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母来我家28年，从没上桌吃过饭，结婚那天，我拉着她坐了主位

讲述人/刘向北 撰写/情浓酒浓

(声明：作者@情浓酒浓在头条用第一人称写故事，非纪实，部分情节虚构处理，请理性阅读)

我叫刘向北，今年42岁，出生在秦岭大山深处。

几天前，继母去世了。整理继母遗物时，一件红色碎花的旧棉袄从衣柜深处滑落。我弯腰捡起，手指触到那些密密麻麻的补丁，突然就湿了眼眶。这件衣服我太熟悉了——当年继母来我家那天，就穿着这件衣服。

“爸，这衣服……”十岁的儿子好奇地凑过来，捏了捏硬邦邦的布料，“怎么这么破还留着？”

我抹了把脸，把棉袄小心地摊在膝头。恍惚间，我又看见1986年的冬天，那个佝偻着背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那年我三岁，刚学会说完整的句子。大姐告诉我，母亲在我一岁时因病去世了，父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们五个，托了人想续弦。

家里穷孩子又多，哪个女人愿意上门当后娘？后来伯娘给爹打听了个愿意上门的女人，那人就是继母。

继母三十多岁，还没出嫁，只因小时候掉进火堆，烧坏了半张脸。

对于继母的样貌，父亲是不在乎的，只要能干活带孩子就行。

继母带着头巾被父亲领进屋时，三哥突然尖叫起来：“鬼啊！”

头巾滑落的瞬间，我看到一张像被揉皱后又展开的纸一样的脸：右半边皮肤扭曲成暗红色的沟壑，眼皮外翻露出猩红的黏膜，嘴唇像被什么东西咬掉了一角。她慌乱地捂住脸，却露出同样疤痕遍布的右手。

“这是王秀兰，以后就是你们娘。”父亲的声音里没有半点温情，“她饭做得好，也能干活。”

那晚过后，村里渐渐传开了闲话。有人说父亲狠心，找个“疤面婆”来当免费保姆；也有人笑继母傻，放着自在日子不过，偏要跳进这穷窝。这些风言风语，像山间潮湿的雾气，悄无声息地漫进家里。可继母从不辩解，天不亮就背着竹篓去后山拾柴，回来时还要顺路割一捆猪草。她的布鞋总是沾满泥浆，那双布满疤痕的手，不是在揉面就是在浆洗，粗糙得像老树皮。

晚上，我蹲在厨房门槛偷看。煤油灯下，继母用变形的右手握着锅铲，左脸完好的部分映着火光，竟显出几分温柔。她发现我时，下意识侧过身藏起伤脸，却递来一块蒸的软糯的红薯。

“烫，慢慢吃。”她的声音出乎意料地清亮，像山涧的泉水。

从那天起，继母成了家里起得最早的人。天不亮就能听见她劈柴的声音，然后是舀水、生火、熬粥的动静。等我们揉着眼睛起床时，热腾腾的玉米糊已经摆在掉了漆的桌上，还有散发着葱香味的烙饼。

我们吃饭时，继母从不和我们一起。她总是等所有人都端起碗，自己才躲进厨房。有次我追进去，看见她正把几片腊肉往我们午饭的饭碗里藏，自己碗里只有漂浮着菜叶的稀汤。

“娘，吃肉。”我踮脚要把腊肉夹给她。

继母像受惊的兔子般后退，差点打翻碗：“小北乖，娘不爱吃这个。”她侧着脸，完好的左眼弯成月牙，“你去堂屋吃，别……别对着娘这张脸，丑。”

七岁那年冬天，我半夜被尿憋醒，看见厢房还亮着灯。门缝里，继母就着昏暗的灯光在补我的棉裤，她右手的疤痕在穿针引线时显得格外狰狞。我注意到她腿上盖的不是棉被，而是那件红碎花的布袄——原来这就是她过冬的全部装备。

“娘……”我光着脚跑过去扑进她怀里。继母僵住了，针扎在手指上沁出血珠。这是第一次有孩子主动接触她的伤疤。她颤抖的手终于落在我背上，我闻到棉袄上有阳光晒过的味道。

隔天早饭时，我故意磨蹭到最后。等哥哥姐姐都去上学，我把继母拽到桌前：“娘坐。”父亲皱眉咳了一声，继母却像被烫到似的跳起来：“不行不行，你爹……”

