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邻居收麦子时撞见她女儿洗澡，十年后她穿着婚纱说：该你负责了

麦田诺言

＂王建国，你给我站住！＂

婚纱裙摆在麦田边飘动，小芳站在我家院中，指着我说：＂该你负责了。＂

我愣在原地，恍如隔世。十年时光啊，竟在这一刻被拉回那个炙热的夏天。

1984年夏天，我十八岁，高中刚毕业。那是个知青陆续返城的年代，农村依然保留着互助收麦的习俗。

我家与李家是从爷爷辈就相邻的老街坊，各家农忙时互相帮衬是常事。我爹常说：＂老李家和咱家，一碗水端平，一个瓤分两半。＂

那年头，虽说改革开放已经几年，但俺们榆树村还是老样子。土路、泥房、打井水、点煤油灯，一到农忙时节，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那叫一个热闹。

李叔是村里的老实人，种地、养猪、打短工，一把老黄牛似的操劳。李婶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就靠李叔一人撑着。他们有个女儿叫李小芳，比我小两岁，在县高中读书，是村里出了名的＂文化人＂。

那日午后，烈日炙烤着大地，连知了都叫得没精打采。我挑着水桶去李家送水，汗水浸透了褪了色的蓝背心，沿着脊背往下淌。

李叔一早就赶牛车去镇上购买农具，只剩李婶在麦田忙活。我走进院子，喊了几声无人应答，就放下水桶准备离开。

就在转身的一刹那，我听见后院传来哗啦啦的水声。想着或许李婶在那洗漱，便走过去告知水已送到。

推开半掩的木门，眼前的景象让我如遭雷击——是小芳在木桶中洗澡。阳光透过窗户的破洞，照在漂浮的肥皂泡上，泛着彩色的光晕。

那一瞬间，我仿佛被钉在原地。她的眼神从惊讶变为惊恐，继而是羞愤，捧起水泼向我的同时大声尖叫：＂滚出去！＂

我慌忙转身，脚下一绊，摔在院中的石阶上。额头磕出血来，却顾不得擦，跌跌撞撞跑出李家院子，一路跑回家，躲进柴房，心跳如擂鼓。

那天晚上，我躺在土炕上，耳边回响着小芳的尖叫声，眼前浮现的是那惊恐与羞愤交织的眼神。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感觉做了天大的错事。

第二天，我刚走出院门，就被母亲叫住：＂建国，你昨天咋去李家了？＂

她声音里带着责备，我低着头，结结巴巴说了实情。

母亲叹了口气：＂完了，村里都传开了，说你是故意的。李叔李婶气坏了，说要找你爹评理呢。＂

那之后，两家关系骤然紧张。李叔见我就冷着脸，李婶上街买菜都绕道走。更难堪的是，乡里开始有了闲言碎语，说我＂狗改不了吃屎＂，故意偷看人家姑娘洗澡。

＂这孩子平时老实巴交的，咋会做这种事？＂村里的老李头对着他的旱烟袋吧嗒两口，摇着头说。

＂哼，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王婶撇着嘴，一副看透世事的表情。

我百口莫辩，只能低头躲避村人的目光，甚至不敢去公社的小卖部买东西，怕遇见熟人。

那个夏天，麦收结束后，小芳就不见踪影了。听说是提前回学校了，我心里明白，她是在躲我。

心里的羞愧和无处安放的青春懵懂，促使我做了个决定——外出务工。当时南方刚兴起＂三来一补＂企业，村里已经有几个年轻人去了深圳，寄回的信里说那里＂遍地是黄金＂。

＂建国，你真要走啊？＂父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眉头紧锁。

＂爹，我想出去闯闯。＂我低着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母亲在一旁抹泪：＂多大点事啊，至于离家出走吗？这不是让村里人更有话说吗？＂

＂娘，不是为那事。＂我撒了谎，＂我想赚钱，给家里盖新房子。＂

临走那天，父亲站在村口，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十元钱，眼睛里有不舍，却只说了句：＂出去长长见识也好，记得常写信。＂

母亲偷偷塞给我一个布包：＂里头是我攒的二十块钱，还有几个煮鸡蛋，路上饿了吃。＂

那是1984年的秋天，我背着一个蓝布包袱，揣着三十块钱，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家乡的眷恋。

深圳是个新奇的世界。高楼、马路、霓虹灯，还有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我先是在一家港资玩具厂当了流水线工人，每天十二小时，工资一百八。

车间里闷热潮湿，塑料和油漆的味道熏得人头晕眼花。我和七个人挤在一间十平米的宿舍里，床是上下铺，连翻身都困难。夜深人静时，总有人在暗自啜泣，想家了。

我不敢想家，一想家就会想起小芳那惊恐的眼神，想起村里人指指点点的目光。我逼自己埋头苦干，很快从流水线工人做到了小组长。

每月发工资时，我都会拿出大部分寄回家。信封里夹着汇款单，还有寥寥数语：＂爹娘，我在深圳很好，工作顺利，不用挂念。钱请收好，添置些家用。＂

父亲回信总是很简短：＂钱收到了，你别太辛苦。家里一切都好，你安心工作。＂字里行间透着老实人的朴实。

转眼五年过去，我已经攒了些钱，在厂里当上了车间主管。1989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家过年。

