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送女领导回家，她攥着车钥匙：你说是车难驾驭，还是我难驾驭

1992年的夏天，天跟漏了个窟窿似的，热气一浪一浪地往人身上扑。我们红星纺织厂车间里的空气，永远都混着一股棉絮、机油和汗水的味道，黏糊糊地粘在皮肤上，让人一天得换两身的确良衬衫。

我叫王建刚，二十三岁，是厂里的专职司机。说得好听是司机，其实就是个开车的杂役。我爹是厂里的老钳工，干了一辈子，临了光荣退休，我这才顶了班进来。可我天生不是跟机器打交道的料，倒腾了半年车床，报废的零件堆成小山，车间主任看见我就脑仁疼。最后没法子，就把我塞进了后勤科，让我伺候厂里那台唯一的宝贝——一辆半旧不新的北京212吉普车。

那车是厂长的座驾，也是厂里身份的象征。绿色的车身，四个轱辘跑起来跟打雷似的，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可即便这样，它也是全厂上下几千号人心里的“铁疙瘩”，稀罕得不行。我仗着会开车，也跟着沾了光，成了不用在车间里吃粉尘的“小王师傅”。

我这人，随我爹，闷葫芦一个，嘴笨，见了生人脸红，见了姑娘更是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所以，虽然开着车在厂里进进出出，算是个脸熟的人，但快到结婚的年纪了，连姑娘的手都没正经牵过。

那年六月，厂里空降来一位副厂长，叫苏婉清。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全厂的生产动员大会上。她就坐在主席台正中间，穿着一身得体的白色连衣裙，不像厂里其他女工那样咋咋呼呼，也不像那些干部家属一样描眉画眼。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编成一条粗辫子，垂在脑后，皮肤白净得像刚剥了壳的鸡蛋。轮到她发言时，声音清清脆脆的，像山泉水叮咚作响，讲的话也条理分明，一点官腔都没有。

厂里的人都在底下议论，说这是市里重点培养的大学生干部，才二十六岁，不得了。男人们的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惊艳和好奇，女人们则多少带点审视和嫉妒。我坐在最后一排，远远地看着她，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得是多有文化的人，才能长得这么好看，说话这么好听。她就像挂在天上的月亮，而我，不过是地上的一颗石子，看一眼都觉得奢侈。

从那以后，苏厂长就成了我们厂一道最靓丽的风景。她雷厉风行，懂技术，也懂管理，没多久就把几个老大难的车间治得服服帖帖。但私下里，她又没什么架子，见了工人也会笑着点头。

我跟她的交集，仅限于偶尔在路上碰到，她冲我笑笑，我赶紧低下头，心“怦怦”乱跳。我以为我们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她是高高在上的领导，我是给她开车的司机，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直到那天晚上。

那天，市里有家外商来考察，厂长和几位主要领导作陪，晚宴设在市里最好的“春风饭店”。我开着那辆212吉普车，在饭店门口从下午五点一直等到快晚上十点。夏夜的蚊子特别毒，我腿上被叮了十几个大包，痒得钻心。

宴会终于散了，厂长喝得满脸通红，被几个人扶着上了另一辆小车。临走前，他大着舌头对我喊：“小王，你，你把苏厂长安全送回家！务必！安全！”

我心里一紧，赶紧立正站好：“保证完成任务！”

苏婉-清也喝了点酒，脸颊泛着好看的红晕，但眼神依旧清亮。她冲我点点头，说了声“辛苦了”，就自己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

一股淡淡的、像是雪花膏混合着酒气的香味，若有若无地飘了过来，钻进我的鼻孔。我的心跳瞬间就漏了半拍，手心里全是汗。我发动车子，那“铁疙瘩”轰隆一声，总算安分地上了路。

一路上，我俩谁也没说话。我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喘，眼睛死死盯着前方，双手把着方向盘，手背上青筋都爆出来了。苏婉清似乎是累了，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在路灯的光影下轻轻颤动。

我偷偷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又赶紧收回目光，脸烧得厉害。

车子开到市委家属院，这里住的都是干部。我把车稳稳地停在她家楼下的一棵老槐树下，熄了火。周围静悄悄的，只有草丛里的虫鸣声。

“苏厂长，到了。”我低声说，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

她“嗯”了一声，慢慢睁开眼，似乎还没完全清醒。她转头看了看窗外，然后又看向我。

“谢谢你，王师傅。”

“不客气，应该的。”我赶紧说。按照厂里的规矩，车钥匙是不能离身的，我得拿回去锁进后勤科的保险柜。我搓了搓手，鼓起勇气说：“那个……苏厂长，车钥匙……”

她低头看了一眼插在钥匙孔里的钥匙，上面还挂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牌，写着“后勤01”。她没拔，反而伸出纤细的手指，在钥匙上轻轻敲了敲。

