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人口流动网络的证据

李红

广西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博导

摘要：在过去30年全球化与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尽管双方仍为人口净迁出地且相互连接作用尚弱，但受区域政策、市场和交通的驱动，中国与东盟的双向人口流动仍在加速和扩展，网络格局趋于稳定且整体中心度增强，对东盟中心性起着促进作用。就流量和流速而言，最大的是数以千万计的、短期流动的游客，其次是近百万之众但流速缓慢的移民或侨民，再次是流速处于游客与侨民之间的数十万劳务人员和留学生。这些人口流动的网络结构，有待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合作来优化和增强。

关键词：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人口流动；网络分析中国—东盟；地缘文化；空间特征；网状关联；命运共同体

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到1996年成为全面对话伙伴、次年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在过去30余年中快速发展。交流、合作与发展成为双方关系的主旋律。以1997年以来历次中国—东盟“10+1”峰会上中方领导人的讲话稿为例，总词频最高的是“合作”，达到近1000次；其次是“发展”，500余次；表达“人文”“文化”交流合作及“旅游”“留学”“教育”“青年”“媒体”“劳务”“互联互通”等意思的用词达200次之多。人文交流一直是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重要一环。

在考察中国与东盟关系时，纪宝坤从人口流动角度认为，世纪之交，中国已重新成为移民和学生流向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来源，其中向东南亚的人口流动主要有移民、留学和旅游三种形式，并对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且双方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必要性将确保这种联系持续发展。不过，当时的研究并没有充分的国际人口流动数据为证，也没有预见21世纪以来区域合作政策所驱动的，以及中外跨国公司在中国与东盟地区开展商务与投资所带动的新型区域性人口流动格局。

事实上，历史和地缘因素积淀形成的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华人华侨亲缘及双向交流网络，是我国改革开放及发展与东盟国家友好关系的重要动力。随着21世纪初中国—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2005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2007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2009年）、互联互通及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实施与升级，双方人口流动明显增加和提速。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双方年度人员往来数量一度高达近5700万人次（本文“中国”数据均不包含中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数据，下同），其中中方和东盟方的流出量分别占六成和四成左右。数据显示，在全球化和区域合作进程中，不仅存在中方向东盟的移民、留学和旅游等人口流动，还存在东盟向中方的对流，即双向流动，以及双方对域外的人口流动。问题是，这种新型区域性人口流动格局如何形成？从东盟角度来看，强调在一个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区域架构中保持东盟的中心性（centrality）与主动性，以避免自身在亚太地区被某些大国边缘化，这是其发展与外部伙伴关系及合作的主要动力，故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的宗旨之一。那么，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与人口流动是否增强了东盟中心性？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各类国际人口流动数据使定量分析中国与东盟之间人员往来的流向与流量成为可能。综上，研究新时期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人口流动的格局及其与区域合作的关系，实有必要和可能，这对促进区域合作共赢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全球与区域层面的国际人口流动网络来分析这一问题。

01

移民网络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人口司及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移民或迁徙人数（internationalmigrantstock）是指在一国出生并在其他国家居住的观测年中（7月1日）的人口数量（包括难民）。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长期旅居在外的侨民。“下南洋”、归故里及跨境定居等，是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双向移民的体现。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移民或侨民流动情况又如何？

（一）对流格局调整但中方流出量仍较高，且双方仍为净迁出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960—2000年国际移民数据，20世纪后半期，中国迁徙或侨居东南亚国家的人口数量呈收缩趋势，从1960年的280万人减至2000年的七八十万人；而东盟国家迁徙到中国的人口数从数千人增至10余万人，其中1990—2000年的增势尤为明显。

