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志义：张瑞图书法中的“奇崛”美学探究

就张瑞图而言，位列“晚明四家”或“晚明五家”之一，由此可见张氏在书史中地位之尊隆。毋庸讳言，张瑞图存在“人书背离”的情况，常为人所诟病，远不比同时期的老乡黄道周，壮烈殉国，浩气长存。在张瑞图身上，有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对张瑞图依附阉党的痛恨，为人所不齿，甚至将其列入“污点书家”；另一方面，民间传说张瑞图是水星下凡，收藏其作品可以避火，说明对他仍存一定的好感。这种恶感和好感的并存，说明了评价张瑞图书法的复杂性。为了更清晰、独到地探究张瑞图书法的价值，可以从“奇崛”美学的角度来分析。

张瑞图 行书送使楚藩四条屏 现藏福建博物院

一、张瑞图“奇崛”书风出现的原因

以现在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张瑞图书风乃是晚明典范。事实上，这种陈述已然是一种结论，而在当时，是存在选择性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书法史中有一席之地。综合来看，张瑞图这一路奇崛书风的出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时代环境的变化。晚明社会大势巨变，使得文人在内在精神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突破传统藩篱，与此同时，明中期以来所推崇的“中和之美”发展成为一种标准化甚至模式化的方式，强调共性而缺少个性，其风格必然也是“温柔敦厚”的，两者必然出现矛盾。最终结果是，对于书法创作的判断不以形式的标准为尺度，而是注重情感表现和个性张扬。

二是社会思潮的变化。自宋代开始，佛学一度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成为思考人生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遭遇挫折时，慰藉心灵。晚明党争政治的黑暗与混乱使禅悦之风盛行，也是当时从王阳明“心学”到李贽“童心说”的来源之一。阳明心学及至“童心说”的兴起，引领了生活方式和审美理念产生巨变，艺术趣味上喜好“异调同声”，在学术上甚至提倡“慕奇好异、厌常喜新”，产生“异端”思想，离经叛道，追求奇崛成为一种潮流。在此潮流下，张瑞图也深受影响，参禅礼佛，成为平衡内心的有效方式之一。张瑞图有一枚内容为“书画禅”的印章，改斋号为“白毫菴”，都是最直接的例证，而“果亭”之号，更是寄寓了张瑞图寄修佛果之意。张瑞图融入禅意和禅境的书法创作，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与禅相关的内容，多次抄写《心经》，最突出的是楷书作品，做到了以禅取境；二是身体力行地实施修炼，尤其是晚年结交、拜会诸多佛门中人，深入禅境，超然通脱，书风由凌厉转为温润，褪去锋芒，转向率意，回归平淡。

张瑞图 行草书轴 现藏福建博物院

三是人生起落的变化。张瑞图人生的跌宕起伏与书风奇崛相对应。对比董其昌的书风来看，一生都是相近的基调，早中晚不同时期虽有一些微调，基本上都比较平和，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所以说，董书平和，自有平和的道理。张瑞图书风激越，与人生的剧烈起伏存在一定的关联。张氏从一介平民子弟进入庙堂之上，而后身居高位，直至被贬回乡，声名狼藉，专意书法，极度压抑的心情通过书法表现出来，必然是倔强而猛烈的。

针对张瑞图书法的分析，始终离不开针对时代环境因素和个人际遇因素的分析，张瑞图从人生的巅峰到落魄，最终借助书法来追求艺术生命的永恒灿烂。张氏书法之所以震撼人心，在于他的书法当中存在很多对立性甚至对抗性因素，并且发挥到极致，比如他以纯粹的方折来经营行草书，以尖锐取代中和，呈现出独创性。在了解张瑞图奇崛书风形成的原因之后，必须要了解一点，为什么要将张瑞图的书法以个案形式上升到“奇崛美学”的高度呢？张瑞图书法中的外露、劲直、跳宕、方锐，以及顿挫分明，浓墨重笔，已然是一种个性乃是艺术性的体现，成为一种路数和标杆。要知道，书法作品最终呈现的是书家的精神世界，张瑞图的书法，不论是何种书体——尤其是行草书，呈现出情态滟潋的抒情之美，其作品所展现出的艺术境界，超乎言筌的美感，独在一个“奇”字。张瑞图的创造性在于增加笔画的弧度与组合，有意制造繁复，且多用内擫法，有古质奇崛之感，收笔时拉长笔画，以及增加了摆动幅度，具有某种飘逸甚至剧烈的动态感。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下来看，都属于“原创”，具有示范的价值和意义。

