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抗战馆太硬核，日本国旗成门垫，让参观者踩足30秒才能进

澳大利亚抗战博物馆把这块布铺在门口，要求每个参观者上去踩三十秒，鞋底的灰尘不能带进去。蹭干净了，才算有资格进门。这不是随便踩踩，而是官方仪式。有人调侃，澳洲人平时温和得像袋鼠，这回倒像踩中了高压线。

2013年，改为投影，凡是进入参观的游客必定要踩着“日本军旗”过去，算是十分记仇了。

日本外务省多次抗议澳大利亚的“侮辱”行为，甚至安倍晋三也提出了抗议，但澳方置之不理。

日本人跳脚就跳脚好了，自己干过什么自己心里没数？装什么纯。踩一下怎么了，日本人配讲什么素质？

你要是刚好碰上一个日本游客团，那画面，比春晚小品还精彩：头一个谁也不敢踩，老师假装翻包，学生低头刷微信，倒像是门口摆了块地雷。工作人员倒笑嘻嘻，递上一份指南，仿佛在说：别磨叽，进门先踩一脚，历史的灰尘可不是用鞋带能抹掉的。

有些历史，就像一道深入骨髓的旧伤，平时不觉，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这道伤疤，不仅刻在中国人身上，也烙在澳大利亚、荷兰乃至美国的记忆里。要理解这股挥之不去的痛，不妨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3年10月的新几内亚海滩，画面残酷得令人窒息。一名身穿军装的日本人，高高举起武士刀，正要砍向跪在他面前的澳大利亚战俘。这名战俘，名叫伦纳德·西夫利特，是澳大利亚陆军中士。更令人发指的是，行刑的日本军官特意安排人拍下了这一幕。

当它刊登在澳大利亚报纸上时，这个当时人口仅七百多万的国家，竟有一百多万人要求参军，誓要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照片最终从一名日军尸体上被美军发现，成了澳大利亚战俘被日军虐杀的唯一影像铁证。

这股怒火，至今仍在澳大利亚国家战争纪念馆里熊熊燃烧。起初，他们在二战展厅入口，直接放了一面日本旭日旗当地垫。后来技术进步了，就用投影的方式，让每一个参观者都必须踩着这面象征军国主义的旗帜进入展厅。

日本政府，从外务省到首相，抗议了一遍又一遍，但澳大利亚人充耳不闻。他们觉得，跟犯下如此罪行却不知悔改的加害者，根本没什么道理好讲。那片被踩踏的光影，与其说是蔑视，不如说是一种声明：不真诚悔改，便无从和解。

西夫利特的遭遇，仅仅是澳大利亚人集体创伤的一个缩影。二战期间，远离欧亚主战场的澳大利亚本土也未能幸免。1942年，日军对达尔文港发动的空袭，其规模和惨烈程度甚至超过了珍珠港，上千军民丧生。随后，澳大利亚北部沿海城市接连遭到轰炸。

在东南亚的丛林和炼狱般的战俘营里，超过两万名澳大利亚军人成为战俘。其中近万人在战俘营中被虐待、折磨，甚至屠杀至死。这种极致的残暴，绝非只针对澳大利亚人，它是一种系统性的、跨越战区的行为模式，深刻揭示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深入骨髓的反人类本质。

在遥远的小笠原群岛，有一个叫“父岛”的地方。这里远离前线，物资供应充足，驻守的日军甚至能喝上清酒。然而，就在这片并不存在生存危机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事情——“父岛食人事件”。

1945年初，岛上日军先后杀害了八名被俘的美国海军飞行员，并把其中五人的尸体烹煮，分给官兵食用。

主导此事的驻军司令立花芳夫等人，并非因为饥饿，而是纯粹为了取乐和“鼓舞士气”，将战俘当成了助兴的“下酒菜”。战后审判时，法官们翻遍《日内瓦公约》，竟找不到可以精确惩处这种兽行的条款，因为制定公约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战争中的人类能堕落到这个地步。

如果说食人事件是极端个例，那么日军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行径，则是一种普遍的暴行。他们击沉荷兰商船后，会将幸存的船员和护士赶到潜艇甲板上用机枪扫射，甚至把人绑在甲板上随潜艇下潜，以此为乐。他们还设立了大量集中营，关押了近十万名荷兰平民家属。其中，对女性的摧残尤其系统和残酷。

柏西·科维纳斯女士的童年，就在这样的集中营里度过。她亲眼目睹母亲被日本兵当面凌辱，也记得集中营里的“阿姨”们为了保护年幼的女孩，主动站出来代替她们被带走。第二天她们归来时遍体鳞伤，精神崩溃，甚至有人再也没能回来。

这些失踪的女性，成了日军的“慰安妇”。然而，战后日本却长期将这些受害者污蔑为“自愿”的援交女，仿佛是她们的“选择”招致了地狱般的遭遇。

正因如此，当1971年裕仁天皇访问荷兰时，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愤怒民众投掷的粪便和石块。他亲手种下的“友谊之杉”，转眼就被荷兰人连根拔起，根部还被撒上浓盐酸。这是一种刻骨的恨意，源自那段无法被原谅的历史。

直到今天，像荷兰裔澳大利亚人奥赫恩这样的“慰安妇”幸存者，依然在媒体上发声，与日本的谎言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澳大利亚新近拍摄的电视剧《深入北方的小路》，再次将泰缅“死亡铁路”上战俘的非人待遇呈现在世人面前，不断为这团记忆的火焰添加新的燃料。

另一条路，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冰冷的记忆”，或者说是“选择性的记忆”。二战刚结束时，美军也曾对日军的暴行感到震惊和愤怒。但在战后的大国博弈中，地缘政治的考量压倒了对历史正义的追求。

为了扶植日本成为对抗苏联在亚洲的桥头堡，美国主导的战后处置，对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和许多罪行进行了“冷处理”。这种政治实用主义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维系“美日同盟”，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默许甚至纵容日本将自己包装成广岛、长崎原子弹的“受害者”，而淡化其作为战争策源地的加害者身份。

这种“冰冷的记忆”，为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绝佳的土壤。他们投入重金，资助西方的某些学者，企图在学术上为“慰安妇”等罪行“翻案”。哈佛大学教授发表论文称慰安妇为“自愿卖淫女”便是臭名昭著的一例。这种做法，就像往历史的伤口上撒盐，不断挑动着受害国的神经。

我们今天再回头看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入口的那片旭日旗投影，就更能理解其背后的深意。它不仅是对日本抗议的一种蔑视，更是一种宣言。它在说：历史的账本，只要加害者不肯签字认账，作为受害者，我们就有权、有责任，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把这一页永远翻开，让所有人都看见。

所以，当有人批评这种做法是“宣扬仇恨”时，或许我们该问问，究竟是铭记历史在宣扬仇恨，还是歪曲、否认历史在延续仇恨？真正的仇恨，源于罪行得不到清算，公义得不到伸张。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每当我们提及南京大屠杀，总有杂音将其污蔑为“仇恨教育”。

其实，无论是澳大利亚的“踩旗”，还是荷兰人的愤怒，亦或是中国人对南京的执着，本质上都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住一份真相，一种良知。这无关文明与否，而是关乎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对逝者的责任。

历史的幽灵不会自行散去，只有当阳光照进所有黑暗的角落，那些在屈辱中逝去的灵魂，才能真正得到安息。在此之前，任何形式的铭记，都是必要的。

环球网《澳战争纪念馆地板印旭日旗供人踩踏引日方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