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慢慢饿死的军队和国家：抗战时期国民党影响深远的征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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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慢慢饿死的国民党军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派出了鲁登道夫将军去视察奥匈帝国军队的统帅部。回来后，此公用一个流传后世的简洁报告形象地说明了一切：

“我们在和僵尸结盟”。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仅仅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被派往亚洲的美国陆军对于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居然也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独力抗击日本侵略军长达5年之久的国军，早已没有了1937年开战之初的锐气和战斗热情，濒临崩溃的国统区经济、低劣的政府组织能力、飞涨的粮价和严重缩水的收入，导致数量高达数百万的国民党军队沦为了整体上毫无斗志、军心不振的虚弱群体。

日军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老百姓也没有将其当成自己人，就连那些在东南亚战场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英美盟军都敢嘲笑他们。矛盾的是，几乎所有了解这支军队的人都不曾怀疑基层官兵的勇敢，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民党军队，却被看做是战斗力低下，实力不足而且被一群无能之辈统领着。

仅仅从几个简单的数据对比就足以说明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状况。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实际征发的壮丁人数是14050521人，而各个战区实际补充的兵员总数却只有12138194人，足足有近200万人不知所踪。（资料源自南京政府，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撰的《抗战八年之经过》。详见下图）

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

抗战期间各战区历年实补兵员数量统计表

考虑到国民党政府战时统计数据以错漏颇多著称，估计实际上因为各种原因失踪的基层士兵的数量只会比统计出来的200万多出不少。这些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死在了被强拉壮丁的征兵路上，而那些经过了长途跋涉和野蛮的新兵训练的折磨，还能活着被补充到前线部队的壮丁们，他们的境遇并不会比征兵过程中好上多少。因为当时的国军部队，不管是中央军嫡系还是杂牌军，基层官兵就没有几个能够吃饱的。

就像曾经在千钧一发之际飞速驰援惠通桥，成功地将日军前锋部队挡在怒江西侧的第36师，就是标准的蒋军嫡系部队，还是总参谋长何应钦这个派别的。在战前是中央军中首屈一指的“德式调整师”，但是在经历了淞沪会战和南京战役后，骨干力量损失惨重，战斗力大不如以前。

当抗战进入中后期时，因为各种物资极端匮乏，像36师这种中央军嫡系都不复过去头戴德式军盔，手持中正步枪的精壮阵容，征战过程中常常是一日一餐，三五日也难得吃上一顿饱饭。被服也没法正常供应，冬穿夏装，夏着冬袄都见怪不怪了。

即便是在1940年末移防到了四川遂宁、潼南一带后，日子也没见多大起色。每人每天配给的20两糙米仍然你抢我夺的。幸好这支部队的各级军官大部分来自中央军校，对士兵的思想动员工作从不放松，基层官兵尚可牢记驱逐日寇的任务责无旁贷，还能保持着较为高昂的士气。（注1）

第36师和88师都是中央军嫡系，战前划归第九集团军，司令长官是张治中。

嫡系部队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非嫡系的地方杂牌军？运气好的话，碰上个不怎么喝兵血的长官，虽然口粮配给一直缺额颇大，但至少理论上每天还是可以分得20-24两“白米”的。在当时的国军部队里，除了少量的米饭和零星咸菜、烂菜叶，士兵几乎吃不到任何其他的食物——这也就是为什么天天牛肉鸡蛋不断的美国佬总是嘲笑中国士兵行军的时候挑着条死狗——如果双方交换下角色，估计这些美国大兵一样会把路上抓到的任何动物都放进锅里的。

长时间的忍饥挨饿，极为恶劣和单调的食物，军营和前线简陋条件，再健康的士兵也会被腐蚀得体质极差。而拥挤的住宿环境和重度营养不良更是引发了一系列千奇百怪的疾病和传染病。超过500公里的长途行军，路上就会死掉大约1/4-1/3的士兵，活下来的人当中，许多人还染上了肺结核、痢疾、疟疾和疥疮，本来就因为营养不良而身体虚弱的士兵，一旦患上传染病，再加上也无法得到充足的营养补充，他们的生命力就会像“火堆旁边的蜡烛那样”迅速消失。。。

为什么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大西南站稳脚跟的时候，整个军队的组织和供应反而是每况愈下，直至到了1944年时差点全面崩溃了呢？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早已严重入不敷出，濒临破产了。

