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京：在苹果树上｜新刊预览+创作谈

导读

“十四岁，我对世界的印象，是树的形状。”辽京以细腻笔触勾勒一个少女的“流年”和她充满斑斓异彩的精神地图，用抽象心理具象化的写法，让青春期的迷茫与隐痛变得可触可感。

时间中的少女

——中篇小说《在苹果树上》创作谈

《在苹果树上》原名《米豆和她的亲友们》，是一个系列短篇小说的第三篇，前面两篇分别的《我奶奶的故事及其他》和《脚趾》（编者注：发表于《当代》2024年1期），后接《红头发姑奶奶的旅行见闻》（出版更名为《金子、绿豆、玻璃珠》），讲述一个家庭的三代人，在亲情与血缘的迷宫中相遇又相离的故事。

在《我奶奶的故事和其他》一篇中，米豆已经出生，是主角秋晨的女儿，一个不会说话的婴儿，历经《脚趾》中的幼童，到了《在苹果树上》，聚光灯终于移到她的身上，一个初中女生，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当代女孩，她没经历过生活上的苦难， 甚至还没有真正地经历生活，成年人的世界对她仅展开一角，而她正在学习如何观察外界与体察自我，给她引路的是她的好朋友方婷。

在小说中，方婷与米豆是一组对照的人物。米豆作为主要的叙述者，不自觉地以方婷作为自己的路标，或者一面镜子。方婷聪明、成熟、老练甚至还有一点点狡黠，父母离异，她与奶奶一起生活，这样的家庭模式使她成长得更快，她有一套专属于自己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与她相比，米豆显得懵懂，与方婷的笃定相对照的，是米豆内心的无数问题，她不停地提问并发现、理解新的事物，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生死之间，在微小的并不重要的时刻，她会想到最宏大的问题，并且以她的方式轻轻掠过。青涩的与成熟的，怀疑的与笃信的，细微的与宏大的，失去的与归来的，是我想在这个小说里呈现出的一种相互映衬的效果。

小说是跳跃的，因为米豆是一个思维活跃的少女，她不停地在想，她的五感是打开的，活跃的，不停变幻的，她关注并感受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不断地推翻自己固有的认知，她在成长，成长是摇摆不定的，需要一层层地蜕掉过去的自己，米豆并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在小说的结尾，她最新的领悟是：时间并不是一味地向前流淌，而是一个无因无果、无始无终的循环。她偶然地靠近某种思想，也许明天一早醒来就会彻底否认，迅速远离。小说的结尾并不是米豆成长的终结。

小说中的时间过了一年，许多人的命运已经改变，他们或多或少、或远或近地与米豆发生关联。这些人的命运共同塑造了米豆，在叙述中，他们有着各自的生活，并不是围绕着主角的配角，命运的转折也与米豆无关，他们来了又走、近了又远，经过米豆的身边，他们的面貌、声音、矛盾、解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或许是巨大的转折，是骇浪惊涛，是生死大事，在米豆的生活里只是一些片断和涟漪，一些飞掠而过的侧影，她观察他们，穿过他们，直到最后她也穿过了方婷。

打碎的时间线让我获得叙事上的自由。小说需要遵循逻辑，但时间并不是逻辑，它只是顺序，有些情况下，它甚至遮蔽甚至阻碍了逻辑的表达，成为一种障眼法。在叙事中，我发现放弃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去讲故事，反而使人物更加凸显，他们不必在虚构的世界里活在每一天，他们只需要活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我们的记忆也是一样，平淡如水的日子模糊成一团，难以分辨，偶尔几个时刻构成了一段生活中的锚点。

在小说中，米豆没有停止过思考，所有的事物都带有她的主观色彩，所有的人都是她眼中的人，不仅仅是因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更因为米豆对外界充满兴趣，她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她的心理活动。我希望，在一篇小说里，即便通篇都是“我”，叙事也不是完全内向的，“我”还是要朝向外界，朝向他人，在讲述他人故事的同时反观自身。米豆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兴趣和看法，她用她的“我”去冒险，去印证或者祛魅。她的“我”，和读者内心的那个“我”，是有所重合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过那样混乱的年纪——世界半遮半掩，少年们扒着门缝向外看，看到什么都会惊呼。