“急什么？”她忽然笑了，那笑容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朵悄然绽放的昙花，看得我一愣。

“不……不急，就是厂里规定……”我结结巴巴地解释。

她伸手，“啪嗒”一声，把钥匙拔了下来，攥在了手心里。然后，她侧过身，一双明亮的眼睛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嘴角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

“小王，”她喊我，声音比平时柔和了许多，“你开了这么久的车，技术不错嘛。”

“还……还行。”我感觉自己的舌头都大了。

她把玩着手里的钥匙，钥匙上的塑料牌子在她白皙的手心里显得格外鲜艳。她忽然把手伸到我面前，攥着钥匙，也不松开。

“你说，”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我心里，激起一圈圈涟漪，“是这铁疙瘩难驾驭，还是我难驾驭？”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

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哪个姑娘家会说出这样的话。大胆，直接，还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挑逗。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像被点了穴，只会傻傻地看着她。她的眼睛亮得惊人，里面有笑意，有探寻，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是车难驾驭，还是她难驾驭？这叫我怎么回答？说车难驾驭，那不是说我技术不行？说她难驾驭……我哪有那个胆子！

看着我这副傻样，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她终于松开手，把那串带着她体温的钥匙放在了我面前的仪表台上。

“呆子。”她轻轻说了一句，然后推开车门，下了车。

我愣在驾驶座上，直到她窈窕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才如梦初醒。我拿起那串钥匙，上面仿佛还残留着她的温度和香气，烫得我手心发麻。

那一晚，我失眠了。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她那句话，那个眼神，和那一声轻轻的“呆子”。

从那天起，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苏婉清开始频繁地用车，有时候是去市里开会，有时候是下乡镇的联营厂考察。每次，她都点名让我开车。厂里开始有了闲言碎语，说苏厂长是不是看上我这个司机了。我听了又怕又喜，怕的是人言可畏，会毁了她的名声；喜的是，这让我有了更多和她独处的机会。

我把那辆212吉普车当成了自己的命根子，每天擦得锃亮，连轮胎缝里的泥都抠得干干净净。她有胃病的毛病，我就在车上常备一个军用水壶，里面装满温开水。她夸我心细，我嘴上说“应该的”，心里却甜得像吃了大白兔奶糖。

有一次下乡，路被大雨冲垮了，车轮陷进了泥坑里。她急得不行，怕耽误了跟乡镇企业的合同。我二话不说，脱了鞋袜，卷起裤腿就跳进了冰凉的泥水里。我让她在车里把住方向盘，自己用肩膀硬是把车头顶了出来。等车开上好路，我浑身都成了泥人，狼狈不堪。

她拿出自己的手帕给我擦脸，眼圈红红的，说：“小王，你这是何苦。”

我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没事，苏厂长，只要能把您和车弄出来就行。”

那一刻，我从她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叫作“心疼”的东西。

我们的关系在这些点点滴滴的交往中，变得微妙起来。但那层窗户纸，谁也不敢捅破。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她是天上的凤凰，我是地上的蚂蚱，我配不上她。

真正的障碍很快就来了。厂长的儿子李伟，一个在市府机关上班的年轻科长，开始疯狂地追求苏婉-清。李伟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比我那破吉普气派多了。他每天下班都来厂门口等苏婉清，送花、请吃饭，闹得全厂皆知。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每次看到李伟把一捧鲜艳的玫瑰花送到苏婉清面前，而她礼貌地拒绝时，我的心都像被针扎一样疼。我开始自卑，开始躲着她。有时候她让我出车，我都借口说车坏了在修理。

一天下午，她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

“王建刚，”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我，表情严肃，“你最近怎么回事？为什么躲着我？”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不敢说话。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闲话？”她追问，“还是因为李伟？”

我的心一酸，终于忍不住了，抬起头，眼睛通红：“苏厂长，你别问了。人家李科长要学历有学历，要家世有家世，跟你才般配。我……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开车的，我配不上你！”

话说出口，我既后悔又痛快。这些天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搬开了一角。

苏婉-清定定地看着我，眼睛里闪过一丝失望，但更多的是一种倔强。她忽然走上前一步，逼视着我：“王建刚，你听着。我苏婉清要跟谁在一起，从来不看他是什么身份，开什么车！我看的是他是不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我问你，你是不是个男人？”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你要真是个男人，就别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你要是觉得配不上我，就努力去做出点样子来让我看看！”她的话像鞭子一样，一句句抽在我心上。

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她办公室的。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这么窝囊下去了。

转机来得又快又险。

那年八月，我们市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好几个县都成了重灾区。我们厂接到了市里的紧急任务，要立刻组织一批救灾物资，送到灾情最严重的青川县。