张瑞图 草书五律轴 现藏晋江市博物馆

二、张瑞图书法中“奇崛美学”要素分析

提出张瑞图书法的“奇崛”美学，表明所代表的已不是单个人的书法风格，而是一种类型。对于“奇崛”美学的解读，首先要理解书法中的“正”与“奇”。简而言之，从法度上来说，出入规矩为正，能自驰骋为奇。也就是说，“正”是从法度上是有章可寻的，“奇”则是不守故常。从风格上来说，雅润端直为正，出人意料则为奇。从形式上来说，循体成势为正，穿凿取新为奇。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评价，张瑞图书法都是出“奇”制胜。书法的“正”与“奇”是对立存在的，却又是统一的，“奇”源于“正”，奇正相生。如果只有单纯的“奇”，那便不是“奇”，而是“怪”。“奇”和“怪”经常并用，其实存在细微差异，“奇”的格调明显高于“怪”。“怪”通常是一种小趣，“奇”则是脱俗的格调。如果要追根溯源，“奇”和“正”的对比可谓由来已久，在金文中，《毛公鼎》为正，《散氏盘》为奇，再者还有，小篆为正，诏版为奇，汉隶为正，汉简为奇。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集于一身的，则是唐代颜真卿。颜鲁公是书法史中唯一的、绝对的“书人合一”典范，他的书法，不仅见证了盛唐气象，也诠释了个人人格的完美高尚。颜真卿书法以宽博、沉雄、阔大为主要特征，但是，他的《裴将军帖》却一反常态，天马行空，展现了奇异之美，同时也见证了“奇正相生”的道理，后世受到《裴将军帖》启发而自出新意的有很多人，元代杨维桢、清代郑板桥乃是最典型的，但他们更多的是“怪”，而不是“奇”，郑氏尤其格调更俗。张瑞图书法所展现出来的是“奇”，而不是“怪”，因为他的书法有正当的来源和出处，同时符合奇正相生的规律，而不是单纯的求怪，为怪而怪。

张瑞图书法中的“奇崛”美学要素，值得一探究竟。

一是对于时风的反叛。任何书家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必然面对一定的潮流，差异在于，有的人选择顺流，有的人则选择逆流。不管“顺”还是“逆”，都是对时风的一种态度，一种把握的方法。中国书法所蕴藏的哲学规律表明，物极必反。当明代中期讲究中和雅正的书风，不断走向精致化，变成标准化甚至套路化的“台阁体”时，就意味着走向桎梏，与书法本身的规律背道而驰，同时与书家主体注重个性发挥的宗旨也是相悖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注重“野怪之美”，讲究抒发性灵的书风必然出现。难能可贵的是，张瑞图“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所处的时代，有若干“志同道合”朋辈，共同营造出晚明书风的大势，对于像张瑞图这样的大家来说，身处在一定的潮流之中，也可以不断地创造和引领新的潮流。

张瑞图 行草书轴 现藏福建博物院

二是对自我现实处境的逃离。在晚明个性强烈的书家中，最让人感慨的是这四五人成了判若云泥的“两大阵营”：黄道周和倪元璐杀身成仁，傅山遁世成了“朱衣道人”，而王铎成了“贰臣”，张瑞图依附阉党，而他们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有的还非常亲密，由此不仅会感慨世事难料，人性复杂和现实处境的波诡云谲，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万丈深渊。对张瑞图来说，他的书风之所以激越、亢奋、夸张、奇崛，一方面是性格、志趣使然，另一方面是现实环境逼出来的。当现实环境极度压抑而又无法改变时，内心却极度渴望改变，势必造成心灵上的扭曲和紧绷，借助书法来实现某种解脱、解压，风格必然是奇崛的，而不可能是平和的。

