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女保姆哭诉：每月工资8000，我却连夜逃了出来

那年我57岁，从乡下进城，托老乡介绍，在省城一栋顶漂亮的别墅里当了保姆。东家姓陈，是个文化人，说话细声细语。她开出的工钱，让我在城里见过世面的老乡都倒吸一口凉气八千块一个月。

九十年代末，八千块是啥概念？我们村里，万元户的牌匾还金灿灿地挂在村口，一个壮劳力在工地上拼死拼活，一个月也才几百块。我攥着老乡的手，哆哆嗦嗦地问：“妹子，这……这不是骗子吧？”

老乡拍着胸脯说：“秀英姐，你放心！陈姐那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她就一个要求，照顾好她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照顾老人，我拿手。在村里，谁家老人有个头疼脑热，不都爱找我唠唠嗑，捶捶背。

可我没想到，这份天价的工作，差点要了我的命。

上班第一天，东家陈姐，陈若云，领着我把整个别墅都转了一遍。房子真大啊，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我穿着自己做的布鞋，踩在上面都觉得心虚。

陈姐交代得很仔细，哪间房可以进，哪个抽屉不能碰，说得清清楚楚。最后，她带我见了她的母亲，刘老太。

老太太很清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干净的绸布褂子，见我来了，还冲我笑了笑，眼神清亮，一点也不像个糊涂人。

我的工作很简单，白天陪着老太太，给她做点清淡的饭菜，晚上就睡在她隔壁的小房间，方便照应。

起初几天，日子过得像做梦一样。老太太人很和气，我给她做的糊塌子，她能吃两大块。吃完饭，我扶着她在院子里散步，她还给我讲她年轻时候的故事。我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这八千块钱，挣得踏实。

可没过一个星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那天中午，我把饭菜端上桌，老太太却突然沉下脸，指着我说：“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里？”

我当时就愣了，赔着笑说：“大娘，我是秀英啊，照顾您的。”

她眼睛瞪得圆圆的，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恐惧，抓起桌上的筷子就朝我扔过来：“你走！你这个坏女人！快从我家出去！”

我吓得赶紧往后退。这时候陈姐正好下班回来，她一进门，看到这场景，脸色一白，赶紧过来抱住她妈，嘴里哄着：“妈，妈，您看清楚，这是王阿姨，是来照顾您的呀。”

老太太在陈姐怀里挣扎着，嘴里不停地喊着一个我听不懂的名字，像是在骂人。

那天晚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陈姐特意来我房间，给我道歉，说她妈年纪大了，有时候脑子会犯糊涂，让我别往心里去。我嘴上说着“没事没事”，心里却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从那以后，老太太就像变了个人。她时而清醒，拉着我的手说些体己话；时而糊涂，用最难听的话骂我，说我偷了她的金镯子，说我是来抢她房子的。

那金镯子，陈姐后来悄悄告诉我，十几年前就丢了。

最让我害怕的，是老太太的眼神。有时候夜里我起来上厕所，路过她房间，会发现门缝里透出光。我凑过去一看，老太太就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地盯着门口，眼神直勾勾的，在黑暗里像两盏绿色的灯。我吓得魂儿都飞了，连滚带爬地跑回自己屋，用被子蒙住头，一夜不敢合眼。

我开始觉得，这栋大房子里有鬼。

陈姐和她丈夫的对话，也让我心惊胆战。有一次我端水果过去，听见她丈夫在书房里压低声音说：“若云，要不还是送去专门的机构吧？你看看王阿姨，来了一个月，人都瘦了一圈。”

陈姐的声音带着哭腔：“不行！我不能把我妈送到那种地方去！再找找，肯定有办法的。”

我当时脚都软了，什么叫“那种地方”？他们到底在瞒着我什么？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蒙住眼睛的驴，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个晚上。陈姐把厚厚一沓钱塞给我，八千块，一张都不少。可我拿着那钱，手心全是冷汗，觉得那不是钱，是催命符。

深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老太太房里又传来了动静，不是骂人，是一种压抑的、像小兽一样的呜咽声。我壮着胆子，悄悄走到门边，从门缝里往里看。

这一看，我差点尖叫出声。

老太太正跪在地上，用头一下一下地撞着床脚，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所有的恐惧都在这一瞬间爆发了。这家人不正常！这个老太太肯定有什么可怕的秘密！他们花这么多钱请我，就是为了让我当替死鬼！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连夜逃了出来。行李、换洗的衣服，什么都没拿，就揣着那八千块钱，像是后面有狼在追，一口气跑到了老乡家。

老乡被我吓坏了，问我到底怎么了。我语无伦次，把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一说，越说越怕，最后抱着她嚎啕大哭。

哭完了，我准备第二天就买票回老家。就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慌乱中，把陈姐放在客厅茶几上的一个牛皮纸袋给错拿了回来，我自己的布袋子还落在她家。

鬼使神差地，我打开了那个纸袋。

里面没有房产证，也没有金条，只有一沓厚厚的病历。第一页上，几个黑色的大字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阿尔茨海默病诊断证明”。

下面是一行小字：患者，刘玉兰，女，72岁。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病历后面，夹着一个笔记本，是陈姐的日记。

“三月五日，晴。妈妈今天又不认识我了，她叫我‘小偷’，不让我进家门。我只好等爸回来才进了屋。爸说，送她走吧。我怎么舍得。”

“四月十二日，雨。张阿姨走了，这是第三个保姆了。她说，再多钱也不干了，太吓人了。我理解她，可我真的撑不住了。”

“五月十日，晴。今天妈妈很难得地清醒了一阵，她拉着我的手，说，‘云，妈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我笑着说没有，眼泪却掉进了碗里。”

“六月一日，晴。新的王阿姨来了，看起来很本分，希望能留得久一点。我开了很高的工资，不是想买断她的时间，是想买一份耐心和理解。妈，您再等等，我一定能找到办法。”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了日记本上，把陈姐清秀的字迹都晕开了。

我这个活了五十七年的糊涂蛋！我把一个女儿最沉重的爱和最无助的挣扎，当成了害人的阴谋。我把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病，当成了装神弄鬼。

我错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拿着那个牛皮纸袋，重新敲响了那栋别墅的门。

开门的是陈姐，她眼睛又红又肿，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即眼泪就涌了出来：“王阿姨，你……你回来了？”

我把纸袋递过去，羞愧得抬不起头：“陈姐，对不起，我……我昨晚……”

陈姐接过纸袋，看到里面的东西，什么都明白了。她没有怪我，只是疲惫地笑了笑，说：“没事，王阿姨，不怪你，是我没跟你说清楚。”

那天，我没有走。我留了下来。

我不再害怕夜里老太太的哭声，我会走进去，学着陈姐的样子，轻轻拍着她的背。我不再害怕她指着我骂，我知道，骂我的不是她，是那个叫“阿尔茨海默”的病魔。

那八千块钱，我每个月都拿着，但再也不觉得烫手了。我终于明白，这钱里，不止有我的汗水，还有一个女儿对母亲沉甸甸的孝心，和一个家庭在风雨里最后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