UNDESA人口司发布的国际移民量数据则显示，一方面，2017年中国有71.6万人迁徙到东盟十国，比1990年增长13.0%，占中国在外侨居人口的7.2%（1990年该比例为15.0%），占东盟十国国际迁徙人口的7.3%（1990年该比例为22.1%）；若不计东盟成员国之间侨居人口，中国迁徙到东盟的人口量则占东盟外来侨民的23.4%，即近1/4（1990年该比例为41.3%，即四成余）。另一方面，东盟十国有16.6万人侨居中国，占东盟十国在外迁徙人口的0.8%（1990年该比例为1.0%），占各国在华迁徙人口的16.6%（1990年该比例为20.3%），比1990年十国在华侨民数量增长了1.2倍。

总体而言：（1）除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外，目前其他东盟国家及东盟整体与中国一样仍为人口净迁出地，中国与东盟双方迁往域外的人口量均大，且东盟方面更大；（2）东盟对中国迁徙人口的引力仍大于中国对东盟方面的引力，中方侨居东盟的人口数量仍高于东盟侨居中方的人口总量（见表1）；（3）在近30年区域合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中方人口迁徙到东盟的占比已大幅降低，目前东盟在华侨民的增幅高于中方在东盟侨民的增幅，中国对菲律宾、越南等国也呈现人口净迁入态势，30年前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均为人口净迁出的局面正在改变。

（二）整体网络中心度增强，但连接作用尚弱

为反映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国际移民网络中的状态，在绝对量之外，这里引进网络分析中常用的体现各国在全球移民网络中相对位置的节点中心度指标（具体计算方法略）：（1）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用于测度哪些行为主体位于网络中心，又分出度、入度及总度数中心度。其值越高，说明该主体在网络的中心地位越强。（2）邻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反映的是某主体不受其他同类主体控制的程度。其值越高，说明该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存在更多的直接关联，是网络中的主要行动者。（3）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用于测度一主体在多大程度上位于网络中其他“点对”的“中间”，即起桥梁作用。测量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在全球移民数量不断扩展的全球化背景下，1990—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全球移民网络中的中心度数值波动平稳，说明本地区的人口迁移与全球趋势基本一致。其中：（1）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移民的出度均大于入度，且东盟方面变动更为明显。中国的出度中心度与入度中心度近30年来基本保持不变，而东盟整体的出度与入度均高于中方，特别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这显示出东盟区域人口迁移的持续活跃。（2）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及东盟整体的邻近中心度均有所提高，即对全球移民的数量影响增大，在移民网络中的重要程度提高。（3）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中介中心度均不高，多为0，这反映出在国际移民网络子群之间的中介与连接作用尚弱。

02

旅游网络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 Tourism）以入境或到达（arrivals）数据衡量一地国际游客的流量，并建议到达游客应与入境游客（inbound visitors）数据一致，包括入境过夜游客和非本国居民的一日游旅客。边境的、季节性的和其他短期的务工人员，以及长期的留学生和其他类型的旅行者等，应被排除在入境游客之外，因他们不符合游客“不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取报酬”的资格。我国旅游统计的国际旅游人数是指任何为休闲、娱乐、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离开常住国（或常住地）到访他国（地方），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12个月，且在入境地主要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取报酬的人数，不包括因工作或学习在两地有规律往返的人，如外国专家、留学生等。这与UN Tourism的界定基本一致。不过，我国旅游部门在2017—2018年使用公安边防的入境统计口径，使“游客”与“旅客”或入境人员的数据一致，包含了边境务工人员等。因此，下述关于东盟方面和中方的游客统计口径未必一一对应，宜分别而论，且有时使用包括“旅”与“游”即较宽的“旅游人数”概念。

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均属旅游资源丰富的国家，长期保持着旅游合作。其中，1988年，泰国成为内地公民出国旅游的首个目的地国家，接着，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于1990年，菲律宾于1992年，越南、柬埔寨、缅甸、文莱于2000年，印度尼西亚于2002年，老挝于2005年，先后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至此，东盟十国全部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同时，近20年来的东盟“10+1”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东盟与中日韩“10+3”旅游部长会议等机制，更是为彼此的旅游交流与产业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成为国际区域旅游合作及网络化发展的典范。

