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表示：很遗憾，日本很可能会重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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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下不合时宜的警示

2023年3月，88岁的大江健三郎在东京逝世。那时候日本右翼政客正忙着筹备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草案，他临终前留下的那句“小心日本”，在樱花纷飞的季节里显得格外刺耳——这个一生与时代“对着干”的作家，究竟用怎样的“不合时宜”，为文明筑起了一道孤独的防线？

战争创伤唤醒鲁迅启蒙

1935年，大江健三郎出生在日本爱媛县大濑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姐妹。

10岁那年，日本战败的消息像村口炸开的鞭炮，把他的童年劈成了两半：曾经天天喊着“圣战”的老师突然不说话了，课本里说的“必胜”成了笑话，父亲在太平洋战场阵亡的通知跟着战败诏书一起到了家，家里的田地被没收，日子一落千丈。

天皇走下神坛那天，母亲在夜里偷偷塞给他一本包着牛皮纸的书，是《鲁迅选集》。他不认识多少汉字，却摸着那些铅字，第一次觉得课本外的世界才是真的——老师说的“为国牺牲”，父亲的死，家里的穷，原来不是“圣战”的荣光，是被藏起来的真相。

从那时起，他看着学校里挂着的“教育敕语”，心里总想着鲁迅写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对日本的教育和历史，慢慢生出了说不出的怀疑。

笔作刀撕开民族伤疤抗争

1958年，23岁的大江健三郎凭《饲育》拿下芥川奖，书里写的是战时小山村的事——老师教孩子喊“为国牺牲”，村民把抓到的美国兵当“战利品”养着，最后却在恐惧里杀了他，那些扭曲的人心，全是战争撕开的口子。

1964年他跑了十趟广岛，写《广岛札记》，记着那些被核辐射烧得脱皮的老人，肚子肿得像鼓的孩子，还有半夜哭着找妈妈的幸存者。他在书里问：“大家都忘了吗？那些说要记住的人，现在去哪儿了？”

1970年《冲绳札记》里，他说当年日军在冲绳，拿枪逼着老百姓跳崖，说“宁死不当俘虏”，其实是怕平民投降暴露军情。这话捅了马蜂窝，两个退役将军告他诽谤，法庭上他盯着法官：“要是沉默算美德，那真相该埋在哪儿？”

诺奖得主拒暧昧之呐喊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他站在台上对着全世界说：“我来自一个暧昧的国家。”天皇要给他授勋，他直接拒了，说这体制连战争都没彻底反思，哪配给人荣誉。

2006年去北京演讲，他看着台下的中国学者，一字一句说“日本正往锁国大道狂奔，搞不好要重复历史”——这些话让右翼骂他“叛国者”，说他胳膊肘往外拐，可他该说的照样说，书该写的照样写。

行动知识分子反核之路

2004年，70岁的大江健三郎拉着九位知识界的老朋友，发起成立了“九条会”，天天往国会跑，就是要保住和平宪法第九条。右翼政客在国会喊着“修宪是为了国家尊严”，他就带着《冲绳札记》的胜诉判决书走上街头，站在麦克风前说：“尊严从不是靠遗忘历史得来的，是承认错误的勇气”。

2011年福岛核灾那天，他在电视上看到核电站爆炸的黑烟，第二天就拄着拐杖去了东京街头，手里举着块木牌，上面写着“绝望之处才有希望”，站在反核示威队伍最前头，身后跟着几百个举着同样牌子的人，喊着“不要核电”的口号，从上午站到太阳落山。

以鲁迅为镜担历史担当

2007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80岁的大江健三郎握着幸存者的手，在留言簿上写下“不能让悲剧重演”。他对身边的中国学者说：“鲁迅教会我，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永远站在弱者一边”。

六次访华，他从不谈文学的技巧，只谈历史的重量，说“日本的问题，从来不是过去的问题，而是现在还在发生的问题”。

镜照未来坚守文明底线

如今靖国神社的香火还在烧，课本里“侵略”两个字早改成了“进入”，年轻人说起“军国主义”，多半只觉得是个老掉牙的词儿。

他留下的那些“不合时宜”的字和事，倒像面镜子，照见一个读书人怎么用一辈子的犟脾气，给文明留了条最后的道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