兵吃上尉，马吃中尉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主要税收来自于关税、盐税和统税三类。特别是战前所谓的“黄金十年”中，这三类税收占到了国民政府税项收入的绝对大头。（1927占比84.6%，到了1936年就占到了95.9%了。）

虽然南京政府期间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极不正常，但是这三类税收却仍实现了逐年的大幅上涨，如果比较1936年度和1928年度的数字，就可以发现：关税增长了2.5倍以上，盐税增长了7倍多，而统税也增长了3倍多。

也正是凭借如此丰厚的税收，南京政府才能将每年政府收入的30-40%用于军事目的，一边围剿中央苏区红军，一边用银弹攻势收买瓦解那些不服管教的地方军阀。可以说当时的南京政府是仅靠1/3个中国的核心地盘的收入，就实现了对全国各地的军事威压。

但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随着沿海和华中各个富庶地区的先后沦陷，关税首先就指望不上了。实际上，在八年抗战期间，日伪当局从各海关掠夺走的税金就超过了226亿元，而重庆政府只收上来了可怜巴巴的不到30亿元。

盐税也是同样的境地，因为盐税的重要税区同样都在沦陷地域，辽宁、长芦、山东、淮北、淮南、两浙、福建、广东等各个海盐产地均被日军侵占，盐税自然也就大受影响。

返回被收复的腾冲的难民

而随着战事蔓延，可以征税的地区缩小、运输严重受阻，统税也必然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统税本身就类似于“厘金”，主要针对农产品和工业品，并不针对个人，而是以工厂或农场为征收对象。和当时民族资本家们兴办的卷烟、火柴、棉纱、麦粉等生产行业密不可分——而过去税源最多的地方，就是像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这样已经沦陷的大都市——而西南、西北等地区原本就生产落后，税源极为有限，税收数量就不用有多大指望了。

一方面是政府收入锐减，一方面却是生死存亡之际的军事支出猛增。为了挽救政府的财政危机，为了筹措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重庆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增税、举债、发钞三个办法，虽然产生了诸多的消极影响，但的确让国民党政权的财政支撑到了抗战胜利。

为了弥补平均每年高达80%的财政赤字，依靠发行公债的方式已经无济于事了，国民政府只好采取银行垫款的方式来解决，而银行垫款就主要依靠增发法币了。增发法币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而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1元法币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还勉强等同于战前的6角，到1939年底只值0.28元，到1940年底降到了8分左右，随后逐年递减，到1943年底只值0.5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6月，已经跌到了战前的0.005分（5毫）。也就是说，这时候的2000元法币也就值战前的1元。。。

后方物资极度匮乏，政府收入大幅减少再加上如同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在这样的背景下，粮食价扶摇直上各位读者老爷们应该也不会感到意外了吧？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在1937年的下半年涨幅还没有那么离谱，也就比前一年平均上涨了大约30%，而1938年得益于粮食大丰收，价格反而比37年还略有下降，比战前的平均水平也就涨了大约25%。

然而从1939年开始，国统区的粮价就步入了腾飞之路，到了1940年，粮食价格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物价全面增长的速度。从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短短一年时间，粮食价格直接上涨了5倍，超过了战前平均价格的20倍之多！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极为现实和严重的问题——旧有的评价供粮方式，既解决不了军队吃饭的问题，还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痛苦。因为直到1941年，国民党军队采取的都是就地购粮的补给方式，而随着大量军队从沦陷区涌入国统区，如此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把粮食价格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也让过去的大批有余粮的县镇变成了缺粮县。

而国军购粮的价格可不会随行就市，他们给的价格远远低于市价，以致粮食市价超过购买价的5倍、10倍乃至50倍不等。所以军队集中的地方，老百姓受不了供给食粮的痛苦，安分的叫苦连天，天天请求救济。不安分的就干脆跑到日本人占领的底盘上去了。以至于驻扎军队多的县里，大部分田地因为农民逃亡而被抛荒。

那些驻守的军队日子同样不好过，本来就因为物价飞涨而导致伙食费用支出超标，以至于出现了山西省都出现了“兵吃上尉，马吃中尉”的民间谚语。意思就是士兵每个月的伙食开支和上尉的薪金相等，一匹马每个月的食料费用则和一名中尉的薪金相等。

