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哈佛讲席教职，他与北京大学“再续前缘”！

谢晓亮，国际著名生物物理学家、化学家，单分子生物物理化学、相干拉曼散射显微成像和单细胞基因组学的开拓者之一，在新兴交叉学科和领域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谢晓亮自小在燕园长大，从北大化学系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工作三十多年，一直心系祖国。2018年，他放弃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带领一手创立的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PIC）”逐步成长为国际重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今年，“BIOPIC”已经成立15年，产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性成果，为国家生命健康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值此成立15周年之际，中心特别邀请教职员工、海内外校友及相关代表等共同撰写纪念文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BIOPIC十五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即将出版发行。谢晓亮的文章“BIOPIC的biopic”生动诠释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内核与“服务国家、引领未来”的时代担当。

在谢晓亮所研究的生命科学领域里，分子是构成生命的基本单位。分子振动、旋转、反应，引发生命内在的微光，导致生命过程的奇妙。

谢晓亮的人生轨迹，也如分子一样，不断穿行往复，最终回到原点。期间，通过与其它分子的相互作用，聚合取之不尽的能量，不断发扬光大。

回旋

2018年底的那个冬天，是谢晓亮的艰难时刻。

就在半年前，他刚刚送走了两个双胞胎女儿上大学，结束了在哈佛二十年的教职生涯，全职回到母校北大，担任北大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PIC）的负责人。这本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喜悦时刻。

然而，就在他回国后不久，美国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China Act）”，在哈佛享有一年过渡期的谢晓亮被列入调查名单。他剩余的科研经费被冻结，还被勒令立即开除所有博士后。

“这些年轻人倾注心血的项目还没有完成，合适的工作还没找到，怎么可以骤然解雇他们？”谢晓亮无法接受。情急之下，他甚至打算拿出个人积蓄，用来支持自己的博士后们完成项目。幸运的是，一位好友雪中送炭，帮助谢晓亮的实验室得以维持到预定时间。

祸不单行，回国时在波士顿机场登机口，他的手机电脑被扣留了。经过长达四个月的法律周旋，他被证无辜，没收的手机电脑也最终得以返还。但在此之前，他被迫只能在北京线上参加自己最后3名哈佛博士生的毕业答辩。他也不能当面向哈佛的同事们告别，没法回去整理办公室的物品，最后只好找了家搬家公司代劳。

三名博士之一，曹云龙跟随谢晓亮一起回国，他，是谢晓亮在哈佛培养的30个博士生里唯一一名跟他回北大工作的。

谢晓亮线上庆祝最后三位哈佛博士生完成毕业答辩，从左到右分别为张棋涵、蔡文婷、曹云龙

像这样的波折，数十年来，他已经历太多。回国的学术之路，谢晓亮走得从来都不容易。

谢晓亮的父亲谢有畅、母亲杨骏英，皆为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从小生在北大、长于北大的他，在1984年从北大化学系本科毕业。当时，中国的科研远远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为此，谢晓亮前往美国求学深造。

1998年，凭借把单分子显微技术应用于酶学研究的开创性工作，谢晓亮获得了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的终身教职，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哈佛引进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终身教授。

2001年，谢晓亮受邀回北大做报告，并被聘为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客座教授，“从此我与北大正式‘再续前缘’。”

2001年谢晓亮在北大做学术报告

时任院长林建华授予谢晓亮北大化院客座教授聘书

首次学术活动却遭冷遇。2002年，谢晓亮与在国内率先从事单分子研究工作的赵新生，在北大举办了国际“单分子单细胞研究培训班”，还邀请了当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来演讲。可惜，大概因为“培训班”这个名字不讨人喜，导致许多原本可能参与的重量级学者未能参加，“培训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影响力。

好在那趟回国以后，谢晓亮在北大结识了两位志同道合的学者，苏晓东和黄岩谊。后来，两人与谢晓亮共同创建“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

BIOPIC创始人黄岩谊、谢晓亮、苏晓东合影

有趣的是，就像跟随导师谢晓亮回国的曹云龙一样，其实早些年，黄岩谊也差一点与他拜入同一师门。他对谢晓亮笑言：“当年申请你的博士后被拒了”。谢晓亮努力回忆一番，不禁感叹：“虽没有印象，但颇为后悔！”

