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为证明没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如何组团给松井石根洗白？

东京审判关于南京大屠杀专案，当时有如下“证人”替松井石根辩护，他们是：中山宁人、日高信六郎、塚本浩次、胁坂次郎、中泽三夫、饭沼守、神原主计、大杉浩、下中弥三郎、中谷武世、冈田尚、石射猪太郎、青木武、单下训司、三并贞三、小畑年和大内义秀、胁坂次郎、西岛刚、小川关次郎、国分信八郎，等等。

其中，胁坂次郎等未经质证。

大量资料可以证明，日军第十六师团是实施南京大屠杀的主力之一，但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战后不久神秘死亡，中泽三夫是攻占南京时的该师团参谋长，他的宣誓证词针对起诉方证据，很有技巧地穿插部分似是而非的“事实”，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

他说，1937年12月8日，就在他们兵临城下时，上级命令他们停止进一步行动。上级提出：南京是中国首都，胜利入城后，也不能破坏，“而应该特派一支经过挑选的部队去安抚、善待南京居民和维护安定”；中山陵和明孝陵地区的战斗中，日军故意避免使用重武器，从而保全了古迹；难民区归属十六师团警备，受到严格保护，“除非有特殊的通行证，否则连军官都不得进出”；在南京，通过日中联合委员会“逐个审问和检查中国人”，这样查出来的士兵没有被屠杀，而是被送到日军总部。

南京城外的房屋都被实行焦土政策的中国军队烧毁了，城内也“据说”是中国军队干的，日军十分小心火灾，他们经常抓到持良民证的中国小女孩纵火；从日军宪兵那儿听到一些报告，但抢劫主要是中国兵和想挤进难民区的人干的；松井命令要保护好外国利益和文化机构，但在日军突袭他们认为危险的地方时，“经常演变为错综复杂的情况”；绝对没有发生有组织强奸，只有“零星的违纪案例”；中方发现的中山门、马群带的丛葬地是战斗中双方死伤惨重的地方。

如果说中泽三夫的证词多少保留了南京大屠杀的痕迹，炮兵少尉大杉浩的证词则以彻头彻尾的谎言构建了另一种闻所未闻的景象。

他说：1937年12月13日傍晚，他从南门进入南京城，看见日本兵的尸体被绑在树上，身上有很多枪眼，“一看就知道他是被中国士兵俘虏并被杀害”，至于南京城，“就整体而言，这座城市被原封不动地保护下来。我没有看到有火烧的痕迹。”

大杉还说，一次，某中队的一个士兵被宪兵逮捕，他陪中队长去要人，但宪兵根据松井的命令，拒绝交还这名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大杉这一漏洞百出的证词虽以保护松井为目的，但松井本人在1937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已经躲躲闪闪地写明：“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

饭沼守曾是上海派遣军参谋长，他知道南京发生了什么，但他的证词简直是一篇关于日军秋毫无犯和松井慈悲为怀的论文。

他说，进城时，他遵照松井命令，下令除十六师团外，其他部队撤退到城东地区，并严申军纪；12月16日、20日和31日，他视察南京，除下关地区有几十具士兵尸体，“所谓的成千上万的被屠杀的尸体，我即使做梦也未曾见过”，确实有几处火情，但未见一例故意纵火；有人向松井报告了“抢劫和暴行的案例”，但松井在抱歉的同时，命令军官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违法者都受到了惩罚”，以至于十六师团对法务部门的程序提出了抗议；至于难民营，饭沼守命令十六师团守卫，“只有持通行证的人和守卫该地的宪兵才可以进出此地”；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抗议，他“一无所知”，也未向松井汇报过。

而饭沼守自己的日记则说明了他证词的谎言性质。

因为篇幅关系，这里只能略举数例，饭沼守1937年12月21日日记说：

“当荻洲部队的山田支队用刺刀分批处置一万数千名俘虏时，因为是在几日内将相当多的人押送到同一地点，因此俘虏发生了骚乱，最后我军用机关枪扫射，致使我军若干官兵也一同被打死。”

同年12月30日日记说：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召集驻南京及附近宿营部队的副官等人，要求进一步严整军纪风纪，特别是对外国公馆的违法行为，佐佐木少将（警备司令官）还提出注意事项和要求。方面军中山参谋来此，仅向参谋长一个人传达了此次发生发生在外国公馆的违法及其他违反军纪的行为的遗憾之意。真是愧疚难当”。

这个愧疚难当的饭沼守曾断言苏联大使馆的事与日军无关，但随后的日记记述道：“（特务部冈）中佐说，他去苏联大使馆时，笹泽部队的伍长等三人正在里面的大使私宅征缴粮食。”

饭沼守说他不知道南京的外国人抗议之事，但他1938年1月21日的日记说，日军参谋次长发来电报，通报了日军从美国辖区拖走妇女、在金陵大学抢走钢琴等事，日本外交官无力制止，占领军又未能管制，甚至，与美国使馆秘书同行的日军宪兵还逮捕了进行抢劫的日军士兵。

