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思：在山西插队落户生活了四十二年，他带着农村婆姨回北京

我站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手里攥着那张已经被汗水浸湿的车票。

四十二年了。

四十二年前，我也是从这个站走的，那时候叫北京站，去山西插队落户。

那会儿我十九岁，心里装着满满的革命理想，觉得广阔天地定能大有作为。

如今我六十一了，鬓角全白，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

身边的人群熙熙攘攘，都是一脸的匆忙。

我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心里在想，一会儿秀莲下了车，她会不会被这些高楼大厦吓着？

秀莲是我在山西娶的媳妇。

那是1975年的春天，我已经在晋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待了两年。

村子叫张家庄，靠着吕梁山脚下，一共就八十多户人家。

那会儿村里条件苦，我住的是一间土坯房，冬天四面透风，夏天满屋子蚊子。

房子是生产队分给我的，说是房子，其实就是三间破窑洞，门板都是歪的，窗户纸一到冬天就被西北风撕得稀烂。

村里的老乡们都挺照顾我，尤其是村长老张，总是怕我吃不惯苦，隔三差五地让我去他家蹭饭。

老张五十多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说话慢条斯理的，从来不跟人急眼。

他有个女儿叫秀莲，那时候十八岁，在村里算是文化人，小学毕业。

她长得不算漂亮，但是勤快，性子也温和，最要紧的是，她不嫌弃我这个＂城里来的＂。

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算真正的城里人。

我爸是个普通工人，在国棉三厂当纺织工，家里条件一般。

要不是赶上那个年代，我可能一辈子也出不了北京城。

我们家住在大杂院里，一家四口挤在两间小平房里，冬天烧煤球炉子，夏天在院子里乘凉。

秀莲第一次跟我说话，是我生病的时候。

那次我得了重感冒，烧得迷迷糊糊的，一个人躺在土炕上，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是秀莲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来的，还给我熬了柴胡和板蓝根。

＂你这城里人啊，就是不经风雨。＂她一边给我量体温一边说，＂在我们这儿，感冒算个啥？扛一扛就过去了。＂

我虚弱地看着她，心里暖暖的。

那种温暖不是因为粥的热气，而是因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终于有人真心实意地关心我。

＂你怎么知道照顾病人？＂我问。

＂我娘走得早，家里就我一个女娃，什么都得会。＂她说得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事。

就是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姑娘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说不出来是什么，反正让人踏实。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想了很多。

想起在北京的时候，邻居家的女孩子们见了我都绕着走，嫌我家里穷，嫌我爸爸是工人。

可是这个山村姑娘，明明我比她更穷，更没有依靠，她却愿意照顾我。

从那以后，秀莲经常来我的窑洞里坐坐。

有时候给我送点她做的布鞋，有时候帮我补补衣服。

她手很巧，做的鞋子特别合脚，针脚密密实实的，穿着特别舒服。

＂你别老这么照顾我，村里人会说闲话的。＂我有一次这么跟她说。

＂说啥闲话？＂她瞪着眼睛问，＂我爹说了，你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我们得好好待你。＂

其实我知道，不是因为村长的话，是因为她心里有我。

那种感觉很微妙，就像春天的风，你感觉得到，但是说不出来。

我们是在1976年结的婚。

那时候村里办喜事很简单，摆两桌席面，请村里的老少爷们吃个饭就算完事了。

我没有像样的新衣服，就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秀莲也只有一件红色的确良衬衫，是她攒了半年的工分才换来的。

但是那天，她笑得特别灿烂，像田野里盛开的向日葵。

新婚夜里，我们坐在炕头上，她突然问我：＂你会不会有一天回北京？＂

我握着她的手说：＂不会了，我要在这儿扎根。＂

其实那时候我心里也没底。

谁知道政策什么时候会变？谁知道有没有机会回城？

但是看着她信任的眼神，我就那么承诺了。

那一夜，我听着外面的狗叫声和远山的风声，心里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1977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叫建国。

孩子出生那天，我在医院走廊里走来走去，紧张得要命。

县医院条件简陋，就几间平房，医生也不多。

听到产房里传来孩子的哭声，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

秀莲躺在病床上，虚弱但是满足，她说：＂这下你更走不了了。＂

我点点头，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

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看着他皱巴巴的小脸，我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

这是我的孩子，我的血脉，我要让他在这片土地上好好长大。

儿子长得很快，白白胖胖的，村里人都夸他长得像我。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问题就来了。