即便如此，因为购粮价格过低，许多农民、地主不愿意亏本出售粮食，各地驻军基本得派出去半数人马进行征粮，有的逐屋搜索，有的甚至要跪在门口哀求乞讨也搞不来一升米（约750克）。讨不到粮食回去的官兵，纷纷要求粮饷分开供应——过去当兵是为了吃饱饭，结果现如今连当兵的也吃不饱了。

聚集在云南某机场观看飞机降落的当地百姓

面对这种窘境，最早是在山西，阎锡山下令率先实行田赋改征食粮制度。决定用麦子充缴货币田赋，以保证粮食的充足供应，避免政府在公开市场上的大量开支。客观来讲，当时山西实行的田赋征实的置换标准还是比较公允的，虽然因为山西大部分地区沦陷，导致征收范围很小，所起的的效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田赋征实的方式的的确确解决了军队、行政、人民购粮、摊粮、供粮的纠纷和困难，还间接起到了平抑物价、稳定金融和节减政府开支的功效。

面对着必须用高价为军队和政府公务人员购买粮食所导致越来越高的财政赤字，重庆政府自然很快就意识到了田赋征收制度潜在的好处。但是当时的事实却是，早在1928年，为了换取各地军阀的支持，同时也因为关税和统税收入猛增，南京政府同意将田赋等12项收入正式划为地方税源，中央只负督导之责。

再加上征收实物税可要比征收现金税复杂无数倍，因此重庆政府经过多方筹备考虑，直到1941年春季才决定田赋国有化并以实物征收。新政策从1941年7月1日开始实行。那些各省的实力派觉得改征实物以后，虽然要拿出一部分粮食给中央，但田赋收入仍然可以增加不少，实际利益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也就同意了。

影响深远的田赋征实

如果从征收形式上来看，实物征收田赋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如果放在抗日战争这个前提条件下，田赋改征实物恰恰是最可靠、最有利的一大财政措施。它真正起到了解决国家财政经济困难、保证军粮、政府公务员、学生和部分市场粮食供应、稳定币值物价的巨大作用，如果没有实施田赋征实制度，国统区的战时经济根本就撑不到45年，而是会在1943年就全面崩溃，坚持抗战自然也会变成一句空话。

但是依照国民党政府的一贯水平，再完美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足以颠覆根本的不足、腐败和弊端，伴随着田赋而来的一系列苛捐杂税，特别是强制性的粮食征购和征借，农民在被迫以低价出售粮食后，政府不仅无法如数支付现金，还强迫农民收下诸如国库米粮券、国币储蓄券、 美国金元储蓄券之类的期票抵账。

而征借更加过分，购粮款是万万没有的，支付给农民的只有一张“承诺”将在5年后返还同等数量粮食的借据——但这些农民不可能知道的是，这些征借粮食的收据或征购粮食的期票，中央政府是不会予以承认并兑现的，因为这全是各地省政府的私下征收。

除了田赋，还有花样繁多的摊派和超出负担的军粮征收在等着这些农民。除此之外，作为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大批征用劳工这种原始方法是政府极为需要的，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孩子和女人被征发去建筑要塞、战壕、道路和机场，而更多的人则被强征来从征集中心向各个分配站运送税粮和军粮。。。

如此沉重的负担在战时被加到了广大中国农民的头上，以至于他们由此而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了征兵和政府赋税带来的痛苦——农民们从心底里痛恨这个压迫在他们头上国民政府，并最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翻了蒋家王朝。

战时被收容的孤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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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军官兵的食粮标准是继续按照1935年6月颁布的《陆军平时给与条例》执行的，每人每天发给大米22市两或面粉26市两。

1940年开始实施粮饷划分、主食公给制度。1940年1月至1941年4月，定量改为了每人每天大米20两或面粉24两。但是这个标准仅限于供给前方的参战部队。实施没有多久，各个部队都叫苦不迭，普遍反映吃不饱，官兵营养无法保证，纷纷打报告请求增加，于是从1941年5月开始，将标准改成了面粉26两或大米22两。如果供应的是杂粮，那么标准就是小米每人每天24两，玉米面、荞麦、燕麦26两。

到了1942年2月，供应标准又增加到了大米每人每天24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