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在文艺创作中，对细节的讲究才是点睛之笔

看到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主持人非常喜爱俄罗斯军事题材的电影，基本就是赞不绝口。他提到了两部俄罗斯军事题材的电影，一部是《T34》，另一部是《星星》，又名《东线情报站》。主持人说，电影《T34》是说在卫国战争期间，德国俘获了几名苏军的坦克兵。德军为了为培训本国的士兵，让苏军坦克兵操作一台苏联当时最新型的坦克T34，与德国坦克进行对抗演练。德军军官要求这几位苏军坦克兵操作一下T34，于是几位苏军坦克手就操作起这辆坦克，做出各种动作。视频主持人说，在这场画面中，影片为苏军坦克配发的音乐竟然是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选曲。这就是要夸赞这几位坦克手技术高超娴熟，而且驾驶的这辆坦克不仅能做出高难动作，而且动作还非常优美，堪比芭蕾舞。视频主持人说，这样的编配，在中国的电影，包括在中国军事题材的电影里，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或许，在中国观众眼里，T34坦克伴着《天鹅湖》乐曲伴舞，看上去很幽默，会在观众中引发一阵笑声。但是在俄罗斯电影的编导眼里，这绝对是一种欣赏和赞美。另外，我还感觉，这段为坦克兵操练所编配的芭蕾舞曲，还有赞颂苏联士兵的一种乐观主义精神的内涵。他们虽然被俘了，但是他们的战斗意志并没有被瓦解。后来他们最终通过他们的勇敢、机智和娴熟的战斗技术，逃出了德军的包围，就是这种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

《星星》作为描述苏军侦察兵题材的影片，拍得也非常好，主持人说，中国最好的描写侦察兵电影的莫过于《闪电行动》。但要与俄罗斯的《星星》相比，还是有着一定差距的。主持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他说，拍《T34》时，编导中一定有真正的坦克兵，拍《星星》的，编导中一定有真正的侦察兵。这意思就是，影片的情节是允许虚构的，但影片中的细节一定要求是最真实的。这是做艺术产品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情节虚构是肯定的，而在细节上也不讲究，毛毛糙糙，脱离实际，已经达到了很不像话的程度。讲两个细节。一个是生活在文革中的小学生，已经没有人再戴上红领巾了。不管是小学中的红小兵，还是中学中的红卫兵，都只戴红袖标，而不可能佩戴红领巾。而现在的影视作品，反映在那个特殊年代中的场景，小学生还在佩戴红领巾。偶然看到在近期拍摄的影视作品，却出现了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出现的红领巾。红领巾后来再度出现，已经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这就是在细节上很不讲究的一种表现。知道这段经历的观众会对这样的做法表达不屑。而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也会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产生误解和错觉。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凡是表现文革期间的影视作品，其中每个角色都会佩戴毛主席像章。这与历史真实情况也不完全相符。在人们都会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时候，只是从1966年到1971年。过了1971年，人们几乎就不再佩戴毛主席像章了。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也不影响主题，也不妨碍情节。这种说法不对。这种情况反映出我们的影视作品编导比较懒，并不想在艺术上下大功夫和细功夫。这种态度是很难创作出艺术的精品来的。在文革时期，人们佩带像章与不再佩带像章，反映了文革中发生变化的两个不同的时期。不再佩带像章了，表示人们在观念上开始产生变化了。在毛主席像章从群众的胸前退去的时候，影视编导仍然要让毛主席像章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这种细节上的荒谬对于表现那个时代的观念根本就是更为荒谬。

现在所谓做艺术的人，还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革命文艺工作者? 不能说一个都没有，但肯定不是多数。既然不认为自己是革命文艺工作者，那么他们就不会认为他们的工作与党的文艺工作有太多的关联，那么他们干这个活，大约只能是想要挣钱，想要扩大自己作品的市场，或者只是想要表现自己个人的所谓独特的观念。这样的创作动机，从某个角度来说，与要求细节上的准确应该并无矛盾。西方的一些艺术家虽然也想着挣钱，但他们恰恰是为了市场有更好的卖价，反而更重视细节在作品中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国内某些做艺术活的人毕竟把市场、把挣钱看得过重，所以就不太想在所谓细节上花大功夫。因为这样做就提高作品的生产成本，划不来。

1952年，我们拍摄的电影《南征北战》在细节上要求非常严格。不仅在敌我部队的服装上有着严格的要求，就连解放军在桃村休息时，当地老百姓忙着为部队提供后勤服务的场面和道具也都力求真实。这样的电影让人一看到就感觉非常真实，有较高的可信性。而我们那些在文革期间翻拍的老电影，要求男主人公一律浓眉大眼，军装一律笔挺，不要说灰尘，连一点皱褶都没有。这还是当年在战火硝烟中冲杀的解放军吗? 简直假的不能再假了。

我们今天拍摄的一些影视作品，在某些编导看来，他们也想把活干得好一点，干得漂亮一点。但是他们就是懒得在细节上下大功夫。因为在细节上下了太多的功夫，会提高制作的成本，也不一定能获得应得的收益。在这些编导看来，细节方面差不多就行了，没有必要讲究那么多。这样的思想不是在真正地做艺术工作。更不可能为了党的文艺工作而花大功夫，下大力气。

正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要防范和打击偷工减料的行为一样，我们的文艺工作也必须要防止这种忽视细节，粗枝大叶的做法。这同样也是一种偷工减料。做党的文艺工作，在当下的环境中，也需要考虑市场的需求。但这种市场的需求，不应该只是创作者挣钱的需求，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欣赏优质的文化艺术作品的精神消费的需求。

五十年代，我们得到苏联大量的援助。在这些援助里，除了有许多工业建设和发展，也有文学艺术上的引进与借鉴。苏联在很多艺术创作上的思路和风格，对当时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作为艺术风格，肯定各有各的特点，没有所谓绝对的好。苏联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特点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正如我们要进行艺术创作，也必须与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有所结合一样。不过，苏联对艺术作品严格要求的精益求精，特别是在细节刻划上一丝不苟，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传统。

在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化艺术界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在我看来，西方的艺术水平与俄罗斯相比，差的简直就是十万八千里。各种流派，什么现代派、印象派、野兽派之类，这一看上去就是随心所欲的胡扯八道，毫无章法，更无美感。当然，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他们的文艺创作中，不能脱离我们民族的性格特点，不能背离我们民族的公序良俗。我看过一台民乐演奏的节目，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和表演都非常出色。但有一个节目，用二胡演奏一个几乎被完全西化了的中国作曲者的作品，听上去全是噪音，无一丝和谐，无一丝美感。这还被认为是在创新，简直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怪论。

再回到我们影视作品的创作话题中来。过去我们拍摄战争题材的影响，都有一个名为军事顾问的存在。前面提到的那个视频主持人，说《T34》的编导中一定有坦克手。这或许确有其事，但也未必。在影片的编导群体中，完全可以设置一个有着操作坦克经历的军事顾问来解决很多细节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影视作品中的军事顾问不仅要为影视作品中细节的真实性把关，也要把影视作品是有可能出现的政治方面的问题或者瑕疵挑刺、找毛病。不能允许在影视作品中出现与我军的政治方向有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