米豆的成长，无论是物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必然的，但是现实的变化则是曲折的，甚至常常是徒劳。比如在结尾处，秋晨要去承包苹果园，开始新的创业，读者会看出这其中的风险，但是米豆却非常乐观，开心地想到“我爸爸有苹果山”，她还没有进入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价值尺度，她的快乐可能也会被现实打破，甚至她自己也看到了父母的婚姻可能会因此陷入危机，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发现的快乐，她从外婆的故事里看到了现实生活之外的因果联系，并为此深深着迷。米豆是年轻的生命，活泼机灵，外婆已经垂垂老矣，经常陷入理智的混沌中，但是在这一刻她们重新遇见了对方，更深地理解彼此。老人的故事已经消逝在时间里，米豆的故事还没真正开始。一切将从想象中开始。

1

还有三十分钟，我就要上台表演，芭蕾独舞，《天鹅湖》的一小段。今天也是我的十四岁生日，晚上我们全家要出去吃饭，我爸，我妈，还有我姥姥，她刚从老家搬来与我们同住。

我坐在后台的一把椅子上，椅子凉凉的，周围都是忙碌的人，给其他演员化妆，或者走来走去，搬一些东西。这里天花板高得看不见，隐没在一片黑暗中，黑暗深处垂下一些摇摇晃晃的灯。这是一所很旧的剧院，给人的感觉是又高又窄，像一口深井。当然它不是井，它是一个活跃的演出场所，但是气质如井。这意思谁懂啊？谁也不懂。我跟我最好的朋友说，她只是说，你又发神经了。

没人懂的感觉也像浮在一口深井里，月亮的影子映在我身边。我把这个比喻画下来，画在课本的边缘，看起来像一个神秘的符号，或者咒语，或者别的什么，久而久之，它的意义不重要了，它变成了一个专属于我的图像，一口深井的竖剖面图、一枚涂成黑色的月球和一个向上仰望的人头。

我妈曾经想培养我画画。将来当个画家，她说。她这个人一说起话就没个边儿。画家，舞蹈家，音乐家，科学家，她总是大惊小怪，掘宝似的试图在我身上发掘天赋，我没有任何天赋，我比她早知道，也没有任何叫得上名字的兴趣。发呆算吗？

芭蕾舞是我妈妈要我坚持练习的。你总得坚持一件事，她说，别问有什么意义，要问这个问题，追究到底，那么大家都要去死。在她看来，吃苦就有意义，流汗一定能换来点什么，只是我还太小，一时半会儿无法领会。然而她活了四十来岁，也没有搞明白每一件事的意义。我去问姥姥，她对着电脑打麻将，一张张牌翻过来，她脸上跳动着光。姥姥不会说出什么大道理，她有点糊涂了。就因为这样，我倒乐意跟她待在一块儿。

其实我并不讨厌芭蕾，我只是有点迷茫，转圈，转圈，转圈，转圈，到底是为了什么？老师的肩膀和脖子像是用尺子比着画出来的，近两年皱纹爬上了她的眼角，但是她还是一样美。我妈妈希望我将来可以跟老师一样美。一样美，然后呢，一样老，一样生病，一样死掉，跟所有人一样，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把这些话跟我妈妈讲，她会忧虑地看着我，怀疑教育出了问题。她这个人是任何事情都喜欢追根究底，找出个原因来，这样使她觉得安全。但是我知道，天生就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天赋？我知道人做出来的大部分事情都没有意义，哪怕给它们一百年的时间，它们依旧没意义，像半埋在土里的旧瓷碗那样暗淡无光。