村里的小学只有三个年级，老师也就是村里的一个老知识分子，水平有限。

教室是三间土坯房，冬天生着火炉，夏天闷得像蒸笼。

黑板是用黑漆刷的，粉笔经常买不到，老师就用石灰代替。

我开始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

＂要不，你带着建国回北京上学？＂秀莲有一天突然这么说。

我吃了一惊：＂那你呢？＂

＂我就留在这儿，照顾地里的活儿。＂她说得很轻松，好像在说明天的天气。

＂胡说八道！＂我有点生气，＂一家人就得在一起。＂

秀莲没再说什么，但是我知道她心里在为孩子的前途着急。

那段时间，我心里很矛盾。

一方面，我确实想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另一方面，我又舍不得这个已经生活了五年的地方，舍不得秀莲，舍不得这些朴实的乡亲们。

1978年，改革开放的消息传到了村里。

村长老张特别激动，逢人就说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我心里也有了些想法，但是一直没敢说出来。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

我在北京的老同学小李来信了，说他通过了恢复高考，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信里他写道：＂老兄啊，现在政策变了，你要是想回来，可以试试考大学。＂

这个消息像一道闪电，把我劈得七荤八素。

我拿着信，手都在抖。

秀莲看出了我的心思，那天晚上她主动跟我提起这件事。

＂你想去考试吗？＂她问得很直接。

＂我...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心里还是想回北京的。＂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是我听出了一丝颤抖。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急忙否认。

＂骗谁呢？＂她苦笑了一下，＂每次你收到北京来的信，眼睛里都会发光。＂

我无言以对，因为她说得对。

但是最终，我还是没有去考试。

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忍心。

我不忍心丢下秀莲一个人，不忍心让她在村里承受异样的眼光。

真正让我下决心的，是1985年的一件事。

那年夏天，我的老知青朋友小刘从北京来看我。

他已经回城好几年了，在一家机械厂里当工程师，穿着整齐的中山装，戴着近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小刘看了看我们家的情况，又看了看在院子里玩泥巴的建国，拉着我到一边说：＂老兄啊，你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孩子都八岁了，再不接受好的教育，将来怎么办？＂

我心里明白他说得对，但是嘴上还是硬：＂农村有什么不好？孩子能吃苦，能干活，将来也是个有用的人。＂

小刘摇摇头：＂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讲的是知识改变命运。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孩子想想。再说，你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也算是对得起这片土地了。＂

他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是啊，我对得起这片土地了，但是我对得起儿子吗？

那天晚上，我和秀莲谈了很久。

＂我一直都知道，你心里惦记着北京。＂她很平静地说，＂我也知道，建国应该有更好的出路。＂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她打断了我，＂我嫁给你的时候就想过这一天。你是城里人，迟早要回去的。＂

＂那你跟我一起走。＂

秀莲沉默了很久，才说：＂我一个农村婆姨，到了北京能干什么？给你们拖后腿？＂

我握住她的手：＂你是我媳妇，建国的娘，去哪里都一样。＂

但是秀莲还是担心。

她担心自己不会说普通话，担心不会用城里的电器，担心邻居们会看不起她。

这种担心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我们错过了八十年代的机会，也错过了九十年代的机会。

期间有过几次可以回城的政策，但是每次秀莲都说：＂你要是想走就走吧，我和孩子留在这儿。＂

我当然不能一个人走。

于是我们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拖下去，直到建国长大成人，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

孩子争气，毕业后分配到太原的一所中学当老师。

再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调到了北京，在一所重点中学教书。

2010年，建国结了婚，媳妇是个北京姑娘，在银行工作。

去年，他们有了孩子，我和秀莲第一次去北京看孙子。

那是秀莲第一次进城，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见这么多高楼大厦。

她像个好奇的孩子，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摸。

在儿子家住了一个月，她慢慢适应了城市生活。

她学会了用电饭煲，学会了坐公交车，学会了在超市买东西。

最让我意外的是，她竟然跟邻居的老太太们聊得很投机。

＂城里人也不见得有三头六臂。＂回到村里后，她这么跟我说，＂人都是一样的，都要吃饭穿衣，都有喜怒哀乐。＂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今年春天。