但通往青川县的必经之路——卧龙桥，被山洪冲垮了。所有的车辆都堵在了半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李伟也跟着救援指挥部来了，对着地图指指点点，提了好几个绕路的方案，但算下来至少要多花两天时间。可灾区等不了两天！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站了出来。

“我知道有条路能过去！”我对指挥部的领导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包括李伟和苏婉清。李伟不屑地撇了撇嘴：“你一个司机，知道什么路？”

我没理他，指着地图上的一片山区说：“这里，有一条几十年前伐木工人走出来的土路，可以翻过这座山，直通青川县城。路不好走，大车过不去，但我的吉普车，可以试试！”

“胡闹！”指挥长立刻否定，“那条路根本就不在地图上，太危险了！万一出了事谁负责？”

“我负责！”我梗着脖子喊道，“我是青川山里长大的，这条路我小时候放牛走过无数遍！只要车没问题，三个小时，我保证把第一批药品送到县医院！”

指挥长还在犹豫，苏婉清却站了出来。她走到我面前，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问：“建刚，你有几成把握？”

她第一次喊我的名字，那么自然。

我挺直了胸膛，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十成！”

她转过身，对指挥长说：“领导，我了解王建剛同志，他不是个说大话的人。我请求批准他的方案，我愿意用我的前途为他担保！”

满场皆静。李伟的脸都白了。

最终，指挥长拍了板：“好！小同志，我信你一次！全厂的希望，灾区人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

我开着那辆老吉普，车上装满了最急需的药品和压缩饼干，一头扎进了风雨飘摇的大山。苏婉清站在路口，雨水打湿了她的衣衫，她却一动不动，一直看着我的车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那条路，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险。泥石流、塌方，随处可见。有好几次，车轮都悬在了悬崖边上，我感觉死神就在我旁边喘气。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令，那就是苏婉清信任的眼神。我不能让她失望。

我凭着记忆和车技，硬是在那条不是路的路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饿了就啃一口冰冷的干粮，渴了就喝一口凉水。不知过了多久，当我看到“青川县人民医院”那块牌子时，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我做到了。我只用了两个半小时。

当我开着满是泥浆、伤痕累累的吉普车回到指挥部时，所有人都沸腾了。他们把我当英雄一样从车里抬出来。我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苏婉清，她冲过来，不顾我满身泥污，紧紧地抱住了我，放声大哭。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之间所有的障碍，都垮了。

我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全市，市里给我记了二等功。李伟再也没脸来找苏婉清了。厂里那些流言蜚语，也都变成了对我这个“英雄司机”的赞美。

又是一个晚上，还是在那棵老槐树下。我送她回家，她却拉着我不让我走。

她看着我，眼睛里是化不开的柔情。

“建刚，”她说，“我妈想见见你。”

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我……我明天就去买提亲的礼物！”

她笑了，笑得比那晚还要好看。她踮起脚，在我脸上轻轻亲了一下。

“呆子。”她说。

那年年底，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厂里的大食堂，摆了几桌酒席。厂长亲自当证婚人，他拍着我的肩膀，感慨地说：“好小子，你可不只是驾驭了我们厂的铁疙瘩，还驾驭了我们厂最美的金凤凰啊！”

大家都笑了，我看着身边穿着红嫁衣的苏婉清，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婚后的日子，像加了糖的蜜水。婉清鼓励我不能只当一辈子司机，她拿出自己的积蓄，支持我去上夜校，学企业管理。我脑子不笨，又肯下功夫，几年下来，也拿到了大专文凭。

九十年代末，改革的春风吹遍大地。我辞去了厂里的铁饭碗，用我们所有的积蓄，加上银行贷款，买了两台大货车，成立了一家小小的运输公司。一开始很艰难，我既当老板又当司机，没日没夜地跑长途。婉清就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给我管账，给我出主意。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的运输公司从两台车，变成了二十台车，五十台车……我也从“小王师傅”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王总”。而婉清，也凭借她的才干，一步步成了厂里的一把手，带领那个老国企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机。

我们从筒子楼搬进了宽敞的商品房，有了自己的孩子。那辆立下汗马功劳的北京212，我花钱从厂里买了回来，就停在我家别墅的院子里。有时候，我和婉清会带着孩子坐上去，在院子里兜一圈。

儿子总会问：“爸爸，你当年就是开着这辆破车把我妈追到手的吗？”

我就会笑着看向身边的婉清，她也正笑着看我，眼神一如三十年前那个夏夜，明亮而温柔。

我会摸着儿子的小脑袋，告诉他：“不，我能有今天，能有你妈妈，靠的不是这辆车。”

“那靠的是什么？”

我握紧婉清的手，认真地说：“靠的是，你妈当年问我的那个问题。她说，是这铁疙瘩难驾驭，还是她难驾驭。我用了一辈子来回答她——她，才是我这辈子最甜蜜的‘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