不管过去的道路如何萦绕，命运终究让他们在未名湖畔重逢。

印刻

Biopic，英文原意为“人物纪录片”。而在北京大学，它承载着更为深厚的内涵——由谢晓亮主导成立的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dynamic Optical Imaging Center, BIOPIC）起，经过十五年的发展，成为如今的“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medical Pioneering Innovation Center）。

故事从北京香山的一张相片开始显影。2009年，谢晓亮和中科院化学所的方晓红一起组织了以“生物体系中的单分子成像、光谱及操纵”为主题的第355次香山科学会议。

与八年前那次“培训班”的情形大不相同，这次会议请来了单分子领域大部分的国际顶尖专家，以及中国的专家学者，他们都高度评价了单分子技术在生命过程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2009年“生物体系中的单分子成像、光谱及操纵”为主题的第355次香山科学会议合影

会后，谢晓亮去拜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王晓东，那里的一堵论文墙上，贴满了年轻科学家发表的顶刊文章。时任北大生科院院长饶毅也邀请谢晓亮担任生科院的长江讲座教授，并在北大为他预留了实验室。

越来越多的光束投射进来，心中的暖流开始涌动。就在这一年，谢晓亮与苏晓东、黄岩谊正式向母校北大提出申请，希望建立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学校立刻给予了大力支持，时任常务副校长林建华去美国时专门在伯克利与谢晓亮会面，恳切地说，北大需要他这样的人回来。

我意识到祖国的科研环境已经今非昔比，也许我能在北大为国家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2010年12月，BIOPIC正式挂牌成立，致力于以技术驱动为核心，打造多学科交叉的国际一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站在台上，谢晓亮告诉大家，BIOPIC要发展和利用最新的生物光学成像和DNA测序技术，通过跨学科研究来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

具体来讲，我们要发展的技术是活体内单分子检测、超高分辨率成像、无标记光学成像和新一代DNA测序技术。

普通显微镜就像老花眼，只能看个模糊影子，BIOPIC的超高分辨率成像技术，能给细胞拍“超清写真”，看清生命的每一个零件；传统研究给细胞染色观察，就像为了看树根把整棵树砍倒，BIOPIC的无标记成像技术则用激光给细胞“做B超”；传统测序像把细胞自带的DNA“密码书”撕碎又混在一起，BIOPIC的单细胞测序技术则像给每本书单独编号解码……谢晓亮和BIOPIC要做的事，就是把生物学变成一门更加精确、数据丰富的科学。

越来越多的星火在此燎原。汤富酬放弃新加坡的教职机会归来，魏文胜在基因编辑领域领先前行；高毅勤身为物理化学家又深入了解生物学，葛颢则是他们当中的数学家；从副研做起的孙育杰、白凡，分别完成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的建设任务、成为BIOPIC的副主任；博士生邢栋立志实验做不出来绝不理发，每天披头散发地工作，直到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BIOPIC起家的地方，被唤做“小白楼”。这是一栋由黄岩谊教授精心设计的预制板楼，面积不大，却极其精致,方便交流。小白楼的第一个新年致辞里，谢晓亮第一次说出了“中国梦”这个词。

“我想，‘中国梦’也许是深埋在每个中国人心底的情愫吧。”小白楼，正是梦开始的地方。

振动

人类基因组计划于2003年圆满收官，成为人类历史的里程碑。该项目当时耗资30亿美金，中国的贡献却只有1%。直到2006年新一代测序仪的出现把DNA测序的价格“打了下来”，让成本骤降到约1千美元一个基因组。

见证了这场技术革命的谢晓亮，意识到了基因测序技术的应用前景。新一代测序仪之所以能降低成本，不外乎是一个海量的“微型洗衣机”组成的矩阵：“当A、T、G、C四种碱基被依次循环引入每个‘洗衣机’，其中固定有不同的单链DNA模版，导致双链DNA的逐步合成，各自产生的荧光被CCD（高像素）相机一起检测。”