快轮到我上场了，听得见报幕的声音，字正腔圆，很不自然。我不喜欢这种拖长了声音的说话方式，我喜欢平平淡淡的语调，像平常说话一样，“下一个节目是……”响起一阵歌声，前面领唱的就是刚才的报幕员，一会儿我也要自己报幕，像幼儿园的毕业演出一样，告诉大家自己是谁，要表演什么，孩子们走上临时搭起的舞台，脸上的表情好像马上要做错事了，预先检讨一下。连续两年，我都跑去看我家楼下幼儿园的毕业表演，在操场上举行，家长们坐在下面，我站在铁栅栏外面。十几岁的时候回想童年，童年是最遥远的，等到了我妈妈的年纪，她说起小时候的事情像昨天一样。

我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穿着白裙子，仔细看白裙子有点泛灰，不怎么洁白了，早知道排练的时候不要穿它。有那么一刻，后台忽然安静，特别安静，安静得像一个晴天的下午。我曾经在作文里写这么一句话，被老师画下波浪线，但是整篇作文得了低分。语文老师今天没来，谢天谢地。如果我把这次演出的经历写进课堂作文，她就看不出来我在胡编乱造。

合唱到了尾声，有一句骤然高亢起来，然后急转直下，又清又轻，这一段他们练了很久。我的朋友方婷本来也在里面，天天放了学去排练，我听她抱怨了一个多月。今天她没上台，借口发烧，但是我知道她没事，她溜到外面等着我，一间我们常去的甜品店，高脚杯装的烧仙草上面浇满炼乳，两把小铜勺。大概几个月之前，我们来这里吃完东西，走出门，肩并肩，手心忽然一凉，一把勺子塞进我手心，方婷手里晃着另外一把。我说要送回去，这是偷东西。她说，要送你去送。

最终我也没有把勺子送回去，而是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公德心啊，还知道扔东西要进垃圾桶，方婷整整一周没有理我。奇怪的是，在她不理我、我一个人独来独往的那一个星期，我觉得很轻松，我知道她一定会再来找我，因此尽情享受着这种轻松。时间倒数，我的倒数和方婷的倒数不谋而合，归零的那一天，她隔着两张课桌，向我丢来一块金纸包着的巧克力，是她妈妈给她买的。方婷跟着奶奶生活，跟她妈妈只有周末见面。对着阳光细看，金纸上有隐晦的花纹。

她没有再拿过甜品店的勺子。

有时候，非常偶然地，我觉得方婷想说些真正的心里话，有时候我也想说，但是我们刚开了头就尴尬地停下来，忍不住抬头望天，好像怕老天爷会偷听到。我们把彼此视为世界的一部分，既想探索又想逃避，在别人看来，我们好得像同一个影子，但是，我也不知道但是之后还有什么，但是总归有另外一句话等着我们。

这不是今天要回答的问题。今天，我要上台了。再过五分钟，两分钟，一分钟，现在。

一只小天鹅，踏着四只小天鹅的音乐。我妈妈答应我，今天演出结束，我就不用再上课了。跳完这一次，我就可以告别芭蕾，妈妈满意，老师满意，我自己满意，皆大欢喜，一个句号。

底下黑黝黝的。所有人失去了脸庞，音乐一遍遍刮过他们的脸，刮掉了五官和肤色，像很多年后偶然看到的一幅油画，一群五官模糊的人，齐刷刷向上举起双手，那个时刻，这个时刻，连通起来，也许这就是我妈妈所说的“意义”，它使我觉得生活没有白过。

同学和老师们给我掌声，那掌声带着鼓励的意味，因为我摔了一跤，但是我的反应非常快，继续跳下去了，最后我轻快地下场。到后台就哭了出来，幸好没人来安慰我，世界真是充满了善意和理解。路过的人都刻意离我远一些，绕着我走，让我哭完。

我就这样告别了芭蕾和美丽的徐老师，她专程来看了我的表演，说我很棒。她总是夸奖我，也夸奖别的学生，非常好，非常棒，棒极了，好听的话在她那里通货膨胀。练习室里充满了轻盈的彩色泡泡，裹着我们的笑声一起徐徐上升，升到缥缈的、看不见的高处去。我念小学的时候，每年她都办暑期托管班，把学生都召到她家里去，她在郊区有一所带院子的别墅，院子里有充气泳池，五六个小女孩在那里住一周，像个夏令营。老师的爱人给我们做饭，一楼的客厅被辟为教室，四面装了镜子。每天吵吵嚷嚷，像个热闹的鸟笼。那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成为徐老师那样的老师，教小孩跳舞一定很赚钱，至少比我爸爸开玩具店赚得多，他的玩具连锁店最多有过三家，后来只剩下一家。

