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买办：中西夹缝中的变革推手

当鸦片战争的硝炮轰开国门，一群身着洋装却留着长辫的中国人悄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左手执西洋契约，右手拨中式算盘，在"买办"这个充满争议的身份下，竟催生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铁路网络和金融体系。

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席正甫——这四位被后世并称"晚清四大买办"的传奇人物，究竟如何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完成从"洋行附庸"到"实业先驱"的历史蜕变？

买办（Comprador）一词源自葡萄牙语"comprar"（购买），在19世纪中国特指外资企业与华商间的中介人。

据郝延平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中考证，这类群体因精通外语、熟悉商律，在《天津条约》确立的子口半税制度下掌控着外资对华贸易的核心渠道。

当多数买办满足于收取佣金时，徐润等四人却将西方制度嫁接到中国土壤，成为撬动近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

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广东香山北岭乡（今珠海北岭村）人

"商战之要，不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的箴言，正是他商业生涯的写照。这位以宝源祥茶栈起家的"近代茶王"，在1880年代将目光投向上海地产。

据《上海地产志》记载，他斥资300万两购置土地近三千亩，其中外滩地块每方丈地价高达白银800两。然而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舰队威胁吴淞口的消息引发外资撤离潮。

《申报》记录下惊心动魄的一幕："徐雨之所置产业，九折求售竟无受主。"最终他被迫贱卖核心资产，一次亏损即达二百余万两白银。

更致命的是1884年挪用招商局16万两白银事件。尽管《盛宣怀档案》显示当时商界"公产私用"属常态，但政敌盛宣怀借此发难："该道以局款营私，实属胆大妄为。"

这位曾担保詹天佑等120名幼童留美的实业家，最终在官商倾轧中黯然退场，其地产帝国的崩塌揭示出民族资本在列强干涉下的脆弱性。

名建时，字景星，号镜心，广东香山唐家村（今珠海唐家湾）人

1873年，当唐廷枢在轮船招商局大门挂出"总办轮船招商公局"的铜牌时，中国商业史迎来转折点。

这位前怡和洋行总买办创造性地颁布章程："资本百万两，分作千股...无论官绅商贾皆可附股"（招商局档案馆藏《局规》原件）。

1881年他主持发行的开平矿务局股票（现存中国证券博物馆），以墨色雕版印制的繁体"壹百股"字样，成为中国近代股份制的重要物证。

在修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时，保守派以"震动东陵"为由强烈反对。唐廷枢带着水平仪亲赴现场，实测后向李鸿章禀报："震动最远处不过三里，断无惊扰陵寝之理。"（据《开平矿务事迹》）

这份实证精神使铁路于1881年6月9日成功通车。至1884年他病逝时，招商局资产从初始的10万两跃升至200万两，印证了其"以商办经验振兴实业"的承诺。

名素威，字正甫，江苏吴县洞庭东山人

上海档案馆保存的1895年《英德借款合同》上，担保人签名处"Seep Sewey"（席正甫英文名）的墨迹至今清晰。

这个掌控清政府财政命脉的苏州商人，通过精密编织的血缘网络缔造了金融王朝：其弟席素恒任麦加利银行买办，长子席立功承继汇丰职位，据《上海金融志》统计，席氏家族三代共垄断13家外资银行买办职位。

当1895年清政府为支付《马关条约》赔款向汇丰借款时，席正甫凭借贷款签字权成为各方拉拢对象。

英国领事报告记载："没有席的印章，钱庄拒绝承兑汇票。"（英国国家档案馆FO 677/34）这位年薪八万银元（1902年汇丰账册）的"金融沙皇"，在静安寺路建造的席氏花园内设有专用金库。

1929年其孙席鹿笙遭绑匪枪杀事件（《申报》1929年1月18日），标志着这个叱咤半个世纪的金融王朝落幕。

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雍陌乡（今中山三乡镇）人

"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894年版《盛世危言》扉页上的宣言，揭示了一位买办的思想蜕变。

郑观应在担任太古洋行买办期间，洞察到西方强大之本不在船坚炮利，而在商业制度。他在五卷本著作中疾呼："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必以机器为先"（卷三《商务》），主张"以商立国，以工翼商"。

更具革命性的是他对政治体制的思考："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卷五《议院》）

光绪帝读到大臣呈送的抄本后，于1895年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朝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折）。

梁启超在《郑观应传》中评价："此书出，世始知变法之不可缓。"一位买办商人，就此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启蒙者。

当徐润在上海滩贱卖最后一块地产时，他资助的留美幼童詹天佑正在耶鲁钻研铁路工程；当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紫禁城传阅时，戊戌变法的火种已然点燃；当席家第三代倒在绑匪枪下，上海金融界的华资银行正崭露头角。

四大买办的跌宕人生，恰似一部中国近代化的微缩史诗：

徐润地产王国的崩塌，揭露了民族资本在列强干涉下的脆弱；唐廷枢发行的股票，标志着资本社会化的破冰启航；席氏金融网络的兴衰，映照着财政主权的沦丧与觉醒；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则预言了制度变革的历史必然。

他们脚踏中西文明两条船，在传统与现代的激流中寻找平衡，虽受制于官僚体制与西方资本的双重挤压，却为封闭的帝国凿开第一道裂缝。

在旧秩序崩溃的尘埃中，真正的先驱者从不停止寻找新生的路径——他们承受双重的鄙夷，却为后来者踏出穿越黑暗的足迹。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徐愚斋自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招商局档案馆藏《轮船招商公局规条》（1873年原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一年奏折（档案号：03-9447-012）

英国国家档案馆FO 677/34（1883年上海商情报告）

《上海金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申报》1883-1929年相关报道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