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不了解前三十历史的人,读不懂《艳阳天》,也无法理解浩然

发布时间:2025-08-08 22:56  浏览量:1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中,浩然是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星辰。他以 “写农民,给农民写” 为矢志不渝的创作宗旨,用质朴的文字勾勒出农村生活的动人画卷,成为那个时代农民心声的忠实记录者。从早期崭露头角的《喜鹊登枝》,到声名大噪、销量突破百万大关,甚至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艳阳天》,再到后来的《金光大道》《苍生》 ,浩然的每一部作品都深深扎根于农村的土壤,反映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在文学界也引发了持久而深刻的讨论 。

浩然对乡村自然风光的描写,宛如一幅幅细腻动人的田园画卷,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泥土芬芳 。他自幼在农村生活,对乡村的一草一木了然于心,因此总能以简洁而精准的笔触,勾勒出乡村景色的独特神韵 。在他的作品中,乡村风光不仅仅是一种背景的呈现,更是与人物情感、故事发展紧密相连,为整个作品营造出独特的氛围。

在《弯弯的月亮河》里,傍晚时分的乡村被描绘得别具一番韵味:“西坠的日头,亚赛鸡血一般红,把最后一缕光抹在低矮的草檐上,抹在大窟窿小眼的窗户上,抹在屋门旁边挂着的一串落满尘土的棒子种上 。” 这短短几句话,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堆砌,却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乡村傍晚的质朴与宁静 。血红的落日余晖,洒在乡村的各个角落,赋予了这些平凡的事物别样的生命力,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那一抹温暖而柔和的光线 。

而在《浮云》中,对唐明德家乡北田庄的描写则展现出乡村的清新与悠然:“村东边的大灌渠,高高的堤坝,象一道城墙,从西北的远方弯过来,又朝东南的远方弯去。渠边栽着密密的紫穗槐,小鸟在树丛中穿来穿去。一群牛,还有一群羊,在那上边悠然地啃草吃。清亮亮的水,从闸口哗哗地流出来,顺着他脚边的小毛渠流进长满黄瓜、豆角和西红柿的园田里 。” 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乡村生活的和谐与美好,仿佛能听见小鸟的欢叫声、牛羊的咀嚼声以及水流的潺潺声,一种宁静而惬意的氛围扑面而来 。

这些乡村自然风光的描写,虽然在每一部作品中所占篇幅比重较小,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它们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真实而生动的背景,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故事发生的环境,增强了作品的可信度和代入感 。另一方面,这些描写也起到了烘托人物情感、营造氛围的作用 。比如,在《弯弯的月亮河》中,傍晚乡村的宁静氛围,与主人公内心的平静与对生活的热爱相呼应;而《浮云》中北田庄的清新自然,则衬托出唐明德对家乡的眷恋以及他内心的淳朴 。

除了醉人的自然风光,浩然对乡村日常生活图景的描绘同样细致入微,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他的笔下,乡村的日常生活不再是单调乏味的重复,而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展现出农民们真实而多彩的生活状态 。

在《艳阳天》中,有这样一个普通的傍晚场景:“晚饭后,庄稼人经过一天紧张的劳动,差不多都打着饱嗝,或者叼着烟袋到街上坐一坐,聊聊天,散散疲劳。除了多数男人,也有少数妇女。男人把饭碗一搁,抬屁股就走,妇女的牵挂总是比男人多一点儿。她们把孩子奶睡了,在炕沿上挡着一个大枕头,才能一边系着纽扣一边走出来;男人们愿意找自己对劲的人去凑伙,妇女们没有这个选择的自由,差不多都站在自己家的门口,顶多到左右邻家或对门,因为一边闲谈,耳朵还得听着屋里,免得孩子醒了,爬到炕下摔着 。” 这看似平凡无奇的生活片段,却生动地展现了乡村傍晚的闲适与温馨 。男人们的豪爽、女人们的细心与牵挂,以及乡村邻里之间质朴的交流,都跃然纸上 。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农村的传统生活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建国后的各种运动,如互助组、人民公社、四清等,深刻地影响了农民的日常生活 。每天早晨的大喇叭喊话、干活时的劳动竞赛、晚饭后的开会、评工分、作动员等都成为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浩然笔下的乡村并非只有这些元素,平凡质朴的日常生活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他通过细腻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了农民在这些变革中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内心的喜怒哀乐 。

读者既能看到乡村的日常劳动场景,如种、浇水、收获、扬麦等,感受到农民们辛勤劳作的身影和对土地的深厚情感;也能看到农民的家庭生活场景,如休息、乘凉、相亲、赶集等,体会到他们生活中的琐碎与温馨 。