当我不太懂事的时候，我以为全世界所有的玩具店都是一家，我爸爸是开玩具店的，于是我可以进所有的玩具店拿东西。这被我妈妈当成笑话说了好几年。

当然更大的笑话就是我爸爸的生意经。他总说自己是运气差，但是我妈妈认为他运气一点不差，甚至以他的能力而言，运气算是好得不得了。

他总是很晚回家，早上他坚持要开车送我上学，为了每天能相处十几分钟，我知道他尽力了，无法再抱怨。但是，总有一个但是，我们依然不可避免地越来越疏远，他的玩具店对我来说，已经太幼稚了，但是每年我过生日，他总会送一样店里的商品作为礼物，他以为我会喜欢，我觉得他是为了省事。

去年，我对他说：“爸爸，现在的女孩都不玩芭比了。”

“你怎么知道？”

“方婷说的。”

“你小时候不是喜欢这些？”

“我不小了。”

这些漂亮的布娃娃在我房间的柜子里，占了一个衣柜的方格，站着，倒着，竖着，横着，是我爸爸的爱，也是他卖不出去的库存。我送过一个给方婷的，第二天方婷说，她对布娃娃没有兴趣，跟我一样。我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原来现在的女孩子都不喜欢芭比了。

那时候我们上五年级，以为身边即世界，现在也是，只不过现在我的“身边”更宽阔了一些，仍然是个玻璃缸。我在一个外国电影里遇见了这个绝妙的比喻，世界像个玻璃缸，我们能活下来，是因为还没有一个坏人有足够的力气将它捧起来摔碎。

也许就有那么一个人，也许那个人就是我呢。

十四岁的我，想象不出怎么样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能想到的只是毁坏。毁坏是很有美感的，像电影里的暴力场景，有个词叫“暴力美学”，其实我说不太清楚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我喜欢词与词之间的矛盾感，“暴力美学”，我在英语课本的边缘写下来，“恐怖美学”，我接着写，“肮脏美学”“仇恨美学”“血腥美学”。我的生活里没有这些，我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家庭生活，但是在我爸爸、我妈妈和我姥姥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写下这些字，再把它们一一涂掉，涂改液一团团的凝白，我喜欢那股淡淡的油漆味道。为了使用涂改液，我肆无忌惮地乱画乱写，一笔画过整本书的书页。

为了重建美好，所以先要尽情地去毁坏，这是我从电影中的反派那里学来的，比起硬邦邦的正面人物，反派的花样更多，更迷人，而且，他们更愿意讲道理，讲得还很好听，像方婷一样。

方婷说：“你知道一杯烧仙草的成本是多少吗？不到两块钱，收我们二十块，你知道一把不锈钢勺子在批发市场多少钱？几毛钱。怎么能算偷呢？我们给的钱够买好几把勺子。”

方婷总是显得很有道理。她成绩好，老师都喜欢她，她应该是对的。有时候，我觉得她比我父母更令我信服。他们总是对我讲那些我早已知道的东西，而方婷总是给我新鲜的认识。跟她在一起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她总在探索看不见的边界。

我只会说，不能偷人家勺子吧，她却能讲出一番道理，我从来没想到过的。她经常说，你要换个角度看。后来过了很久，我明白了，换个角度看，就是从她的角度看。她显得那么自信，好像看透了世间万物的伪饰，别人都说一，她定要翻过来说二，她与众不同，与我也不同。她一开口，仿佛所有人都是她的背景。

