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为何没有亡国灭种？来看千年“大一统”思想如何护佑中华

1841年三元里抗英时，广东义民在《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中怒吼："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逆夷犬羊知悉：查尔英夷素习，豺狼成性，抢夺为强，即倭寇之党。我天朝曾经将尔诛灭，因大西洋各属国，求我皇上准其通商，我皇上体天地好生之德，容尔畜邦通商交易，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革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

意思是：“我们广东尽忠报国的义民，现在向你们这些如同野狗山羊一样逆贼外夷郑重宣告：你们这些英国蛮夷本性就像豺狼，向来以抢夺为强，其实就是倭寇的余孽。我们天朝本来早就把你们消灭干净了，只因大西洋各国哀求我皇上网开一面，准许你们通商，我皇上看在上天好生之德的份上，才让你们这些畜生一样的邦国来做买卖。你们不过是贪图利益而来，又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你们再敢闯进内河，我们百姓要是不立刻聚集十万之众，各自驾着小筏，沉下沙袋石块，整备枪炮，截断你们的船队前后，火烧你们的舰船，把你们这些丑恶的家伙全部歼灭，那我们就不配做大清的子民！”

这份流传至今的檄文，字里行间跳动的正是"大一统"孕育的共同体意识——他们或许不懂国际法，却清楚"我们义士受天朝二百年豢养之恩，今日若不诛尽英夷，便非人类"的分量。

我们从初中历史便开始学习的“大一统”思想究竟是什么？

两千年前《春秋公羊传》上说：“”元年春，王正月"，东汉大儒何休为其做注解："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者，岁之始也；王者，人之始也。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意思是：“元”就是“气”，它无形无象，却由此而生出天地万物；天地既分，万物遂有形有象，所以说“元”是开天辟地的本原，是天地之始。“春”是一年四季的开端。“王”是人类社会的肇始。“统”也是“开始”的意思，表示总领、系属之辞。因此，君王始受天命、改立法度，布政施教于天下；从公侯到庶人，从山川到草木昆虫，无不系属于岁首正月。所以说正月是政教之始。

这段话揭示了"大一统"最本质的内涵：以时间（历法）、空间（天下）、人伦（王政）的三重统一，构建文明共同体的精神根基。

这种意识从秦汉的"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到清代的"满汉一家"，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制度，沉淀为一种深入骨髓的集体认同。

这种集体认同的情感绝非凭空产生，而是源自《公羊传》"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在民间的通俗演绎，将王朝认同与文明归属熔铸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林则徐在《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也展现了这种意识的官方表达："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尽管这种"天朝上国"的表述在今人看来难免僵化，但其中蕴含的"天下一家"理念，恰是大一统思想处理中外关系的典型范式。

他在檄文中质问英王："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这种以己度人的思维，本质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在外交领域的延伸，试图将西方纳入"王道天下"的秩序框架中。

虎门硝烟纪念碑

这种内聚力在危机中展现出惊人的弹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造枪炮、建船厂，维新派要变制度，革命派则要掀翻旧秩序，看似各执一词，实则都在"保国保种"的旗帜下行动。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巧妙嫁接中西，称"泰西之议院，实祖于吾三代之议郎"，将西方议会制度追溯至中国上古，这种"西学中源"的论证策略，实则是用大一统的思维同化外来制度，使其更容易被士大夫阶层接受。

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更是将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相融合，在"物竞天择"的西方理论中注入了儒家的担当精神，使救亡图存的呐喊更具文化穿透力。

戊戌六君子

董仲舒构建的"王道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不仅是伦理教条，更是维系大一统的纽带。这种纲常伦理通过明清小说戏曲的传播，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三国演义》的"桃园结义"将忠义精神具象化，《水浒传》的"替天行道"则把江湖义气与天道正义相勾连，这些通俗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强化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集体认同。

甚至边疆少数民族也在这种文化浸润中发生转变，清代档案记载，索伦鄂温克族的社会组织"渐仿汉俗，设立族长，以宗法统之"，原本的氏族制度逐渐与儒家宗法体系相融合，成为大一统文明吸纳多元族群的生动例证。

当西方传教士带着十字架来华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被共同价值观黏合了两千年的文明体。

这就是为什么义和团会把洋灯、洋磁盆视作仇敌——在他们眼中，这些不仅是外来器物，更是对"圣王道统"的挑战。

《庚子记事》中记载，团民"见洋物即毁，谓能避枪炮"，这种看似愚昧的行为背后，是"华夷之辨"观念在民间的极端表现，将文化认同与器物选择简单对立，本质上仍是大一统意识应对外来冲击的应激反应。

当然，"大一统"并非完美无缺。

它曾让清廷错失改革良机，也曾让士大夫陷入"中体西用"的错误。但在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正是这种略显笨拙的内聚力，让中国没有像奥斯曼帝国那样分崩离析。

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从甲午海战到日俄战争，每次惨败后总能看到社会各阶层重新集结：开明者学技术，激进者改制度，保守者护文化，最终在碰撞中走出了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言："吾中国所以立于世界者，不在一时之强弱，而在其有绵延不绝之文明也"，这种文明的连续性，正是大一统意识最珍贵的遗产。

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深刻的道理：文明的生命力不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大一统"意识就像中华文明的免疫系统，在遭遇外来冲击时，既能调动传统资源抵抗，又能在必要时吸收异质养分。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需要"华夷之辨"，但这种历经千年沉淀的共同体意识，依然是应对复杂挑战的精神底气。毕竟，那个在晚清危局中挺过来的中国，早已用事实证明：文明的韧性，才是最深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