以上两点，分别是张瑞图书法“奇崛美学”要素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张瑞图这样的大家来说，最终都会在技法上呈现出来的。如此而言，才能说具备了真实的“奇崛美学”要素。

张瑞图 行草书李梦阳许君话游感旧四首之二扇面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三是技法中的对抗性。可以用“离经叛道、新理异态”八个字来概括，关键字眼可浓缩为四字。“经”，此处可以理解为取法经典，即张瑞图书风的取法来源，从部分代表作来观摩，主要取法钟繇、颜真卿和苏轼等。对于这一点，可谓是仁智各见，正如清梁巘认为：“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1]。“道”，可以理解为一个时代恒定的审美标准。如前所述，对张瑞图而言，就是对时代书风的反叛，其中的关键因素有三个层面：其一，对于书风潮流大势变化的充分了解和把握；其二，任何求变都是建立在个人才情和胆色的基础之上；其三，对于时代潮流把握的同时，要有对时弊加以矫正的决心，这才是得以成功“叛道”的前提。对于张瑞图这样的书家来说，初始以反叛者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最终又成为新的传统，也就是说，张瑞图的书风尽管个性强烈，仍然是符合书法史恒定的审美法则，他的反叛只是对于某一时期的挑战，而不是对于整个书法审美的背离，这才是最关键的。“理”，可以理解为个人审美法则的建立，不破不立，有破有立，才是真正的高手。张瑞图书法做到奇正相生，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古质和狂狷兼备。古质主要是从隶书中获得。张瑞图书法，除了直接取法上述钟、颜、苏诸家之外，更主要是从隶书中来，取法钟繇本身也是间接得力于这一点。这和黄道周书法同理，主要取横势，即使字形的连带很多，也有意为之。“狂狷”表明张瑞图书法不同流俗，也不甘流俗，具体来说，一是气，豪迈之气，二是势，倔强之势。毫无疑问，“气势”二字乃是领略张瑞图书风的关键点。点画相连只是外在的“形”，对于张瑞图来说，书法创作重内在精神而忽略对于形式的过度经营，言下之意，就是不遵循一贯的“法度”，追求个性，抛弃现成的范式或规范，笔墨跟着自己的情感游走，追求一种“不和谐”的气势之美。张瑞图的行草书，纵横转折，极少使用圆转，运笔极快，气势豪迈，笔画使转随心所欲，露锋起笔，折而直下，不作过多修饰顿挫，率直而劲挺，无所顾忌，转折处常常突然变向，翻腾不羁，留下满是尖角的痕迹，加上极其跳宕的笔画，如暴雨倾泻，亦如万马奔腾。尽管张瑞图作品形制相对单一，大多为横幅长卷和竖式巨幅两种，特别是像横幅，需要不断调整行气，依然可以极力展现凌厉的气势，由此可见张瑞图的过人之处，呈现出多元风格，有一定的跨度，而能不拘常态，这也是一种“奇”。

张瑞图 行书短语一则轴 现藏晋江市博物馆

第四个“态”字，需要单独重点探讨，指的是具体变化，是可以从张瑞图作品直接观察和领略到的。

综观张瑞图个人书风，从书体来看，无外乎有四种类型：一是楷书，分别有大字和小字，二是行书，三是草书，四是三种书体的混用，近“破体”而非“破体”。从楷书和行书可以看出张瑞图的取法来源，从行书和草书可以看出张瑞图书法的个性，从三种书体的混用可以看出张瑞图融会贯通手法的高妙。张瑞图的楷书成熟较早，与他参加科举有很大关系。行楷书从颜苏米黄等杂出，根基在唐宋，全以气势胜，草书最富奇崛之势，笔画飞动劲健，酣畅淋漓，左右横撑，上下盘旋，映带连接，既连贯又跌宕。晚年在多体间融会贯通，错杂顾盼，气势不减，已经到了随意挥洒，天真烂漫的境界。张瑞图传世作品中，行草书所占比重最大，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变化，或行中夹草，或草中夹行，甚至还有楷书置入其中，既见证其探索的艰辛，又说明其涉猎广博，终能融会贯通。

