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国”离不开“美育”——陈嘉庚的美术情缘

1912年秋,怀着对祖国的无限希冀与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陈嘉庚回到了阔别10年的故乡。经过大半年的筹备,1913年3月4日,他终于在家乡集美创办了“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当年共招收学生135人,此为陈嘉庚在家乡创办新式教育之始。

此后,他陆续创办了包括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在内的多所学校,形成了规模宏大的集美学村。1921年,又创办了厦门大学。在这些学校开办过程中,陈嘉庚十分重视美术教育,率先设置美术类专业和课程,花重金聘请美术师资和建造美术场馆,重视校园建筑的育人功能,不仅为学生提供了系统学习美术的机会,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美术人才,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民国以降,虽然学制屡有变更,但美术课程受重视的趋势并未改变。1912年9月至1913年8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史称“壬子癸丑学制”。根据新学制,国民学校、高等小学、师范学校均需开设美术课。1922年11月,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这个学制规定,小学分初、高两级,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小学一共开设12门课,其中就包括了“工用艺术”“形象艺术”等美术类课程。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开设图画、乐歌课程,本科数学物理部和物理化学部均开设“图画、手工”课,每周两课时。随着美术课程在中国各类学校的陆续开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美育课程体系开始形成,中国近代美术教育逐步完成了向现代美术教育的过渡。

陈嘉庚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教育家,其教育理念以“教育救国”为核心,虽未专门针对美术教育形成系统的理论著作,但在办学实践中融入了对美术教育的重视与独特理解。在其创办的学校中,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均将美术列为必修或选修课程。1925年8月,陈嘉庚在集美师范的基础上增设集美高级师范选科,分为文、理、史地、艺术、体育等五系,其中,艺术系就设有美术专业,主要招收本校师范部学制5年的毕业生。

陈嘉庚认为,美术教育要面向广大学生,而非局限于艺术专业学生。因此,集美学校的美术教育包括但不限于艺术系开设的相关课程。例如,1926年9月,集美学校专门设立了国学专门部,其中书法就被列为高中国文科的课程。同年开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也将美术纳入课程目录中。

幼儿时期是一个人培养美感、发展创造力的重要时期。陈嘉庚很重视培养幼儿美术师资,在他的主导下,1933年2月,集美幼稚师范专门开办艺术专修科,当年共招收了26名学生。艺术专修科的学生,学习的内容确实有点“专”。从一份保存下来的课程表可以看到,美术系共开了19门功课,其中包括艺术概论、画理、美术史、色彩学、透视学、西画实习、国画实习、用器画、图案画、国画教学法、手工、书法、金石学、篆刻、美学等。从课程设置来看,集美学校的美术教育已经高度专业化。

在陈嘉庚的教育理念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广聘良师。陈嘉庚在办学初期,曾经遭遇师资难觅的困境,因此对师资队伍建设十分重视,要求学校在延聘教师时,不必拘泥于教师的薪水多寡,而把水平高低作为聘请的主要标准。为了开展美术教育,陈嘉庚聘请了张书旂、张振铎、莫大元、李鸿梁等一批良师来集美学校任教。

值得称道的是,一些早年在集美学校求学的学生毕业后又返回母校任教。例如,祖籍福建龙海的郭应麟曾随宗叔到集美学校读书,后在友人资助下前往法国留学,并于1929年被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雕像写生班录取。1932年7月,郭应麟顺利完成学业,并于次年3月18日被集美学校聘为美术馆主任。

又如,祖籍福建南安的黄羲于1922年进入集美学校师范部第15组学习。求学期间,他刻苦勤奋,除作画外还学习雕塑艺术,颇得当时艺术系主任莫大元的赏识。1924年,黄羲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深造。1932年8月,他被集美学校聘为美术教师。据曾在集美学校求学的著名画家黄永玉回忆:“美术教员有法国回来的郭应麟先生、国立艺专的朱成淦先生、上海美专的黄羲先生、正在做教务处职员而艺术修养很高的吴廷标先生。手工教员有曾留日的许其骏先生。孩子们生活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之中。”

关于黄羲,黄永玉还写道:“黄先生教国画,谈掌故,使孩子们正确地认识传统,掌握了传统基本技法。”正是由于陈嘉庚的重视和一批良师的到来,集美学校才成为闽南乃至福建培养艺术人才的重要基地。

为了更好地开展美术教育、提高学生的美术鉴赏水平,陈嘉庚不仅设立了集美学校美术委员会,而且决定建造集美学校美术馆。1924年3月,集美学校美术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在美术馆建成之前,暂将师范部手工室改为美术馆,并推举许振源、林学大、胡颂淳、郭予倩为美术馆筹备员。

1925年9月28日,陈嘉庚延聘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科的余石帆来校担任工程师,准备兴建音乐室。是年冬,受学校闹学潮之影响,集美学校建筑工程完全陷于停顿。1931年6月,集美学校音乐室开始重启建设。是年12月,美术馆建筑落成,造价3万元,“楼凡二层,大小计四十有二间,光线充足,空气流畅,美轮美奂,蔚为大观。本校建筑物中,艺术化而又科学化者,以此为最,盖纯照工程师图样所构成也”(《美术馆概况》,载于1933年《集美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工程告竣时,因功能调整,秘书处认为建筑名称有更正之必要,遂将原拟作“音乐室”的建筑更名为“美术馆”,并蒙国民政府监察院于右任院长题赠匾额。

陈嘉庚之所以不惜重金建造美术馆,源于对艺术教育的重视。他曾指出,学校教育“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知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需注意,与正课相辅并行”。1932年5月,陈嘉庚在兴办集美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时,曾严格要求培养的师范人才最低限度要达到五条标准,其中就有“艺术的兴趣”一项。美术馆的落成,为集美学校开展美术教育、陈列师生作品、举办美术展览提供了固定场所。

凡是到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参观的人,都会被中西合璧、错落有致的嘉庚建筑深深折服。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建筑群是陈嘉庚美术教育理念的一个缩影。陈嘉庚认为,建筑不仅是实用空间,更需通过美术设计体现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在建造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过程中,他将西欧古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古典建筑风格与中国古典建筑中的燕尾脊、重檐歇山顶等建筑要素相结合,做到了庄重典雅、美观大方,既具实用价值又有艺术美感。

在建造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校舍时,陈嘉庚多次对校舍的布局、功能、装修风格等提出具体建议。在他看来,建筑不一定要追求华丽,但要追求经济实用和整齐。例如,1922年6月18日,他在给集美学校校长叶渊的信中写道:“唯美术外观,若照厦大之图式,间间一样,以为不取华丽,但取朴素与一律。”1923年,在给厦门大学总务主任陈延庭的信中写道:“盖经济问题为第一要义,必先打算。若厦大之屋,屋上必用采瓦,虽建华式,将来加费不少。而大间屋亦难建,且美术亦当有好歹兼配。”

可见,陈嘉庚在建造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校舍时,既追求融合中西,又没有受到西方古典建筑美学与闽南传统建筑法度的制约,因而嘉庚建筑就形成了稚拙、自发、天真等特点。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学校建筑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在浓厚的建筑艺术氛围中获得美的启示,感受美的力量,从而达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目的。

陈嘉庚对美术教育的重视,本质上是其“全面育人”教育理念在美育领域的延伸。他打破了旧式教育对艺术的轻视,将美术教育纳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重视美术教育对个人品德的塑造,认为美术教育具有陶冶情操、砥砺品格的作用,与德育、智育、体育相辅相成。

陈嘉庚的美术教育理念和实践,不仅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启蒙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我们今天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