同月26日的日记更是惊人：

“今晚，本乡少佐报告。24日夜11时左右，日本兵去美国人经营的农具商店，用刺刀威胁看店人，带走两个女人强奸后，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才走。根据受害者的陈述，去据称是实施强奸的房子确认时，由于是天野中队长及十几名士兵住宿的地方，在要进屋调查时，两个美国人也想进去。天野让士兵们集合，反过来殴打并赶走了美国人。接到通知，本乡参谋随即去了现场，想进中队长房间却很难。隔壁房间有三四个中国女人，当强行进入田野房间时，他像和女人睡觉的样子，有个女人从床上下来。”

饭沼守等人坚持从日军军纪严明、松井石根驭下严格的角度来为松井辩护，考诸其他资料、特别是日方官兵资料和第三方资料，是不堪一击的。

上海派遣军负责后勤的参谋神原主计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他作证说，日军从上海到南京确实进行了就地征发，因为当时日军没有可与之谈判的居民和行政当局，“我们不可避免地不经所有者的同意而处置该物品”，但他们会留下清单，描述征用物品的种类和数量，以便主人索赔；到了南京，“根据上述简便方法来解决对粮食的征用”，但未听说从难民区征用粮食的；纵火发生了，这是因为“日中两军都把纵火作为前线战术的一种方法”，而且，“在南京陷落后，就没有火灾了”；日军向外交部等处的中国伤病员提供了大米和药品，但他们的大多数因为病情严重死去了。

神原主计的论述思路虽然“新颖”，但仍然难以摆脱事实的简单否决，以言就地征发，十六师团后勤参谋木佐木久少佐1937年12月1日日记中在常州奔牛镇的征发情形是这样的：

“为征缴物资在村里四处搜寻，征缴到800袋大米、1000袋小麦、100袋砂糖和2艘汽船，非常开心。”并没有提到留下什么清单，也没有提到何时赔偿。而1938年1月22日国际安全区秘书史迈士在致美国大使馆的函件中提出，他们原本准备用于救济难民的1.5万袋大米和1.9万袋面粉被日本人没收了。至于火情，相关资料太多，仅举一例，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1938年1月17日的日记写道：“先前我写过这座城市被日本人纵火烧毁了三分之一，如今我担心自己的估计大错特错了。”

神原随便提及的伤病员问题，拉贝同样有记载，这些医院本来由外国人照看，但“城市被攻陷后我们和红十字会立即被禁止进入上述医院”，这倒说明，那些伤员何以大部分都死亡了。

冈田尚的父亲是松井石根的朋友，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主要从事汉奸的利用与所谓“和平工作”，起诉方选择他作为出庭证人，显然想利用他长期以来对松井品格的“理解”。

他深情地回忆了松井对不得已进行战争的痛惜之情和对和平的极度渴望，并特别提到一个细节：

“应将军之请求，我来到大场镇，在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遗体下的泥土中取得一捧土并通过航空邮件寄给松井将军。他修建了仁慈女神像，里面就用了这捧土。…每天清晨，不论是旭日当空还是阴云密布，他都会上山悼念逝者并为死难的人祈求灵魂的安宁和亚洲的永恒和平。”

松井确实一直高唱日中和平，但这只是他的欺人之谈，真实的松井好战成性。

战争爆发前期，其日记中的结论是：“日中关系每况愈下，日趋恶化。最近的形势如前所述，使我痛心的感到几乎成了不得不举起铁锤逼迫中国当局反省的局面。”

中山宁人是华中方面军的参谋，他除重申松井不断严令部下遵守军纪、不要侵犯安全区外，还作了一个特别的辩护。他意识到起诉方已经提交了大量当时在宁的外国人就日军暴行向日方提出交涉的证据，但他表示，松井对日军在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暴行并不知情。

他说：

“后来，我们听说国际委员会对日军士兵在安全区内犯下的罪行提出过抗议。不过，他们的抗议没有送到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姑且承认那里有过这类非法行为，也应该向日本领事馆提交抗议，他负责在特务机关与上海派遣军之间进行联络，后者直接负责南京的警备工作。此外，华中方面军没有从上海派遣军那里收到任何情报，因而司令官和参谋部对上述抗议均不知情。如果真有日本士兵干出非法行为，这类行为必定会受到调查，并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调查和审判的结果也肯定会向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汇报。”

中山宁人这一和松井本人的自我辩护极为吻合的谎言在今天颇为日本右翼重视，但在当时立即遭到起诉方的迎头痛击，陷入前言不搭后语的极度窘境。

和中山宁人不一样，时任日本外务省东亚事务局长的石射猪太郎并不否认南京暴行的发生，他的证词要点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得知后，采取了得力措施。

