三十万战士损失五万余人，歼灭了日本一万多人，暂时顿挫了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步伐。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战线在上海，背后是租界，正面却是日本海军的战舰。中国军队在壕沟里守卫疆土，日本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大炮、军舰上的炮火，都向壕沟里的中国士兵不断掷下毁灭和死亡。中国政府的军队，有二十五万余人牺牲在淞沪会战。国民政府的战略，是以淞沪之战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这一策略却牺牲了国军最精锐的部队。据观战的美国军官估计，每一小时死于炮火的中国军人，都是以千计算。

淞沪之战后，实际上江南已无守战余地。中国海军军舰自沉江阴，堵塞长江航道，以牵制日本军队攻击南京。可日本人不仅结束了淞沪之战，而且从金山卫上岸后直扑南京。南京保卫战的一大错误是，奉命守城的唐生智还不知道增援部队在何处，南京城就陷落了。后果是南京大屠杀，不仅失控的国军成为敌人屠杀的对象，三十万平民也丧生于屠城的大悲剧。

南京沦陷以后，国民政府迁都，暂时落脚武汉。中日双方在武汉周围缠斗四个多月，国军最精锐的胡宗南部及其他友军，在此期间伤亡约四十万人。从那时起，计算战损比就多以这次战役的概数作为基准：日本兵折损三人，中国兵折损七人。此后双方交锋，大概都是如此比例。日本人认识到中国人不再忍受欺负，在中国观战的英、美、德国军人也深深感慨：中国军人是不要命的打法，一向被他们认为懦弱的中国人，居然一变成为如此舍身忘己的战士。

我儿时还曾亲眼看见，一个军的四川部队沿长江而下，在沙市上岸，步行赶到台儿庄战场去支援。他们是王铭章军长的部队，每人扛着一把老式鸟枪—对上日本兵，这等于是赤手空拳了。当时白崇禧负责指挥台儿庄战役，作战部署是以人数众多的部队，将日本人围困于包围网中。王铭章的部队到达滕县，刚好堵上这张大网最后的缺口。日本人对着他们的方向冲杀，王铭章率全军战死。等到中国军队反攻，击退日寇时，有人看到战地上的王铭章倚墙持枪，伫立不倒。几名士兵也是遍体枪伤，倒在长官身旁。

这几次大战，都在抗战初期发生。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中牺牲的总人数，大约是抗战时期牺牲人数的五分之一。中国损失极为惨重，却也从此改变了百年来步步退让的形象。此外，还有晋北的作战。1937年9月，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

伏击日军输送大队，取得平型关大捷。双方参战兵力不多，八路军12000余人，日军4000余人。同年10月国共合作，在山西忻口合力作战抵抗日军，历时21天歼敌逾万。至于1940年的百团大战，由彭德怀指挥，参战人数不少，乃是中共在抗战中的大举。从1938年开始，抗战主战场已在淮汉以南。台儿庄之役后，先是武汉保卫战，此后则是年年在洞庭湖周边—长沙、衡阳、常德一带的攻防战。日军打算经过湖南，从夔西由沅水等河道，抄四川的后路。在广东也有过一些战斗，然后就是日军所谓“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的南北通道。抗战最后阶段则是中国打通滇缅路线，以突破日本的封锁。至于华北的战役，日军几度占领河南、直袭关中，却都被河南遍地民团所阻挡，日军旋得旋失，劳而无功。

带着满怀悲痛，我根据政府档案，将抗战期间中国损失的战士数目，列举如下：

除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200余位；为大陆在1985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85位；为大陆史学界所表彰者，在1986年已经达到115位。

以上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活生生的中华民族的孩子：面对炮火、刺刀、炸弹、坦克，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血肉模糊，他们倒下了。如果在战斗中受伤，这些伤员会被送到附近的村落，放在打谷场上，其实没有医护—所谓受伤，就是生命的结束。我在老河口的吴家营曾经看见，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躺在广场上，呻吟哭喊声不断。第一夜过去，声音小了许多；第二夜就不再有伤员的叫唤声；第三天，成百的伤员入葬汉水边的大墓，村民们男女老少持香送行，点燃大火，送他们升天，然后一铲一铲地覆盖泥土。这么一座大墓前，立了一块木牌：“忠勇将士安息之处”。

除前线阵亡的将士以外，后方死于空袭、火线旁死于流弹、逃亡中死于疲劳和饥饿的中国老百姓不下两千万。抗战第三年，我们撤退到万县，空袭来了。日本飞机在大雾之中找不着重庆的目标，将所有的炸弹扔在万县，那个小城就此被荡平一半。我们从防空洞出来，眼前已经没有房屋，只有废墟，处处是尸首。眼看着路边，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躲警报，娘已经死了，幼儿还在怀中，寻找母亲喂奶。那几个晚上，我们都无处可宿，人人都在街边废墟旁，勉强半睡半醒。半夜时，所有人忽然“惊营”，满地乱跑、哭喊声此起彼伏。

是的，中国面临挑战，中国不再让步。“国家”两个字，从此有了真实的意义。此后八年的苦熬，锻炼了整整一代的中国人。我的父母，我的兄姊，以及那时还是幼儿的我们，心中想的是：没有国家，还有我们个人吗？从那时候开始，无数青年随同他们的学校，徒步走向后方。在炸弹声中，大学生弦歌不断，教授夹着半部完成的稿件，在旷野、在山间继续完成他们的一篇篇著作。

当时，内地人口众多，产粮地区有很多陷于战乱。因此，西南各省普遍粮食不足，从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逃难到内地的军民，基本上都得挨饿。军队必须让他们吃饱，这是第一优先；一般老百姓，需要靠粮食配给维生；学校里面的师生，则靠国家公费供粮—僧多粥少，人人都是半饱状态。学校和公家机关以外的老百姓，就各凭本领觅食果腹。

抗战期间的物价变化，举例而言：一背篓鸡蛋战前售价是一块钱；到抗战后期，三年间大概涨了一百五十倍。如此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因为食粮供给不足，一般人都靠配给粮度日。那种米粮需要仔细挑拣，我每天早晨要替母亲挑拣当天食用的米。我的经验是，一碗米剔除稗子、砂石等，只剩半碗，这半碗米还是碎裂的米粒居多。

在此情况下，国家培育了近二十万大学生。他们都吃不饱，有时候还得参加学校的生产工作。不比今天大学生的生活有许多浪漫情调，那时他们饿着肚子，浪漫不起来。这批学生，是靠国家公费培养：不用交学费，住宿、饭食和衣服都由国家供给。这就是我的兄姊一代，他们营养不足、身体不好，但是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这些人努力学习。后来，他们成为两岸建设的骨干，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国家的建设和改善百姓的生活条件中。如果没有这批人，中国没有今天。

中国人深知，去此一步便无生路。这种精神延续到战后，虽然国家并未实现完全统一，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没有忘记：要尽一己之力，寻找建设中国的最好方式，投下自己毕生的心力，参与重建中国的大业。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从流浪暂住的云南校舍，各自回到原址。冯友兰先生在离开云南校舍前，留下了一个碑记。其中除了叙述如何徒步走到云南，如何在风雨飘摇中读书，在最后一段中他说：“视金瓯，已无缺。”这是他们那代人的愿望，也是我这一代人的愿望。

抗战胜利后，总的来说，中国已经不复当年那样的贫弱苦难。愿老天垂怜，中国的牺牲已经够惨烈了。愿中国不再有为了英雄而牺牲老百姓的悲剧出现。

本文经 南海出版公司 新经典文化 / 新经典·有象工作室 授权，文摘自许倬云著《经纬华夏》第15章从委曲求全到全面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