2011年，谢晓亮与博士生Peter Sims、博士后Will Greenleaf、博士后段海峰共同发明了一种新的DNA测序方法——“DNA荧光产生测序”。不同于市面上的测序仪，谢晓亮团队的荧光信号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在反应完成后才产生，这种化学方法比较简单，耗材也会更便宜。

谢晓亮（右）与其哈佛实验室的博士生Peter Sims（左）和博士后Will Greenleaf（中）及博士后段海峰发明了“DNA荧光产生测序”

黄岩谊与谢晓亮在BIOPIC继续开发这项荧光产生测序技术，得到了北京市科委和科技部的大力支持，黄岩谊也成为科技部863计划“新一代测序仪及配套产品研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经过十年的磨练，这项技术有望将人类测序成本降到“白菜价”。

黄岩谊的博士生陈子天给这个技术取了个形象的英文名“Lumoseq”，源自《哈利波特》小说里点亮魔杖发光的咒语“荧光闪烁（Lumos）”。物廉价美的测序仪在个体化医疗、生物银行大数据等众多领域应用广泛，这或将成为黄岩谊和他的学生们对中国生物医学最大的贡献。

魔法在此照进了现实，还催生了另一个技术革命——单细胞基因组学。“你给我一个人的细胞，我就能告诉你它的基因序列，精确度高，覆盖率大。”2009年，谢晓亮在哈佛启动了这项新课题，最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多重退火环状循环扩增技术（MALBAC)”的文章，标题的英文缩写，还跟红酒品种Malbec玩了个双关。

这项技术也将谢晓亮引向与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专家乔杰的合作——MALBAC在生殖医学上有重要的临床价值：能应用于试管婴儿植入前胚胎筛查，从而避免单基因遗传病传给新生儿，避免听天由“命”。

也许是天意，2013年初，一封特殊的来信引起了谢晓亮的注意：一位患有遗传性多发性外生性骨疣的男士，从小到大每隔三到五年就要动一次大手术，检查显示该致病基因来自父系遗传。为了有个健康的孩子，夫妻俩四处求医无果，从朋友那听说了MALBAC技术后，径直找了过来。很快，这对夫妻便成为乔杰临床试验的1号病例。

2014年9月19日，世界首例“MALBAC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了，是个女孩。谢晓亮赶去看望宝宝，她一声都没有哭，还一直对这位叔叔笑眯眯的。谢晓亮抱起孩子，心中翻涌澎湃。

2014世界上第一例“MALBAC婴儿”诞生（左起分别是乔杰、谢晓亮、汤富酬）

“我至今仍然记得自己那天抱着第一例‘MALBAC婴儿’时内心的那份激动，是我科研生涯中最有意义的瞬间。”谢晓亮说。

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由乔杰的导师张丽珠在北医三院接生，当时她比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晚了10年，而“MALBAC”技术则让中国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他们没有改变基因，只是筛选了健康的基因，让孩子们避免可能的先天疾病。为此，谢晓亮成为第一个荣获Albany Prize（美国生物医学最高奖之一）的华人科学家。

去年，这个小姑娘刚刚度过了10岁生日，谢晓亮和乔杰都前去为她庆祝。孩子爸爸写了篇文章，回忆一路走来的幕幕往事。读着读着，谢晓亮泪盈于睫。

缠绕

距离全职回国工作到现在，谢晓亮已在这里度过了七个年头。其实，全职回来，并不是个容易的选择。

哈佛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学生与同事，有些成为谢晓亮最早治学做人的榜样，有些则激励着他在学术殿堂拾级而上。“我对哈佛是有感情的”，谢晓亮坦言。

然而，中国的高速发展，成就了科研人员的“黄金时代”。千禧年初，第一次受邀回国的谢晓亮漫步中关村，眼看着童年熟悉的平房胡同被高楼大厦取代，他惊讶又震撼。他刚从波士顿回北京时，北京的雾霾还比较严重；现在则常见蓝天白云，让他心情愉快。

此前，剑桥等顶尖高校也曾向谢晓亮伸出橄榄枝，希望他能领衔建立科研机构，但他担心做管理会影响科研进展。所幸，哈佛为了留住谢晓亮，授予他Mallinckrodt讲席教授，允许他同时在北大兼职。

