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伍修权和妻子去看望老战友夫妇，被问及：咋换老婆啦

“1982年春，你身边这位可不是当年的毓兰吧？”客厅里传出爽朗的一句问候，老战友李满山一边摆椅子，一边忍不住眯眼端详伍修权身旁的徐和。这句半玩笑半疑惑的话，让气氛瞬间尴尬又滑稽。

李家的老伴是陕北佳县人，早年与张毓兰同在延安裁缝队里当过宣传员，对那位爽朗豪气的陕北妹子记忆深刻。徐和落落大方，冲李大娘微微一笑，还未开口，伍修权已经先说：“老嫂子，你记性好，这位是后来跟我一道过日子的徐和同志。”

李大娘皱着眉头，小声嘀咕：“唉，毓兰走得早啊。”一句话说完，她转身去厨房，拿出一壶陈年高粱酒，边抹眼角边嘟囔，“今儿得给毓兰敬杯酒。”尴尬的气氛被这一壶酒缓缓化开，几个人围坐炕桌，一边倒酒一边拉旧事。

说起张毓兰，伍修权难免沉默。1918年，她出生在佳县一个普通农家，识字、肯钻研、敢吭声。在红军宣传队里，她最擅长给老乡讲“穷人翻身”的故事，嗓门亮，有劲头。1934年，她才16岁，就随部队跑战地，凡事冲在前头。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秘书处缺人。组织发现张毓兰笔头不弱，脑子也灵，让她帮着管邮政。那年，她与大她十岁的伍修权见面，两人生日竟都是11月26日。边区里调侃：“同年同月同日生，天生一对。”没多久，两人就把婚事办了。

抗战多年，边区物资匮乏。张毓兰挺着大肚子写报表，夜里打吊针，白天还得领着伙房翻地窖找土豆。1938年，女儿“曼曼”出生；一年后，儿子“天福”呱呱落地；紧接着第三个女娃“望生”在晃荡的驴车里早产。三个娃像三个小包袱，夫妇俩偏偏要赶路北上。

1941年，从兰州到延安的山路布满暗哨。为了确保部队情报安全，伍修权被迫把还不会说话的“天福”托付给甘肃工委罗扬实。名字也改成“罗瑞军”，身份遮得严严实实。这一别，就是七年。

转战东北期间，伍修权连轴转，张毓兰却在简陋工棚里被肺结核折磨。营养差，药不够，她常用羊皮纸卷草药煮水替代奢侈的青霉素。1948年初，病情突然恶化。她用微弱的嗓子对丈夫说：“坐这儿，让我再看看。”两个短句，耗尽最后的力气。

当夜，伍修权守在灵前，脑子里全是妻子赶路、缝军装、熬骨头汤的身影。第二天，他强按住情绪，把三个孩子交给机关保育组，随后投入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筹划。战争催人向前，伤痛被悄悄压进日记本。

解放后，北京重新排列人事。伍修权任总参一局局长，日程排得满满。机关大院里，帮他料理孩子的都是年轻文书，终归不似母亲那样细心。组织里有人提醒：“家里缺主心骨，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于是，翻译干部徐和走进视线。

徐和比伍修权小十二岁，东北大学英文学得扎实，见面头一句便说：“我不怕辛苦，就怕沟通不真诚。”这一句话赢得伍修权好感。两人相处整整一年，同吃机关食堂，同坐通勤吉普。徐和试着给几个女孩织毛衣，孩子们叫她“徐娘”，家务井井有条。

1951年，两人在中南海礼堂低调登记。徐和生下一个女儿，家里凑成“五朵金花”。罗瑞军也在北京找回亲生父亲，仍沿用“罗”姓。为了避免提拔时惹话，档案里父子关系一栏保持空白。熟悉情况的老兵偶尔玩笑：“真真假假，都在保密条例里。”

年代往前推，军内对干部家事多有议论。有人嫌弃“土改时期的黄脸婆”，另觅青春伴侣；也有人顾念旧恩，硬是守着共同熬过战火的老妻。李大娘感慨：“老伍没抛下老娃，也没忘了旧情，咱信得过。”徐和闻言，只淡淡答一句：“这是本分。”

对伍修权而言，张毓兰留给他的，不只是一摞黄旧照片，更是一种行军式的坚韧。对徐和而言，照顾前妻的孩子与传承革命家的风骨，本就是同一件事。

饭局散去时，李满山端着空酒壶拍拍伍修权肩膀：“老伙计，记得给毓兰坟前烧几张照片，她爱热闹。”窗外暮色正浓，北方初春的风仍有冷意，徐和把羊绒围巾递给丈夫。伍修权接过，低声说：“咱改天一起去延安，把孩子们带上。”

一句朴素的安排，把时间线拉回现实，也给这场小小的误会画上句点。历史没有回声，活着的人只能往前走。徐和与那位早逝的陕北姑娘，隔着一段硝烟、一场疾病，却在同一屋檐里延续了相同的信念——把家、把事业、把共和国当作最重要的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