（一）中国成为东盟最大客源地，但占中国出境游客比重下降

根据《中国旅游业公报》，居民收入增加、生活品质提升及制度开放与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从2010年的600万人次到2017年的1.3亿人次、2018年的1.5亿人次，8年中几乎增长了3倍，并在2018年超过了入境旅游人次。其中，前往东盟国家的中国游客占中国出境游客的19%左右，但比2000年的22%有所降低。

根据东盟方面的统计，如图1、图2和表4所示，2000年，中国游客占东盟十国（含成员国之间，下同）入境游客总量的5.9%；在东盟各国旅游客源地的排名分别是：越南的第一，柬埔寨的第二，印度尼西亚的第三，泰国、老挝、缅甸的第四，马来西亚的第五，新加坡的第六，文莱的第十一，菲律宾的第十八。到2019年，中国游客（3228.3万人）占东盟十国入境游客总量的22.5%，即东盟整体的最大外部客源地；中国分别是泰国、越南、新加坡、柬埔寨的第一大客源地，是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文莱的第二大客源地，是马来西亚、老挝的第三大客源地，即都在东盟国家前三大旅游客源地之列。若不计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客流量，则中国也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文莱等国的第一大客源地，即除菲律宾之外，中国目前均为其他东盟9个国家的最大客源地。

从服务贸易出口的角度来看，根据商务部门的统计，2019年中国对东盟服务贸易出口达到280亿美元，集中在运输、其他商业服务、旅游、建筑四个部门，合计占中国对东盟服务贸易总出口的80%以上。受新冠疫肺炎情影响，2020年中国对东盟服务贸易出口略微下降，到2021年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前水平，中方对东盟服务贸易出口334亿美元，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旅游服务出口大幅萎缩，中国对东盟的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也由2019年的18.0%下降到疫情期间的3.7%。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2023年，通过开放旅游市场、简化签证手续和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旅游便利度、加强人文交流等带动各界人员往来，双方的旅游合作重新迸发活力。

（二）东盟旅华人员结构优化，但增幅有待稳定

根据中方《旅游统计年鉴》的统计，2006年以前，每年来华的东盟国家游客为200万~300万人次，占我国接待外国游客总量的约18%；2007—2015年，每年来华的东盟旅客为500万~600万人次，占比约22%；自2016年起，由于将邻国入境我国的边民纳入统计，2017年来华的东盟游客数量和占比分别高达2131.6万人和49.6%。如此高的比重能否稳定发展，有待进一步地观察。

多年来，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为我国前20位客源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在2008年已位列中国十大入境客源地。2018年，我国入境外国游客4795万人次（含相邻国家边民来华人次），缅甸、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在我国主要客源市场中分别居第一、第二、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三和第十五位。其中，对缅甸、越南等邻国的旅客统计数据，含有边民来华人数。同年，中越、中老、中缅边境陆路口岸验放出入境旅客人次均创新高。例如，根据《中国口岸年鉴（2018）》的数据，中越边境东兴口岸出入境旅客达1219万人次，凭祥口岸达220万人次，河口口岸达500万人次；中老边境磨憨口岸达67万人次；中缅边境瑞丽口岸达1764万人次。这些近4000万旅客中，近三四成是周边国家居民或边民，即从陆路边境来华的缅方及越方旅客均在六百万人以上，包括到云南和广西等地开展跨境劳务合作的境外边民。

我国旅游部门沿用公安部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的统计方法，将来访旅客按年龄、性别、入境目的和入境方式分列。其中，年龄分为14岁及以下、15~24岁、25~44岁、45~64岁以及65岁及以上；入境目的分为会议/商务、观光休闲、探亲访友、服务员工（workers And crews）及其他（包括学习、定居等文体及其他活动等），尽管后两者可能跟国际上对“停留时间不超过12个月，主要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得报酬”的“游客”定义不完全相符，中方旅游统计资料也没有提供相关指标的严格定义；入境方式则分为船舶、飞机、火车、汽车及徒步。据此，同时也碍于篇幅所限，本文整理2006—2017年占比较高，或人员结构变化较大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东盟五国来华旅客数据，如表5所示。

