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去世后,艾森豪威尔比战争还可怕的攻心计!

发布时间:2025-08-08 20:06  浏览量:1

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在冷战局势正趋激烈之时,苏联政坛的这一重大变动,自然引发了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高度关注与战略层面的利用。

借斯大林逝世这一契机,美国新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心理战。美国情报部门早已关注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早在1946年,美国政府就对斯大林去世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研判。1952年10月30日,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制定了《斯大林逝世心理战准备计划》。该计划认为,斯大林之死是美国可加以利用的最佳时机,既能削弱苏联的国力与影响力,又可能促使苏联现政权在国际关系方面发生根本性转变。美国必须把握这一良机,迅速形成政府统一的立场。

为此,1953年1月2日,美国国务院向所有官方机构发布了关于斯大林逝世宣传的指令:所有受政府控制的公开及秘密宣传媒介,在未获得特别指示时,对斯大林逝世的报道应严格限定于事实陈述。至此,美国政府应对斯大林逝世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53年3月6日凌晨,莫斯科宣布斯大林于前夜逝世。在艾森豪威尔的授意下,白宫特别助理杰克逊率领心理战略委员会连日工作,起草了利用斯大林逝世实施心理战略的草案。该文件详细阐述了美国需借此达成的战略目标,建议总统发表以和平为主题的演讲以掌握舆论主动权,通过公开与隐蔽心理战相结合的方式分化苏联阵营,具体包括:动摇卫星国对苏联领导体制的信心、强化美欧同盟、展现自由世界的优越性等。

该草案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时,艾森豪威尔特别强调演说须突出"提升全球生活水平"这一主题。经过总统及委员会成员的完善,最终形成了包含A/B方案的文件。

在美国紧锣密鼓筹备心理战时,苏联决策层因斯大林去世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为确保战略安全与稳定,苏联首先向欧美对手释放和平信号,在奥地利、德国及朝鲜半岛停战谈判等问题上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然而,苏联的这一示好并未换来美国的缓和,美国军政高层坚信这只是缓兵之计,并不会削弱苏联的争霸野心或军事力量。

在此背景下,1953年4月16日,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了《和平的机会》演讲。他将冷战的责任归咎于苏联的"暴力与唯我独尊的权力优先",宣称斯大林的逝世将改变局面,新时代的发展取决于苏联新领导层。美国已为人类和平做好了充分准备,并质问苏联是否愿意:为亚洲带来真正的和平、允许东欧等国自主选择政府、通过联合国监督实现有效裁军等。

这场演讲成功占据了舆论高地。美国向世界宣告:为实现"提升全球生活水平"这一目标,美国已做好准备,最终结果则取决于苏联的回应。在核恐慌笼罩的冷战年代,这篇演讲具有强大的煽动性与道德绑架效果。随后,美国通过"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媒体网络进行大肆宣传,俄语电台更将演说连续放50小时、重复98次。

为安抚欧洲盟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4月18日发表演说强调:苏联的威胁依然存在,美欧同盟不可动摇,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不容挑战。通过这两场演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基本确立了对苏政策框架,既对苏联施压,又安抚盟友。

心理战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媒体优势。4月起,美国利用"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工具对苏东阵营展开宣传攻势。1953年6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骚乱期间,美方通过电台、宣传气球煽动民众反抗;同时以西德为据点对民主德国进行反政府宣传,最终引发了6月16日东柏林的大规模罢工。

基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取得的"成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6月18日指示心理战略委员会制定未来两个月应对卫星国动乱的政策方案。四天后出台的《临时心理战计划》明确提出,通过支持卫星国动乱瓦解苏联。6月23日,西柏林举行悼念骚乱遇难者活动并启动对东德的食品援助,这标志着美国的心理战似乎取得了顺利进展。

但随着欧洲混乱的加剧,当地媒体开始批评美国的偏激政策。而苏联则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如在土耳其、德国、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作出让步。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反思的声音,许多政客主张应更注重国内经济军事建设,才能有效制衡苏联。有鉴于此,1953年10月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外交文件,虽采纳了财政官员关于发展经济、平衡收支、缩减军备的建议,但在艾森豪威尔与军方"不以国家安全换收支平衡"的强硬立场下,该文件仍基本延续了原有的策略。

直至1955年《巴黎协定》签署,即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随着赫鲁晓夫主政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作出更多让步,美国政府才调整策略。1955年7月美苏英法四国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冷战态势发生了微妙转变。

斯大林逝世距艾森豪威尔上台仅一个多月,应对这一事件奠定了其政府对外政策的基调。心理战并非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首创,在整个冷战期间,心理战都是美国的重要手段。有人甚至认为,西方赢得冷战依靠的并非武器,而是"比剑更有力的无线电广播"。无论在国家还是个人层面,对人心的渗透始终是极具威力的,潜移默化的颠覆往往比一场战争更具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