“但是，只有你能理解我。”她说。然后我们从小学时的普通玩伴，变成了青春期最好的朋友。她打电话给我，让我到甜品店去找她，还有朵朵和付成。朵朵是隔壁班的另一个女生，付成好像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他们在玩一个男女朋友的游戏，一种对成年人的模仿，我不知道。我想他们之间的相处的套路是跟电视剧里学的，而电视剧又是一种拙劣的模仿。方婷说：“电视剧里的演员模仿人们谈恋爱的样子，他们又去模仿那些演员，一个圆环。”她用手在空中比画，“世界就是一个圆环套着另外一个圆环，你学我，我学他，他学你，然后，假的就变成了真的。”她打了一个响指，像施了魔法，或者灵光一闪，瞬间想通一切。方婷从来没有困惑。

付成和朵朵是不是在恋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们都表现得像成年人一样，不问。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脸上的妆还没卸掉，他们三个都没有去看学校的演出，借口生病，就可以闲逛一个下午。

“摔了一跤，有什么好哭的。”方婷说。

“我的老师坐在下面。”我说，“她坚持要来，她得癌症了，在化疗。我没跳好真对不起她。”

“可真俗啊。”方婷轻轻地说。我的背包里装着舞裙和舞鞋，忽然变得沉甸甸的。

我们走进了糖水店，一个四人座，我把背包放在地上。付成点了一杯冰可乐，三个女生都要烧仙草。方婷带来一个小蛋糕，见面的时候她就提着一个纸盒，我装作没看见。她把盒子上的缎带解开，盒子打开，将蛋糕从里面抽出来，白奶油四周缀着草莓，中间写着：“生日快乐！芭蕾女神！”

天哪，女神，哪怕只有几分钟。付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把蜡烛一一点上，十四根。去年的今天，我爸和我妈为了玩具店的事情大吵一架，忘记了我的生日，事后他们都补送了礼物给我——那不是为了我，是为他们自己感觉好一点，方婷分析得对极了。

方婷擅长分析人物，看透人们的伪装，即使是她没见过的人。因为人都差不多，她说，人性都一样。我没想过她的洞察从何而来，好像她已经过了十几辈子，几十辈子，俯视过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她那种笃定和自信，对我来说像玻璃橱窗里的漂亮商品，可望而不可即，贴上去一阵冰凉。

蜡烛吹灭了，服务员赠送了一份酸奶水果，看来老板不记得偷勺子的事情了，或许压根没发现。分完蛋糕，我拿出手机看了时间，这个时候我应该到家了，然后和家人一起去订好座位的餐厅吃饭。正常，完美，温馨，但是我不想。

我不想当道具，我自己才是表演者。在舞台上，我对着黑漆漆的观众席，自己给自己报幕：“表演者董露，小名米豆。”家里人和幼儿园老师这么叫我，还有从小认识的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学校里我们只用学名。

我跳得很糟，我知道。下台之后老师发微信给我，切完蛋糕我才打开来看，长长的一段语音，贴近耳朵，还是一向的愉快与温柔，听不出重病的痕迹。方婷把一片写着“生日快乐”的白巧克力放在我的盘子里。

马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的电话就要打过来了，问我在哪里，为什么不回家，或者你直接去餐厅吧，帮你叫辆车？他们表现得像一对普通夫妻，或许不那么恩爱了，但是依然和和气气。对不起，那是你们的舞台，不是我的。

只是为了让你们自己感觉好一点而已，假装完美的家庭，赞美糟透了的演出。我把巧克力放进嘴里，清脆地咀嚼着，等着电话响起来。今晚，我的缺席会迫使他们直面现实，不再躲避。灯光下他们面面相觑，反思家庭出了问题，或许他们会互相指责，说对方没有教好孩子，或许他们会看在姥姥在场的面子上，装作无事发生，他们会哈哈笑着说我是个马大哈，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忘了把手机声音打开，她今天演出，她跳得多棒。班主任把我表演的视频发给我妈妈，她拿去给同事炫耀，一切都很好——让我用行动告诉他们，这是假的。你们都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当然还有方婷，方婷是全天下最真最真的一个人。