石射说，他收到了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告，报告转交给了陆军部军务局长，外务大臣“感到警觉和担心”。随即，陆军部、海军部和外务省召开了联系会议，“会后不久，外务省就收到了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系一份有关我军暴行的详细记录，由在南京的第三国侨民代表组成的一个国际安全委员会起草，用英语打印…我向陆军部军务局长第一课长出示了这份报告…作为答复，军方代表告诉我，他们已经向南京占领部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从此以后，暴行案例越来越少。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次年即1938年1月底左右，大本营还向南京占领军派出一名特别代表。后来我们听说这位代表就是本间少将。此后，南京暴行就绝迹了。…我得知，广田外相曾经请求杉山陆相针对南京暴行事件迅速采取严厉措施。…与此同时，我也向陆军部相应的部门发出过同样的请求。”

石射猪太郎虽是辩护方证人，但其证词却说明其他众多辨方证人在说谎，于是，伊藤抢先对其发难，他提出直接询问，海军部军务局有第一课、第二课，陆军部军务局却无此设置，石射猪太郎立即表示，“第一课”这个词用得有误，但该部门长官是柴山兼四郎大佐，记得清清楚楚。伊藤把对付起诉方证人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用到己方证人身上，只能说明他的恐慌。

看到己方证人已经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辩方律师伊藤只得再次提出非常晦涩的问题，企图转移视线，他说，他想了解，石射猪太郎向杉山转交抗议，“是出自他自己独立的立场，还是仅仅因为这些抗议来自外国政府”，韦伯裁定这对辩护方并无帮助。

塚本浩次曾任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军法官，顾名思义，负责军队中违纪、犯罪案件的处理，显然，他受过良好教育，但他的证词中的语法错误简直可以与陈福宝相提并论，他说：

进入南京城后，日本部队犯下了违法行为，我记得已经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深入审查。我还记得松井司令官将所有军官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下达了严厉的命令以严格维持军纪。有四五名军官卷入了上述案件，而其余都是士兵犯下的轻微罪行。这种罪行主要是抢劫、强奸等，而盗窃和伤害的案件则很少。我记得有一些谋杀案，但没有有关处置纵火犯或处理大屠杀罪犯的记忆。上述罪行是在不同地方犯下的，但我相信有相当多的案件发生在南京的难民区内。

把抢劫、强奸和谋杀说成是“轻微犯罪”，先说只有“四五名军官卷入”，又说有“相当多的案件”，塚本的闪烁其词和他宣称的“深入审查”极不相称。

略经质证，塚本承认，“部队进入南京之后，发生了包括抢劫、强奸等案件在内的各种事件”，因此，松井要求军官们“应当更加小心谨慎以使那些事件不再发生。”但塚本随后否认他处理过起诉方所提醒他的任何案件，坚持说他自己只审理过10个案件，而且不知道谁给松井提供了日军暴行的信息。塚本没有“处置纵火犯或处理大屠杀罪犯的记忆”的说法，是今天日本右翼极为关心的话题。

日高信六郎大屠杀期间为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1938年3月成为驻沪总领事，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他曾4次到南京。日高的宣誓证词重复了松井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和日军秋毫无犯的神话，他说自己“直接观察的情况”是：南京沦陷后，军事和民事机构均潜逃了，整个城市无人负责。外国外交官员在南京沦陷后全部离开，无人获得授权与日军谈判。外国记者“渴望”离开南京，以便给各自报社发报，他们乘坐日军提供的交通工具去了上海。南京陷落后，只剩下20万人口，都迁入了安全区，安全区虽未被承认，但“事实上没有既没有战斗也没有伤亡”。

日高把中国军人抢夺平民衣服的情况，列入他在城中“直接观察到”的情形之中，同时说明，这是在上海听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和《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说的。

日高的证词和此前已经经过质证、包括替松井辩护的各位出庭证人的证词完全不一致，所以起诉方塔文纳声明对其进行质证是“浪费时间”，并提请法庭注意大量相关证据，特别是松井和武藤两人的审讯笔录。

而庭长代表法庭问了一个问题，“1938年1月1日，证人发现直到这个时候松井还不清楚南京占领军的不良行为。…证人是什么时候听说这件事的？他都听到了什么？”

日高说，当天，他去给松井拜年，他没有主动提问，“但在交谈过程中他说他部下干了一些恶劣的事情，这非常令人遗憾和不幸。”

日高的回答直接否定了他自己的冗长证词，而他所提及的两位外国记者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报道，麦克丹尼尔1937年12月17日发自上海的电报说：

“(14日)日军洗劫了全城。看见一个日本兵在安全区用刺刀威逼老百姓，共勒索了3000块钱。沿着横陈着人、马尸体的街道走到北门，见到第一辆日军车子驶进城门，车轮在碾碎的尸体上打滑。…(15日)看见几位我协助解除武装的士兵被拉出屋去枪毙，再踢进沟里。夜里，看到500名老百姓和解除武装的军人的手被捆绑着，由手持中国大刀的日本兵从安全区押出来。没有人活着回来。”

而阿本德在1938年1月24日发自上海的报道中总结说：“如果剥去了日方所谓的军事必要性等一切借口，那么剩下的赤裸裸的事实就只是南京的混乱和野蛮暴行。”

可见，日高的证词谎话连篇。但这样的货色，竟然也是今天日本右翼的心爱之物。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