村口的大槐树依旧，只是我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母亲站在门口，一眼认出了我，喜极而泣：＂建国回来了！建国回来了！＂

父亲听到喊声，从屋里出来，看到我时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笑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回家的路上，村里人纷纷打量着我。五年不见，我黑了，壮了，也有钱了。穿着一件崭新的尼龙夹克，脚上是皮鞋，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这不是建国吗？在外头发财了？＂村里的王婶一脸惊讶。

＂哪有发财，就是攒了点辛苦钱。＂我不好意思地回答。

家里变化不大，只是添了些家电。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一个收音机，还有一台缝纫机，都是我寄钱回来买的。

晚饭时，我故作随意地问：＂李叔一家最近怎么样？＂

母亲瞥了我一眼：＂还那样呗。对了，小芳大学毕业了，在省城当中学老师，挺有出息。＂

我的心猛地一跳，筷子差点掉在地上。

＂听说还相过几次亲，都没成。＂父亲补充道，＂老李头常念叨，说年轻人眼光高，看不上农村的。＂

我低头扒饭，不敢抬头看父母的眼睛，生怕他们看出我的心思。

年三十的晚上，全村人都聚在村委会院子里看春晚。彩色电视是村里去年才添置的，平日里锁在柜子里，只有过年才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坐在人群后面，不时张望，希望能看到李家人的身影。

＂找谁呢？＂父亲悄声问。

＂没，没找谁。＂我慌忙摇头。

＂小芳没回来，她在省城值班呢。＂父亲语气平淡，却让我心跳加速。

他知道，他都知道。

那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了深圳。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换了好几份工作，从玩具厂到电子厂，又到了一家家具厂当销售。生活渐渐好起来，有了自己的单间宿舍，还买了一台二手摩托车。

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家，带着越来越多的礼物和钱。父母渐渐老了，头发花白，腰也弯了。我提出让他们搬到城里和我一起住，被父亲一口回绝：＂我们在农村呆惯了，去城里不自在。＂

关于小芳的消息，我都是从父母口中得知的。她在省城安了家，有了自己的房子，工作也稳定。每逢过年过节，她都会回村看望父母，只是总是错开我回家的日子。

2004年春，村里换届选举，父亲病了，我请假回乡。

那是个寒冷的三月，榆树村的田野上刚刚露出一点嫩绿。村委会前的槐树依然，只是树干粗了许多，布满了岁月的皱纹。

投票那天，全村人都来了。老支书退休了，新一届村干部要从几个候选人中选出。我陪着父亲来到村委会，帮他填选票。

正在填选票时，不经意抬头，看见了她——李小芳，穿着朴素的深蓝色毛衣，发髻挽起，眉目如初，却多了几分成熟的气韵。她在帮几个老人填选票，神情专注而温柔。

目光相触的那刻，时光仿佛倒流，回到了那个炙热的夏日。她先是一愣，随后微微点头，算是打招呼。

我的心砰砰直跳，慌忙低下头，装作认真填票的样子。等再抬头时，她已经走到另一边去了。

＂爹，我...我出去透透气。＂我对父亲说。

走出村委会，冷风吹在脸上，带来一丝清醒。二十年了，我竟然还是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晚上，父亲吃过药，靠在炕上休息。母亲去邻居家串门了，屋里只剩我们父子二人。

＂建国啊，＂父亲忽然开口，＂你这辈子打算就这么过下去？＂

＂什么意思，爹？＂我装傻。

＂别跟我装糊涂。＂父亲咳嗽两声，＂你今年都三十八了，还没个家。＂

我沉默不语。

＂小芳啊，这些年拒了不少门亲事，李婶愁白了头发。＂父亲意有所指。

＂为啥？她条件那么好，肯定有人排队。＂我故作轻松地说。

＂谁知道呢，听说她在等一个人。＂父亲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老李头走之前，还念叨着你小时候多懂事，说要不是那档子事，你俩没准...＂

＂爹！＂我打断他，＂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是啊，二十年了。＂父亲叹了口气，＂我和你娘也不年轻了，就盼着能看你成家。＂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窗外，月光洒在村口的槐树上，影子斑驳。二十年前的一幕幕如电影般在脑海中回放：木桶中的小芳，她惊恐的眼神，村里人的议论纷纷，我仓皇南下的背影...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去李家看看。这些年，我给家里寄钱盖新房，却从未踏入过李家的门槛。

李家的老宅早已翻新，砖瓦房取代了过去的土坯房，院子也比从前宽敞了许多。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抬手敲门。

开门的是李婶，见到我先是一愣，随后笑了：＂是建国啊，快进来。＂

李婶的态度令我惊讶。二十年了，她居然没有半点芥蒂。

＂李婶，我...我来看看您。＂我局促地说。

＂知道你回来了，昨天就听村里人说了。＂李婶引我进屋，＂小芳啊，你看谁来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小芳从里屋出来，看到我，脸上没有多少惊讶，好像早就料到我会来似的。

