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遏制住了沙俄向东扩张的步伐？沙俄的拿来主义不好使了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881年，当沙俄外交官古德诺夫把《伊犁条约》最后一页翻过来，合上文件夹时，他没说一句话。

只是站起身，冷着脸走出了谈判厅。

那一天的北京，风特别硬，崇厚坐在屋里，茶水早就凉透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把沙俄的军舰当作“洪水猛兽”。

这事儿要从20多年前说起。

1858年，黑龙江边的瑷珲城，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几度。

一支俄国军舰队缓缓停在江对岸，舰体上还挂着残雪。

带队的是穆拉维约夫，一脸平静地站在甲板上，手里是几张地图和一份条约草案。

城里的奕山将军站在城头，看着那两艘冒着白气的蒸汽军舰，脸色发白。

他不是不知道沙俄在欧洲刚刚打完败仗，克里米亚战场上死了几十万人，黑海舰队全军覆没——可眼前这两艘带着铁皮壳的船，让他想起了几年前英法联军在广州、在大沽口留下的火海。

“他们也是那种洋人。”有人在他耳边轻声说。

奕山不敢赌。

几天后，《瑷珲条约》签了字，黑龙江以北的几十万平方公里，就这么没了。

其实那会儿的沙俄，远没有表面那么强。

他们没海军，没铁路，后方供给全靠马车。

可他们太了解清朝人的心理了。

用几艘军舰，吓住了一个边疆将军，接着又用几张地图和几本条约，在短短6年里，从清朝手中割走了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种“吓人”的本事，其实就是技术带来的幻觉。

可谁能想到，几年后清朝自己就开始琢磨这套技术了。

1861年，北京城里，咸丰帝刚驾崩。

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在西苑密议，决定把一个新设的机构交给恭亲王主理，名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这，是洋务运动的起点。

说白了，就是开始“学洋人”。

那会儿的中国，刚刚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废墟里爬起来，满地都是烧毁的营房和水师船厂。

可也正是那时候，一批官员开始意识到，再不学点东西，就连沙俄那种“靠吓人”的国家，都能骑在头上。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熟悉的名字，都是那时候站出来的。

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可他们学得可不只是“长技”。

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陆续建起来。

火枪、大炮、蒸汽船，一样样都开始仿造。

左宗棠还在新疆修了兵工厂，专门生产军用物资。

更重要的是，人开始送出去了——去英国、去法国、去日本，甚至去美国学造船、学测绘、学机械。

那时候的沙俄，是看在眼里的。

他们也在学西欧。

可他们的方式，是把德国人请到圣彼得堡，把英国顾问塞进黑海造船厂。

他们的“学”，更像是“买”。

所以，一到远东战线，问题就来了。

1870年代，沙俄在中亚稳步推进，眼看着就要继续在新疆做文章，结果碰上了左宗棠亲自督战。

那一仗，沙俄没敢硬来。

清军后勤靠的是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军中用的是从江南制造局出来的枪炮。

到了1881年，伊犁谈判开始。

沙俄想要的很简单：把伊犁全留住。

可这回，清朝不是奕山了，是崇厚。

崇厚是个老练的外交官，说话慢条斯理。

沙俄开出第一版条约后，他没急。

他说：“特克斯河流域，是我们新疆的门户。”

沙俄代表没想到清廷会较真。

之前几十年，清朝几乎没对条约说过“不”。

两边你来我往，谈了几个月。

最后，沙俄做出了让步——把特克斯河流域还了回来。

清朝虽然还是赔了地和银子，但这，是第一次让沙俄在谈判桌上“往回退”。

这事儿之后，沙俄在清朝那边的“吓人”策略基本就失效了。

当然啦，洋务运动并不是完美的。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学得不彻底。

军舰是买的，枪炮是仿的，人才是请的。

真正的技术源头，始终没掌握。

比如北洋水师，建的时候声势浩大，可建完之后，几年不给维修费，连煤都买不起。

反倒是日本那边，学得踏实，花钱搞教育，建技术学校，自己造舰。

所以后来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但在洋务运动的前20年里，清朝确实从一个“闭目塞听”的王朝，变成了一个开始接触现代世界的国家。

沙俄的那一套，也就不好使了。

再后来，沙俄想在东北再搞点扩张，已经没那么容易。

清朝开始有了自己的铁路，有了自己的测绘，有了懂得国际法的技术官员。

那些年，沙俄在中国边境修了几百公里的铁路，却再也没轻松割走哪怕一块地。

参考资料：

龚书铎，《晚清政局与洋务运动》，人民出版社，2005年

李侃、张传玺，《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华书局，2011年

俄罗斯科学院编，《俄罗斯帝国远东扩张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