浩然不仅擅长用静态的语言刻画乡村生活,还通过人物的行为举止、心理活动和语言,生动地描摹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 。在《艳阳天》第十七章中,萧长春忙完社里的事回到家里,面对锅冷灶凉的情景,他终于真切地感觉到 “屋里缺一个人”,可又觉得 “找个合适也挺不容易” 。萧长春一边想着心事,一边给孩子做饭,“笨手笨脚,弄得里外都是烟雾” 。

这时焦淑红过来帮忙,作家以萧长春的视角,详细描述了淑红的行动:“转眼之间,锅里的水开了。焦淑红直起身,打开锅盖,在咕咕冒泡的水上吹一吹,看看里边的水多少;又盖上了锅盖,在上边压了个盆子,沿着锅盖边又围了一圈儿抹布,为的是不让里边透出气来。随后,她又把西锅刷净了,又在灶里点着了火,又在锅里倒上油。就像变戏法儿那么快当,眨眼的工夫,就把一大碗菜炒好丁。菜好了,饭也熟了,饭菜的香味儿飘散开,立刻代替了刚才的烟雾 。” 这段文字充满了动作性和运动感,虽然没有直接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焦淑红,但通过一连串流畅而自然的动作描写,一个贤惠能干的农村姑娘形象跃然纸上 。

在《浮云》中,程广老伴儿给唐明德做媒的情节,同样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 。老太太一边端详着宋素兰的模样,一边在心里暗自判断着这个人跟唐明德是否合适 。她从宋素兰的穿着、举止等细节入手,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观察:“她穿的是一身旧衣服,大襟上补着一块补钉,加上两只粗大的手,说明是个能干活,能吃苦的人;脖领上那葫芦样的纽襟,鞋口上那细密整齐的针脚,显示出她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她看人的时候,眼不斜视;说话的时候,笑不露齿;走路的时候,更不摇头晃脑 —— 肯定是个安分守己的过日子的人 。”

接下来,老太太 “没话找话说,话儿里引着话儿”,“从拐弯抹角到到单刀直入向姑娘把唐明德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仔细地介绍一遍” 。当姑娘同意后,老太太 “连新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下来,就跑到唐明德干活的地里,她把唐明德拉到没有人的树荫凉下边,把那个姑娘从头发梢到脚尖儿,详详细细地一描述,还把姑娘说的话,一字一句地一学说,有的地方还带点表情” 。而唐明德呢,“一边听老太太磨叨,一边用脚碾着地上的土坷垃” 。这些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农村做媒的场景,一个热心、爱管闲事儿的老大妈,一个勤劳质朴的农村姑娘和一个老实憨厚的庄稼汉的形象,仿佛就在读者眼前 。

夫妻关系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调侃话题之一,浩然在《金光大道》中也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元素 。去北京支援铁路工人的几个年轻人在返家路上调侃邓久宽:“忽然,牵着牛犊的周永振喊叫起来了:嗨,久宽哥,你忙往前边跑啥呀?好几个月都忍了,这一会儿工夫就耐不住啦?吕春江立即帮腔:是呀,你甭急,大嫂子丢不了,跑不掉,这会儿正依着门框,盼着你,等着你哪!

邓久宽回过头来,怒冲冲地朝他两个瞪一眼,瓮声瓮气地说:‘谁像你们年轻的,心窝里除了媳妇,不装别的东西呀!’” 这段调侃性的对话,不仅为作品增添了轻松幽默的氛围,调节了主流政治话语所带来的严肃气氛,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精神、心理和感官上的愉悦;同时,也生动地再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让读者看到了农民们在紧张的劳动和政治生活之外,充满生活情趣的一面 。

在浩然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刻画堪称一绝,他以细腻入微的笔触,通过对人物行为、心理和语言的精妙描写,赋予了笔下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使他们宛如真实存在于读者身边 。

以《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为例,他是一位大公无私、一心为集体的农村干部 。在面对儿子小石头意外离世的巨大悲痛时,萧长春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坚强与担当 。他没有被悲伤完全击倒,而是选择擦干眼泪,继续带领社员们抢收麦子 。这一行为不仅体现出他对集体利益的高度重视,更凸显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处理农业社的各种事务时,萧长春始终秉持着公正、公平的原则,不畏困难和压力,坚决与破坏农业社的反动势力作斗争 。