＂王建国。＂她叫我的全名，声音平静中带着一丝颤抖。

＂小芳。＂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李婶看看我们，识趣地说：＂我去菜园子摘点菜，你们聊。＂

屋里一下子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八仙桌上的茶具上，泛着柔和的光。

＂坐吧。＂小芳示意我坐下，她给我倒了杯茶，＂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

＂挺好的，在深圳定居了，有份稳定工作。＂我盯着茶杯，不敢抬头。

＂听说你在家具厂做销售经理，不错啊。＂她的语气很自然，好像我们只是许久未见的普通朋友。

＂你呢？听说在省城当老师，很有出息。＂

＂嗯，教语文，也没什么特别的。＂她轻轻摇头，＂就是平凡的日子。＂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话题安全而疏远：工作、生活、天气、家乡的变化。谁也没有提及那个夏天的意外，那个改变了我们轨迹的瞬间。

＂你爹...他老人家走得安详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小芳的眼圈瞬间红了：＂挺安详的。三年前的冬天，睡着了，就没醒过来。＂

＂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回来看看他老人家的。＂我心里充满愧疚。

＂没事，他生前常提起你，说你是个有良心的孩子，每年都给你爹娘寄钱。＂小芳擦了擦眼角，＂他没有怪你，我也没有。＂

我猛地抬头，对上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责备，没有怨恨，只有深沉的平静和一丝我读不懂的情感。

＂当年的事，是个误会。＂她忽然开口，直奔主题，＂我一直知道。＂

我怔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爹临终前，说你是个实诚人，希望我寻个这样的人托付终身。＂她的声音轻如蚊蚋，却字字清晰地落入我耳中。

＂小芳，我...＂我哽咽了，二十年的心结在这一刻被轻轻解开。

我们坐在那里，静静地喝茶，看阳光在八仙桌上移动。二十年的光阴，在这一刻变得不再漫长。

第三天，我在祖屋整理旧物，准备下午返回深圳。父亲的病好多了，母亲也放心不少。刚收拾完行李，门外响起脚步声。

一抬头，小芳站在院中，身着一袭简朴的白裙，在春风中轻轻摆动，像极了麦田里摇曳的麦浪。

但让我惊讶的是，那不是普通的白裙子。那是一件婚纱，简单素净，却掩不住她的美丽。

＂王建国，你给我站住！＂她看我愣住的表情，故意板起脸来，＂该你负责了。＂

阳光透过院中老槐树的枝叶，斑驳地洒在她脸上。我忽然明白，二十年的逃避，换来的是另一种亏欠。

＂对不起，我让你等了这么久。＂我走上前，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有些粗糙，不像城里女子那样细腻。那是常年批改作业留下的痕迹，是生活给予的印记。

＂二十年了，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她的声音带着轻微的颤抖，＂每年春节回家，都听村里人说你又寄钱回来了，又给父母买了什么东西。我站在自家院子里，看着你家的方向，想着你是不是也回来了。＂

我的眼眶湿润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我一直记得那个夏天，你慌乱逃开的背影？告诉你我爹临终前还念叨着你是个好后生？＂她笑了，眼中含泪，＂我怕吓着你，你这个胆小鬼。＂

我们相视而笑，笑中带泪。二十年的时光，在这一刻变得如此短暂。

＂我妈知道我今天穿婚纱来找你，差点没把我锁在家里。＂小芳调皮地说，＂她说我疯了，哪有女孩子主动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好奇地问。

＂因为我知道，如果再等下去，你这个胆小鬼可能再过二十年也不会开口。＂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胸口。

在那个曾经充满羞愧的院子里，我们终于握住了彼此的手，像握住了一个迟来的、却恰到好处的麦田诺言。

秋天，我们在村里举行了婚礼。不是在酒店，不是在宾馆，就在村口那片麦田旁。

金黄的麦浪见证着我们的誓言。小芳穿着那件简朴的婚纱，我穿着平生第一次穿的西装，有些不自在。

全村人都来了，包括那些曾经议论我们的长舌妇。母亲和李婶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说这是老天注定的缘分。

婚后，我们没有回深圳，也没有去省城。我用这些年攒下的钱，在县城开了家家具店，小芳则在县高中教书。

每到农忙时节，我们都会回村帮父母收麦子。站在金黄的麦田里，看着小芳挽起的袖子和额头的汗珠，我常常想起那个夏天的意外，和那之后二十年的光阴。

如今，我们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了，每天放学回来都会缠着小芳讲故事。有一天，他好奇地问：＂妈妈，你和爸爸是怎么认识的？＂

小芳看了我一眼，神秘地笑了：＂这要从一个麦收的夏天说起...＂

年复一年，季节更替，麦田依旧。曾经的误会成了我们爱情的起点，那个迟来的婚纱，见证了我们共同守护的麦田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