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包容“只提问题不解决问题”专家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看到这个题目，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温铁军，说温铁军整天说农村这样搞不行，但是到底怎么搞，也拿不出解决方案，或者说给出的方案也“不解渴”，农民种地不行，去城里也不行，提出搞文旅结合，又没有普遍可操作性，因此这样的专家被质疑很多。

对学者专家要求不但提出问题，还要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对专家有了不切实际的高估和预期，是混淆了诊断者和执行者的本质区别。专家的专长在于敏锐地发现问题、揭示矛盾、分析深层原因、警示潜在风险（如过度城镇化的社会成本、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政策执行的偏差），但是他们没有决策权和资源整合能力。而有能力提出系统性的、可落地的解决方案，需要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合力。

以温铁军为例，他的研究领域，“三农”问题、城乡关系、经济转型等，是极其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多维度，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单一的、简单的解决方案都难以奏效，甚至可能产生新的问题。期望一个学者提供完美的、普适的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

专家也会受到信息与资源限制，掌握的信息、资源和实践权限有限，提出的方案可能只是理论构想或初步设想，需要在实际执行中不断调整、试错、完善。比如温铁军提出的“文旅结合”作为一种可能的出路，其具体实践模式、盈利方式、风险规避等细节，需要地方在实践中摸索。

所以，对专家要求不但能提出问题，还要给出可行性方案，是强人所难了。

专家能“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价值，能够引发社会关注、讨论和反思，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贡献。在问题被充分认识和讨论之前，解决方案也无从谈起。比如温铁军的观点无疑让更多人关注到小农的困境和过度城镇化的代价。

专家的批判性思考，价值还在于打破思维定势，挑战固有观念，促使人们思考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也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价值。

专家提出问题，即使给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也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划定“禁区”，明确“不能这么办。

比如对“简单城镇化”的批判，其实也是在排除错误选项。比如忽视乡村价值、牺牲农民利益的城镇化，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社会撕裂、生态破坏、文化断层、经济风险等。这相当于为决策者拉响警报，避免了在错误方向上投入巨大资源，节省了社会试错成本。

同时这些专家也拓宽了认知边界，为决策提供全面依据。

单一的声音容易导致决策的偏颇和短视，专家的“不和谐声音”，提供了不被主流声音注意到的局部和角落的信息，提醒决策者需要更全面、更长远考虑问题，照顾到更多元化群体的利益。专家的声音也是社会的预警系统，比如梁建章很早就对人口问题的提醒。

之所以对只提问题的专家，有褒贬不一的评价，是有人认为这种专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只提问题不给“药方”，容易让身处困境中的人感到失望、焦虑，产生无力感。

提出的方向性建议（如文旅结合）可能过于理想化、脱离地方实际、缺乏可操作性细节，或者确实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条件，显得“不解渴”。

还可能被不同立场的人曲解、放大，客观上加剧社会撕裂，即使非学者本意。尤其是在网络化的今天，观点容易被简化、标签化、对立化，有的自媒体就截取一段话，脱离语境，断章取义，制造对立。

比如温铁军，他反对的是简单粗暴的过度城镇化，而不是城镇化本身，即使他面对镜头做出了澄清，但是别人还是断章取义，说他就是想让农民困在地里不能进城。

为什么说理解包容“只提问题”的专家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首先是社会环境能让专家发声，这本身就是对表达权的尊重。

其次，允许不同声音公开讨论，即使是尖锐的、不和谐的，也有助于将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不同群体的诉求摊开在阳光下。看起来可能暂时显得“制造对抗”，但长远看，是理解分歧、寻求共识的必要过程。掩盖矛盾只会让问题在暗处继续扩大、加重，不可收拾。

实事求是，百家争鸣，尊重每个专家的表达权，也尊重每个人对专家的批评权，不正是一个文明进步社会的体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