他的每一个决策、每一次行动,都充分展现出他坚定的信念和果敢的性格特点 。例如,在面对马之悦等人的阴谋诡计和挑拨离间时,萧长春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冷静分析局势,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次次识破敌人的阴谋,维护了农业社的稳定和发展 。这种对人物行为的细致描写,让萧长春的形象在读者心中逐渐丰满起来,成为了一位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 。

而焦淑红则是一个充满活力、热情开朗且具有进步思想的年轻女性 。她在面对个人感情和革命事业时,展现出了独特的态度和选择 。焦淑红对萧长春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她并没有因为个人情感而忽视革命工作 。相反,她将对萧长春的感情转化为工作的动力,积极参与到农业社的各项事务中 。在与马立本的交往中,焦淑红坚决拒绝了他的追求,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马立本的为人和他所代表的落后思想 。

她的这种选择,不仅体现了她在爱情观上的坚定和理智,更反映出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进步思想的追求 。浩然通过对焦淑红语言和行为的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了她勇敢、独立、有主见的性格特征 。比如,在农业社的工作中,焦淑红总是积极发言,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她的话语充满了热情和活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她还经常主动帮助其他社员解决问题,展现出了她善良、乐于助人的品质 。

在《浮云》中,程广老伴儿虽然只是一个配角,但她的形象同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热心肠的老太太,在给唐明德做媒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出了她的热情、细心和爱管闲事的性格特点 。她对宋素兰的观察细致入微,从宋素兰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等方面,就能判断出她是否适合唐明德 。

她的心理活动描写也十分精彩,在心里暗自琢磨着两人的般配程度,这种细腻的心理刻画,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她的行为动机 。而她与宋素兰和唐明德的对话,更是生动地展现了她的性格 。她说话直来直去,没有丝毫的隐瞒和做作,从拐弯抹角地介绍情况,到单刀直入地询问意见,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

浩然通过对这些人物行为、心理和语言的精心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形象各异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不仅是文学作品中的角色,更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的光辉与弱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奋斗与挣扎,都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浩然的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命运轨迹和性格发展历程,他们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学世界 。

王蒙那句 “不了解前三十年历史的人,读不懂《艳阳天》,也无法理解浩然!” 的论断,直指文学作品与历史语境的深层关联。那段充满剧烈变革与理想探索的岁月,为浩然的创作提供了无法割裂的时代土壤,也成为解读《艳阳天》文学价值的关键密码。

《艳阳天》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北方农村麦收时节的阶级斗争为核心线索,塑造了萧长春等农村干部形象,全景式展现了农业合作社时期的社会风貌。作品中弥漫的集体主义激情、对阶级立场的极致强调、对劳动人民的深情刻画,并非作家凭空虚构的文学想象,而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现实的直接映射。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深刻转型,集体生产模式的确立、阶级成分的划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构成了当时乡村社会的核心议题。不了解这一历史背景,便难以理解作品中围绕 “土地所有权”“集体领导权” 展开的激烈冲突为何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也无法体会萧长春等角色身上承载的政治使命与道德理想。

浩然作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 “农民作家”,其创作始终扎根于农村变革的实践土壤。他出生于河北农村,亲身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等历史进程,对农村的生产关系、人际关系、思想观念变迁有着切肤的体验。这种独特的生命经验使其作品天然带有历史记录者的特质 ——《艳阳天》中对麦收劳动的细致描摹、对乡村邻里关系的精准捕捉、对农民心理变化的深刻洞察,本质上是对一个正在消失的乡村中国的文学定格。若脱离 “前三十年” 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历史语境,读者可能会简单将作品中的阶级斗争描写视为政治口号的堆砌,将集体主义叙事视为意识形态的强制输出,从而错失作品中蕴含的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农民精神世界转型等珍贵的历史细节。

从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来看,《艳阳天》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学性,更在于其作为 “时代镜像” 的历史文献价值。作品中关于集体劳动场景的铺陈,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生产的组织模式;对 “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的批判,折射了当时国家对农村经济走向的制度设计;甚至人物对话中频繁出现的政治术语,都是特定历史时期话语体系的真实留存。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理解 “前三十年” 中国农村社会的重要文学文本。

理解浩然,本质上是理解一位与时代共生的作家的精神轨迹。在 “前三十年” 的历史语境中,浩然的创作始终坚守着对劳动人民的情感认同和对集体主义理想的信仰。这种信仰并非盲目追随,而是源于他对农村变革带来的社会进步的真切感知 —— 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土地,合作化让农村摆脱贫困,集体化让乡村凝聚力量。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使其作品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力量。脱离这一历史语境,便无法理解浩然为何将创作视为 “为农民代言” 的使命,也难以体会其作品中蕴含的朴素的人民立场与时代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