由历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数据可知：（1）年龄方面，来华的东盟旅客八成以上为25~64岁，其中青壮年占比接近一半，同时，10年来访华的东盟旅客中15~24岁的青少年占比提高近1个百分点，目前在7.6%左右。（2）性别方面，六成以上东盟旅客为男性，该比例在2016年之前低于全体访华旅客中的男性占比，近年呈上升趋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女性游客在本地区经济活动中的活跃程度。（3）入境目的方面，传统的观光休闲游客比重降低了近20个百分点，但占比（41%左右）仍最高；服务员工的比例则成倍增长，达到31%，这从侧面反映出跨国公司商务与投资活动带动的技术型员工国际流动——截至2017年，仅中国在东盟的890亿美元投资就已雇佣外方员工35万余人，跨国公司雇员成为技术员工国际流动的新动力；其他各类人文交流和会议/商务等游客则分别维持在15%和11%左右。（4）入境方式方面，近六成乘坐飞机，占比提高5个百分点；1/4乘坐船舶，占比提升9个百分点，这体现出海上通道及海上丝绸之路地位的提升；而通过（火车、汽车及徒步）陆上交通来华旅客的比重减少到不足两成。当然，如果将边民统计在内，上述比例还会有较大调整。

（三）“10+1”旅游网络趋于频密，但分布仍不均匀

自2000年以来，中国—东盟“10+1”国际旅游网络的发展演变，如表6和图3、表4所示，可以看出：（1）近年来，区域旅游网络增强和加密。（2）数以百万计的跨境游客流量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往马来西亚、中国和马来西亚往泰国、缅甸往中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往新加坡，以及中越和印（尼）马等国之间。（3）中国是区域旅客网络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桥梁。（4）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在区域旅客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明显，是强化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连接节点。

03

留学与劳务人员流动以及互联互通网络

如上所述，中方旅游统计中的“服务员工”和“其他”数据中可能包括了来华务工人员和入境学习的留学生，不过，为了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与东盟在教育、人文及劳务方面的合作，这里仍将留学生与劳务人员流动进行单独分析。

（一）互派留学生实现“双十万”，但分布较为集中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及相关教育展会等多种活动，促进了双方教育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统计，2011年和2015年，中国与东盟双方互派留学生总量分别为16万人和19万人，其中中国在东盟各类留学生分别为10万人和12万人，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2018年，双方互派留学生超过20万人，提前实现双方2009年提出的2020年互派留学生规模扩大到10万人的“双十万计划”。其中，泰国（2.9万人）、印度尼西亚（1.5万人）、老挝（1.5万人）、越南（1.1万人）、马来西亚（1.0万人），分别居来华留学生数量的第二、第七、第八、第十一和第十五位，五国在华留学生共8万人。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占当年各类来华外国留学人员（49.2万名）近两成，占亚洲在华留学生（29.5万名）近三成。此外，与东盟国家接壤的云南和广西两省区，2018年留学生数量分别达1.9万人和1.5万人，在全国列第九和第十一位，大约集中了东盟来华留学生的1/3。

（二）跨境劳务合作持续发展，但双向流动有待提升

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东盟市场的活跃与突出地位所拉动的国际工程承包及劳务需求、跨国公司推动的国际产业链及技术人员流动，也体现在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之中。如表7和表8所示，中方的对外承包工程年末在外人员中，2005年、2010年和2017年分别有约3.3万人、6.5万人和8.3万人分布在东盟各国，占当年承包工程年末在外人员的22.6%、17.2%和22.1%；中方对外劳务合作年末在外人员中，2005年和2017年分别有约7.8万人和10.9万人分布在东盟各国，分别占当年劳务合作年末在外人员的18.2%和18.0%。不过，东盟国家除了在中国的港、澳、台地区有大量的劳务合作，与内地（大陆）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人员数量暂时没有系统的统计数据可用。随着双方该领域合作的提升，双向劳务合作网络的拓展也逐步清晰。