就这样，“蜡烛两头烧”的日子持续了好一阵。谢晓亮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时，常常深夜饥肠辘辘地赶回家后，随便煮碗面果腹。为了赶时间，他买了辆电瓶车上下班，结果有次骑车时摔倒，脸先着地，差点破相，“从此我再也不骑电瓶车了。”好在后来有了共享单车，他就蹬着小车上下班。

那段时间，谢晓亮每年都要往返北京和波士顿二十多趟，时差一片混乱，经常疲惫不堪，跟人聊着聊着就睡着了。生活的规律和重心被打翻，他知道，自己早晚得选择一边。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习近平来到BIOPIC，观看多媒体演示，了解胎儿遗传疾病筛查、癌症早期诊断等新技术研究应用的情况，并通过显微镜观看动物卵细胞受精和极体细胞提取过程。他勉励科研人员刻苦攻关、勇于创新。习近平说：

现在我们国力增强了，要有凝心聚力办大事的自信，关键是要把最好的资源配置起来，让各类人才的智慧充分发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通过大家一个个人生梦、事业梦的实现，促进整个中国梦的实现。

总书记的话很快就得到响应——从产业界回国投身学术界的张泽民，离开Genentech加入了BIOPIC，将北大的癌症生物学研究推向新高度。2016年，BIOPIC入选了北京市教委的高精尖项目，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加快了谢晓亮全职回国的步伐。

回国后不久，2020年除夕，新冠疫情暴发。谢晓亮与多位专家交流后，意识到自己的专长“单细胞基因组学”能快速找到高效新冠中和抗体并在体外大规模生产。他立刻与佑安医院展开合作，团队在三个月内找到了高活性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这是高通量单细胞组学技术首次成功应用于人源抗体的筛选。只是，这次的抗体药物同其他厂家的一样，很快被新的变异株特别是奥密克戎所逃逸。

2020年10月，昌平实验室挂牌成立，是第一个聚焦生命科学的国家实验室。谢晓亮被任命为主任，BIOPIC的曹云龙、黄岩谊、魏文胜、汤富酬、高毅勤、高歌等科学家也在那里兼职。曹云龙带领谢晓亮的学生们在昌平实验室发展出一种新的底层技术，最终成功筛出广谱强中和能力的抗体 SA55，由科兴生产成药，至今还没有被逃逸。虽然谢晓亮第一次制药未能赶在疫情最紧迫时通过审批，但SA55挽救了许多老年患者的生命，最关键的是他们知道了如何应对下一次大流行（很大可能性是新冠或流感病毒）。曹云龙也因为成功预测新冠变异株，入选了《自然》杂志 2022 年度科学影响“十大人物”。

谢晓亮要求自己在国内做出原创的工作。2024年底，谢晓亮团队开发出基于DNA双链脱氨酶的新底层技术“FOODIE”。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曾说，人类基因组是本难懂的天书。现在，谢晓亮团队正借助这一新技术破译这本天书！

至今，BIOPIC已孕育出7家高科技企业，有些已成为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龙头企业，为人民健康做出了直接贡献，万名MALBAC婴儿在全球诞生。十五年来，BIOPIC走出两位中科院院士，一位医科大学校长，一位国家实验室主任，培养的毕业生和博士后有约60位成为大学教授，包括北大、清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今年，“谢组”毕业了四位博士，与自己在北大求学时的情况相比，谢晓亮无比感慨：“现在的同学们生逢其时！”

2025年谢组博士毕业生简繁冲、王菁、张剑坤、王治与曹云龙、谢晓亮合影

分子生物学的泰斗人物Tom Maniatis曾在“BIOPIC”做SAB主席，他说这段经历使他决定创建纽约基因组中心。“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中心也很成功，希望以后能与BIOPIC媲美。”Maniatis的这番话，是对BIOPIC最好的评价和鼓励。

在中国，在北大，做出世界领先的工作，切身体会到造福人类的感觉，谢晓亮感到喜悦：“当下是身为中国科学家最幸运的时代，也是国家最需要科学家做贡献的时代。”个人的轨迹或许微小如分子，但当其振动与国运同频，便能激荡出照亮时代的光芒。

从远征到归途，步步脚印回环、登高，将这条长路一段段点亮。生命的奇迹，医学的biopic，在这片大地上，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