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杨玉环没被包装成“女祸亡国”？就因白居易写了首长恨歌？

“红颜祸水映朝堂，一笑倾城乱四方。粉黛轻描掩烽火，珠帘微卷动干戈。”

“女祸论”一直都是中国历史叙事中一股难以回避的暗流，从妺喜亡夏到妲己亡商，从褒姒倾覆西周至冯小怜断送北齐王朝，帝王身边那些宠妃们总是背负着几乎全部的亡国负担。她们被涂抹上各种妖异色彩，成为祸水漫淹龙庭的具体象征。

然而，在这阴沉画卷中，杨玉环却成为一道奇异的亮色。她虽同样身处安史之乱的巨大漩涡中心，却罕见逃脱了“女祸亡国”这一沉重谶语的彻底捆绑。这其中奥秘，仅仅归于白居易那首千古流芳的《长恨歌》吗？

《长恨歌》所触发的巨大文化势能，确实使杨贵妃形象发生了深刻蜕变。

诗中“侍儿扶起娇无力”虽隐约描摹了她一丝慵媚，但整篇诗作的核心无疑是浓墨重彩地展示其“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倾国之美，以及李杨之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悲剧。正是这强大的文学叙事力量，为杨贵妃的历史赦免奠定了最初基石。

然而，诗歌的魔力固然深邃，却远不足以支撑这历史评价中的特立独行。

编者以为，除了长恨歌，杨玉环未被贴上“女祸亡国”标签的原因还有其四：

第一，唐朝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

唐朝是一个空前开放包容的时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拥有相当的地位。上官婉儿在朝堂挥洒才情、太平公主执掌权柄，武则天君临天下，这在其他朝代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多，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也更加多元化，不会简单地把男性统治者的失误转嫁到女性身上。杨玉环虽然深受玄宗宠爱，但人们在评价她时，会更多地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因素，而不是单纯地将其视为“祸根”。

第二，杨玉环相对特别一些

历史上被贴上“女祸亡国”标签的妃子，往往有着一些共性。

从时代背景来看，她们所处的王朝大多已处于衰落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妺喜是夏桀的妃子，当时夏朝的统治早已摇摇欲坠，夏桀的残暴统治让百姓怨声载道。妲己所处的商朝，纣王的暴虐行径更是激起了诸侯的反抗，王朝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褒姒所在的西周，早已分崩离析，诸侯势力崛起，周幽王为博她一笑，烽火戏诸侯，其荒唐行为只是加速了王朝覆灭而已。冯小怜则是北齐后主高纬的妃子，北齐在高纬统治下，政治黑暗，国力衰退，灭亡已是必然。

而玄宗时代，国力鼎盛，万国来朝，刚经历了开元盛世，即便经过安史之乱，大唐还又存续了一百多年，远非亡国。

从这些妃子自身来看，她们除了拥有倾城之貌，还有着一些“不良” 行径。妺喜据说喜欢听撕裂绸缎的声音，夏桀便为她搜罗大量绸缎供其撕裂；妲己被传荒淫无道，怂恿纣王做出诸多残暴之事，如炮烙之刑，酒池肉林；褒姒因不爱笑，周幽王便以国家安危为代价博其一笑；冯小怜则被认为干预朝政，导致高纬荒废国事。

而杨玉环除了多次过家家般“出走”之外，好似并没有多少“劣迹”。杜牧《过华清宫》中对“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指责，更多针对的是宫廷奢靡之风，而非将女性美视为亡国祸端本身。

更关键的是，杨玉环最后是被迫自缢的，是个悲剧人物。这和妲己等传说中被处死的妖妃形象很不同。她的死法本身就容易引发怜悯与同情。

第三，不好“甩锅”

其实，把亡国的责任推到这些妃子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甩锅”。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帝王的过错往往需要一个替罪羊，而受宠的妃子便成了合适的人选。将王朝的灭亡归咎于女性，既可以维护帝王的权威，又能给百姓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还可以“警示”后世君王，一举三得，所以“甩锅”宠妃基本成为史家写史的一种惯例。

所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所有人都懂，但少有人点破——像花蕊夫人这样的女诗人太少了。

而安史之乱的爆发根由太过于明晰，极大地消解了将杨贵妃推为“女祸”的叙事空间。唐朝自开元盛世之后，府兵制崩坏，边镇节度使势力恶性膨胀。像安禄山这般手握重兵的强藩，其叛乱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有玄宗“众人皆醒，他独醉”，还不断的给安禄山加藩，直至三镇节度使。即便是贵妃之兄杨国忠也屡次在玄宗面前说其有反叛之心。

安史之乱根源的清晰可见，使得朝廷内外皆了然，此绝非一个女性能引发的滔天巨浪。这种广泛的认知，使得将杨玉环钉在“女祸”耻辱柱上的历史书写变得苍白而牵强。

第四，历史背景下的政治需要

史书都是有胜利者或后人书写。夏桀之后是商，商纣之后是周，北齐之后是北周，而安史之乱后的唐还是唐，只是有玄宗换成了肃宗。

李隆基在奔蜀后失势，新建立的肃宗朝廷面临严峻考验。若将安史之乱归咎于玄宗个人昏聩，则无异于动摇新朝赖以维系的正统基石。为维持李唐血脉统治的延续，玄宗的形象必须保持某些正向，其错误不能不可收拾，更不能放大。

在这种微妙平衡中，已死的、已与玄宗捆绑在一起的杨贵妃便成为一个政治安全的“替罪”容器——既部分承担了宫廷奢靡、外戚乱政之责，又不至于彻底动摇皇权根基。

所以，《新唐书》等史书虽指其“恩宠声焰震天下”，却始终与夏桀之妺喜、商纣之妲己那般彻底“女祸”论调保持着距离。

汇总来说，杨贵妃未被妖魔化，是文学影响、政治需要、社会环境和历史事实共同作用的结果。

《长恨歌》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唐朝的开放胸襟为杨玉环了提供一种超越单纯性别原罪的宽容目光；安史之乱后稳固王朝的微妙需求以及玄宗的政治存在，又巧妙定义了其过错的可承受范围；而叛乱本身那过于明确的政治、军事根由，则彻底瓦解了将帝国倾颓归咎于一个深宫女子的叙事可能。

这些因素可能都比白居易的诗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