国家出台了新政策，允许当年的知青带着配偶子女回城安置。

我们村里还有两个老知青，都开始办手续。

一个是老王，山东人，已经回去了。

另一个是老李，上海人，正在准备材料。

我去县里跑了几趟，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齐了。

办事的干部看了我们的情况，说：＂老师傅，您这一待就是四十多年，真不容易啊。＂

是啊，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里，我看着这个小村子从贫穷落后变成现在的模样。

现在村里通了水泥路，装了路灯，每家每户都有了电视机和洗衣机。

有的人家还买了小汽车，日子过得比城里也不差多少。

我也从一个懵懵懂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学会了犁地播种，学会了修理农具，学会了看天气预报判断什么时候该浇地。

春天的时候，我在地里种玉米和小麦。

夏天的时候，我在田间除草施肥。

秋天的时候，我收获满满的粮食。

冬天的时候，我在家里编草帽、修农具，准备来年的农活。

但是我不后悔。

这四十二年里，我有了秀莲，有了建国，还有了去年出生的孙子。

我在这片土地上洒过汗水，也收获过粮食。

我跟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处成了一家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我都参与过。

张二狗家盖房子，我去帮忙垒墙。

李三娃结婚，我去当司仪。

老刘头的媳妇生孩子，我半夜里套着驴车送她去医院。

这些年来，村里几乎所有的红白喜事我都参与过。

在这里，我不再是那个格格不入的知青，而是村里的一分子。

临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送我们。

村长老张已经八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走路也不太稳了。

他握着我的手，眼里含着眼泪：＂小王啊，你这一走，我们村里就少了个主心骨。＂

村里的老少爷们排着队跟我们告别，有的人眼圈都红了。

张二狗说：＂王叔，你到了北京别忘了我们。＂

李三娃说：＂王叔，有空回来看看，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我心里也不好受，眼泪差点掉下来。

秀莲哭得最厉害。

她舍不得这个生她养她的地方，舍不得那些跟她一起长大的姐妹们。

＂我这辈子就在这儿待过，离开了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得下去。＂她红着眼睛说。

＂没事的，＂我安慰她，＂咱们到了北京还可以回来看看。＂

＂我这辈子就认准了你一个人，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她擦着眼泪对我说。

火车进站了。

我看见秀莲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脸上有些紧张，但是更多的是兴奋。

四十二年来，她第一次离开那个小村子，第一次坐这么长途的火车，第一次要来到首都北京。

建国已经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他专门请了假来接我们。

看见儿子，秀莲的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

＂娘，您看，这就是北京。＂建国指着窗外的高楼大厦说。

秀莲睁大了眼睛，嘴里发出轻微的惊叹声：＂咱们村里要是有这么高的房子就好了。＂

坐在出租车里，秀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她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问，但是又有些拘谨，不敢大声说话。

＂这车跑得真快，比咱们村里的拖拉机快多了。＂她小声地说。

＂娘，这叫出租车，北京满街都是。＂建国在前面解释。

＂满街都是？那得多少钱啊？＂秀莲吃惊地问。

我和建国都笑了。

＂没事的，＂我轻声对她说，＂咱们慢慢来，慢慢适应。＂

其实我心里也有些忐忑。

这么多年没在北京生活，城市变化太大了，我也需要重新适应。

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到了建国给我们租的小房子，秀莲这才放松下来。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但是很干净，家具家电都齐全。

她仔细地看着每一样东西，摸摸这儿，碰碰那儿，像个好奇的孩子。

＂这个怎么用？＂她指着微波炉问。

＂这个又是干什么的？＂她又指着洗碗机。

建国一样一样地给她解释，她听得特别认真，还不时地点点头。

晚上，我们坐在小阳台上，看着外面灯火通明的城市。

＂你后悔吗？＂我问秀莲。

她想了想，说：＂不后悔。这么多年了，咱们从农村到城市，从年轻到老，最后还是在一起。这就够了。＂

我点点头。

是啊，这就够了。

四十二年的农村生活，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脚踏实地，什么是知足常乐。

现在回到北京，我也不会好高骛远，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窗外的城市在夜色中闪闪发光，就像四十二年前我心中的梦想一样。

只不过现在，这个梦想里多了秀莲，多了孩子，多了那片让我魂牵梦绕的黄土地。

也许这就是人生吧，兜兜转转，最后发现最珍贵的东西一直都在身边。

我握住秀莲的手，感受着她手心的温暖，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

四十二年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北京。

四十二年后，我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北京。

但是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