甜品店外，天色渐渐灰暗，街灯点亮了。我们吃完了蛋糕，从店里走出来，四个人漫无目的闲逛。对我们来说，这样悠游的日子太少了，一个星期五，下午学校搞活动，不用上课，他们三个借口请了假，偷得半日闲，陪我过了生日，才刚到傍晚。悠闲的日子原来这么漫长，平常我们总是争分夺秒。

我一次又一次地看手机，确认没漏掉电话。

这就是自由吗？付成和朵朵在后面低声聊天，方婷走在我前方半步，她转弯我就跟着转，不问要去哪里，因为去哪儿都一样，只要不去那家餐厅，今晚就是胜利。街边的店面，有的温暖热闹，有的冷冷清清，我挨个儿读着招牌上的每一个字。手机还是沉默的。

这沉默像无声嘲讽。为了打破沉默，我跟方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天气，衣服，老师的八卦，老师的八卦，衣服，天气，总是这样，需要聊天消磨时间的时候，话题总是贫瘠。方婷察觉到我心不在焉，她稍微停顿一步，待我赶上来，然后抓住我的一只手，放进她牛仔上衣的口袋里，天气并不寒冷。我生在初秋的一个夜里，我妈妈说那天夜里下雨，在所有跟水有关的字眼里她选了“露”字。

方婷这样拉着我，像小时候，小时候我们总是手牵手走路，好像童年时期的人类身体是没有边界的，随意触碰，越过再退回，忘了从几年级开始我们不再拉手了，再碰到她的手，她的温度已经跟从前不一样。

“你好凉。”我说。我的声音被马路上的噪音盖过了。

或许是一种心理作用，我总觉得方婷是凉的、冷的，需要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去找她。她总能一两句话就点破天机，像一把冰做的利剑，刺破伪装之后又融化于无形。

她是一个真正的少年。在一次课堂作文里，我写了我的好朋友，用这句话去形容她，“真正的”比“漂亮的”“可爱的”“聪明的”“勇气的”这些形容词要有力得多，“真正的”，这三个字应该重重画下双横线。

天渐渐黑了，到了一个即便是身量接近成年人的中学生，也应该回家的时刻。付成和朵朵都接到家里的电话，问在哪里，让赶紧回去。方婷和我没接到家里的电话，她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时常犯糊涂，有点像我姥姥的毛病，或许把孙女这个人忘了，或者忘了时间，我感到了一丝寒意。

付成和朵朵走了。他们过马路时也是手牵着手，左瞧右看，贪近路没走斑马线，到马路中央犹豫了片刻，然后一下子冲到对面。两个人往同一个方向走了，拐个弯不见了。方婷说她又饿了，要去买个面包吃，我说我得回家了。

“还不到八点，急什么。”

“我不回去，他们该着急了。”

“着急了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得回家了。”

“那你走吧。”

我跟她道再见，她没说话。我走向路边，打开一辆共享单车。我骑上车，回头看了方婷一眼，她还站在路边，看上去有些茫然，好像她也是一个路灯，只是还没点亮。

我回了家，到门口，掏钥匙开门，门一开就像走进了一集八点档电视剧。

我爸爸系着围裙，往桌子上码菜。我妈妈往蛋糕上插蜡烛，十四根。我姥姥坐在沙发上，喝着她最喜欢的白杏汁，在一家新疆餐厅里喝过，后来我妈就从网上买回一箱。我妈妈一见我就双掌一拍，大声说：“来了，先点蜡烛吧。”

第二次点起蜡烛，感受到全家人的努力。“许个愿吧。”我的所有愿望都是无法满足的，但是我依然认真地闭起眼睛。周围安静下来，好像一个小孩的祈愿真能奏效似的，然后呼地吹灭所有。第二次吹蜡烛。后来，我听方婷说生日蜡烛只能吹一次，代表新的一年开始，如果吹了两次，你的寿命就会减少一年。我问她从哪里看到的这个说法，她不肯告诉我，把话题转回了塔罗牌。

假如真能这样，我应该多吹几次，我想，许更多愿望。至于寿命会不会减少，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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