“小北别闹。”父亲放下筷子，“你娘习惯在厨房吃。”

我这才注意到，桌旁的条凳永远少一条。原来不是家里穷得买不起凳子，而是从一开始，就没给继母留位置。

上初中那年，我在县图书馆翻到一本医学书，才知道继母的伤叫“三度烧伤”。书上说这种伤愈合时会把皮肤黏连在一起，所以她的下巴总是微微仰着——不是高傲，是因为疤痕拉扯着无法低头。那天我躲在麦垛后哭了很久，回家时发现继母正在院门口张望。月光下她的伤疤泛着银光，却是我见过最美的面容。

“小北！”她跛着腿跑来（那是我我五岁时冬天掉进冰窟，她捞我落下的毛病），“急死娘了……”我紧紧抱住她，感觉到她嶙峋的肩胛骨硌着胸口。这个被全村人喊作“疤面婆”的女人，用扭曲的双手给我们缝出了温暖童年。

2008年腊月，我要结婚了。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接亲队伍出发前，继母偷偷把她带的银镯塞给我，让我给我媳妇——后来大姐告诉我，那是继母的生母留给她的唯一嫁妆。婚礼开始时，我在厢房找到缩在角落的继母，她穿着一件绛紫色外套，正用头巾拼命遮脸。

“娘，和我一起出去，你儿媳还等着给你敬茶呢。”我去拉她的手。

继母往后缩：“小北，娘这副模样……”

“哪有当娘的不参加儿子婚礼的！”我扯掉她的头巾，在满堂宾客的惊呼和窃窃私语中，拉着这个从未上桌吃过饭的女人走向主位。她的手在我掌心发抖，像只受惊的鸟儿。

司仪尴尬地咳嗽，我夺过话筒：“这是我娘！没她就没有今天的刘向北！”妻子立刻跪下敬茶，继母那只好眼睛涌出的泪水冲开了她半辈子的卑微。那天她终于挺直腰背坐在主座，尽管仍下意识用左手遮着右脸。

人群中，有几个曾经嚼舌根的婶子红了眼眶，悄悄抹起了眼泪；村里的老人们也纷纷点头，小声议论着：“这孩子，懂得报恩啊。”而那些曾经嘲笑过继母的孩子们，此刻也都安静下来，眼里满是敬意。

婚后第三天，我和妻子拆了厢房的门槛——继母的腿疾越来越重，我们要接她去县里住。搬家的拖拉机突突响时，继母突然跑回堂屋，对着八仙桌跪下磕了个头。我知道，她是在向那个从未允许她同桌吃饭的家告别。

几天前，弥留之际的继母突然清醒，用含糊的声音说想吃红苕粥。当妻子把粥端来时，她却推给我：“小北爱喝稠的……”这是她最后一句话。整理遗物时我才发现，她那件红花袄的内衬里，缝着我们五个孩子每年生日时送她的破烂礼物：我送的玻璃弹珠，大姐给的野花标本，三哥捡的漂亮石头……

我抖开那件棉袄披在肩上，粗糙的布料摩挲着脖颈，密密麻麻的针脚硌得生疼，却又暖得发烫。恍惚间，厨房仿佛又响起熟悉的劈柴声，灶火映着那张布满疤痕却无比温柔的脸。

这件红碎花棉袄，承载着几十年的岁月，见证了一个女人用残缺的双手托起一个家的重量。她用半生孤寂熬煮的温柔，早已化作永恒的暖意，悄然填满了时光的每一道缝隙。就像她从未上桌吃饭，却永远坐在我们心里最温暖的主位。

此刻，我轻轻抚摸着那些补丁，仿佛又握住了她颤抖的手。这哪里只是一件旧棉袄？分明是她用一生为我们缝制的铠甲，护着我们在风雨中无畏前行。而那件始终空缺的条凳，终于在岁月的长河里，拼成了我们心中最完整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