（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支撑作用显著，但互联互通需增强

中国与东盟各国人口流动网络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相关，本文不一一赘述，仅就较受学界忽略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进行讨论。中国—东盟之间的航空、航运、公路及铁路等交通网络，以及通关便利化等制度的联通，即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近年来双方人员的双向流动及网络发展密切相关。

以航空网络为例。中国与东盟十国在1993年均已建立双边航空关系并开通直航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航空网络，在指定空运企业数量、航线表、运力安排、代号共享合作及第五业务权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扩大航空运输安排。其中，根据中国民航网及《中国民航报》公布的数据，200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54条国际航线上每周经营432个航班（含客班和货班，下同）；之后两年，双方往来航线和航班分别增至100多条和600多班；2010年，双方每周有862个航班往返；2016年和2018年，分别增至2700个和近4000个。2020年，中国民航局将包括中国—东盟航空区域合作平台在内的多个区域民航合作机制整合，创建了中国民航“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推动东盟十国全部与中国实现直航，基本形成覆盖双方主要通航点的国际航空运输网络，双方主要城市均已开通直达航班，每周往返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航班增至约4500班，服务于双方人员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此外，双方还通过举办中国—东盟民航合作论坛等，推动双方航空公司及民航全产业链加强合作。如表5所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东盟五国来华旅客的近六成（近300万人次）是通过飞机到达的。新冠疫情之后的2023年，双方直航航班数达到每周2300多班。

另外，相比快捷、远程和价格较高的民航，也有大量东盟来华旅客选择价格低廉的船舶及便捷的陆上交通等方式，特别是近年占东盟来华旅客近七成的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居民（含边民），而连接这些国家的公路与铁路网络在软硬件方面还相对滞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合作亟须增强。

04

结论与建议

纵观过往30年中国与东盟双方人口的流动，受政策和市场等因素的驱动，中国—东盟双方的双向人口流动在加速和扩大，而非仅是中方对东盟的单向流出。尽管无论是游客、移民，还是劳务人员，抑或是留学生，基本上仍是中方对东盟方面的流出量大于东盟方面对中方的流出量，但双向流动网络化发展的格局趋于稳定。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与人口流动，有助于东盟中心性的提升；但同时，网络结构有待优化，双方的连接或“筑网”“织网”作用有待增强。

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认为，在当今这个复杂相互依存和密切连接的世界，真正举足轻重的是那些网络中的核心行为体，他们精心编织网络，与他国战略性相连，并置身于全球关系网络的中心。21世纪，只有相互连接才是发展之道，与他国相互连接的程度成为塑造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在关键网络中的定位及配置、指挥和创造网络的能力，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

东盟是亚太区域合作网络的一大中心和重要连接节点，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南线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未来，随着东盟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众多嵌套式网状区域合作的发展，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南半岛南北与东西向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的建设，中国与东盟国家跨境经济合作的深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及区域人口结构的调整，政策与市场因素将助推更广密的区域性人口流动网络。

为在全球化中提升自身的中心性，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提高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增加国际与区域吸引力的同时，实施更开放和更稳健的人口流动政策。例如：在双向批量劳务输入、高端人才出入境与居留等方面提供便利，吸纳本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的优势，推进双方劳务与人文合作及人员有序流动；在沿边重点区域拓展境外边民入境务工试点，探索企业使用境外劳动力用工新模式，并完善跨境软硬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等。这些都将有助于要素流动成本的降低和区域合作水平及地区中心性的提高，进而推动区域共同繁荣和持续发展。

[原文出处]：李红.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人口流动网络的证据[J].文化与传播，2025（1）：8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