技法主要侧重笔法，当然，字法和章法也不可或缺，猛烈的笔画，倔强的字形，跌宕的章法，外加上狂放的气势，共同构成了张瑞图书法奇崛的面貌。为什么说技法中最突出的是笔法之变呢？因为字形和章法，包括其中的连带，皆从笔法之变应运而生。这是关注张瑞图书法的重点，也是取法张瑞图书法的难点。

张瑞图的笔法可从三对范畴来观察：一是粗笔和细笔，二是连笔和断笔，三是虚笔和实笔。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分析笔法时做如此划分，但创作时的情况往往是综合运用，十分复杂。比如说粗笔和细笔的处理，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关键是张瑞图的处理技巧非常巧妙，有的字形纯用粗笔，密不透风，有力压泰山之势，有的全为细笔，轻巧灵秀，有的在字形中大多为粗笔中偶见一细笔，极其跳跃，故而总体上来看，千变万化，将笔法中各种“对立性”矛盾发挥到极致，形成一种“对抗性”，这也是张瑞图书风区别于董其昌的中和雅正而呈现叛逆不羁特点的由来。再来看连断之变，张瑞图有的作品中连笔是通篇存在的，自第一字始而至最后一字终，一气呵成，除了功力精深之外，更主要是为了增加“密度”，形成强烈的气势和气场。张瑞图的行草书是最见性情和气质的书体，这是外在的“形”，从内里本质来说，晚明高堂大轴基本上是竖幅，自然就形成了一组对立矛盾，无疑加剧了张瑞图书法表现的强度。基于此，张瑞图多用方折，辅之以“翻笔”，且用到极限。张瑞图书法在调锋过程中形成虚实之变，牵丝映带的连断之变进一步强化了虚实对比，使得作品在气势、技法之外，形成独特的意境变化。这种创造是前无古人的，若要全面理解，必须上升到美学的高度。

张瑞图 草书轴 现藏福州市博物馆

如前所述，张瑞图的字势说到根本，主要从隶书出，多取横势，急牵怒裹，形成纵横捭阖，铺排错杂的格局，字与字之间的紧密相依和行距的疏朗有致形成强烈反差。不唯形式经营而别有一种独特的形式美。磅礴的气势和从容的精神相协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过人的把控能力，是无法完成这种风格创作的。针对张瑞图的书法，不能只看到外在的激越奇崛，而要理解内心的镇定从容，才能有大将风度，否则就是慌乱而不成形。如果审视张瑞图晚岁之作，便一目了然，晚年的回归，更主要是心灵上的回归，点画不计工拙，体势不求欹正，褪尽气势，呈现萧散淡泊的意境。

张瑞图 草书真率铭轴 现藏厦门市博物馆

结语

评价张瑞图的书法，自然不可忽视他身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际遇，毫无疑问的是，仅仅一个“怪”字，往往会忽视其内蕴要素特质的发掘。回顾张瑞图的一生，从庙堂跌落江湖，最终回归书法，找到精神释放的空间，力辟新天，开一代新风，贵在一个“新”字。概而言之，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原创性，恰如其分地写出了针对晚明时代沉闷压抑的特点，生拙、猛烈、率意，使个人精神得到释放。但不能不说，张瑞图的起收全为尖利之笔，多为方折而绝少圆转，缺少含蓄圆融之意，无疑是风格与习气并存，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梁巘《评书帖》指出：“张瑞图书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 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张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2]，应该说，评价是比较客观的。难能可贵的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和王铎等，做到了“和而不同”，在大的潮流下，每个人有不同选择。张瑞图书风奇崛，乃是时代环境、人生历程和个人才情共同作用的结果，写出了时代个性，也充分彰显了个人才情。

注释：

[1][2]《历代书法论文选》，2012年8月第一版，上海书画出版社，第576页。

本文刊发于《中国书法》杂志 2022年第7期，图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