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处决一名核科学家，称其是以色列间谍，泄露伊朗的核机密

据路透社8月9日报道，伊朗司法部门9日说，近几个月伊朗逮捕20名据称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特工的人员，并警告称绝不会宽恕任何间谍活动。报道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称，伊朗6日还处决一名核科学家鲁兹贝·瓦迪。他被指是以色列间谍，因泄露伊朗的核机密而被判死刑。

发言人贾汉吉里透露，被捕的20人中部分已获释，但未说明具体人数，并强调将对以色列间谍“以儆效尤”，调查结束后公布细节。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瓦迪并非孤例。公开记录显示，今年因同样指控被处决的伊朗人数量激增，近几个月至少有8人走上绞刑架。

这种密集且高调的处决，绝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是伊朗政权在经历六月安全阵地的惨痛撕裂后，于内外交困中发起的一场充满焦虑的“反间谍风暴”。

时间线清晰地勾勒出伊朗安全机构遭遇的重创：5月22日，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军官哈桑·赛亚德·霍达伊里上校在德黑兰家门口被枪手近距离射杀，他被认为是伊朗海外行动的关键协调人。紧接着，6月2日，深度参与离心机研发的革命卫队军官赛义德·霍代，在德黑兰东部骑摩托车时遭磁吸炸弹袭击身亡。6月10日，航空航天部队高级工程师赛义德·穆罕默迪在德黑兰郊区住所附近被枪杀。短短两天后，6月12日，革命卫队上校阿里·埃斯梅尔扎德在德黑兰家中离奇坠亡，尽管官方最初称其为“事故”或“自杀”，但多方信息强烈暗示这与之前的暗杀浪潮相关。这些行动发生在伊朗首都核心地带，目标直指军事与核计划精英，其精准性、连续性和公然性，无异于向世界宣告：伊朗引以为傲的情报盾牌已被洞穿，其核心圈层不再安全。国际观察普遍将矛头指向以色列摩萨德，视其为对伊朗核计划推进及其地区活动的强硬报复。这一系列事件对伊朗政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安全羞辱和信任危机。

然而，直接对以色列本土进行军事报复风险极高且难以掌控。

于是，“揪内鬼”、“处间谍”成为了一种相对“安全”且极具“表演性”的战略选择。处决像瓦迪这样的核科学家，在官方表态中被迅速塑造成一场“国家胜利”和“内部净化”。

其核心目的至少有三重：

对内而言，这是试图缝合六月暗杀撕裂的“安全神话”。通过展示迅速“挖出”并严惩“内奸”，政权试图向惊魂未定的民众，尤其是精英阶层证明：国家机器依然强大，安全部门并非无能，隐患正在被清除。那高悬的绞刑架更是无声却震耳欲聋的威慑，警告任何潜在的动摇者或可能被外部收买者。

对外而言，这是向以色列及其盟友（主要是美国）传递绝不屈服的强硬信号。处决涉核间谍，尤其是高调公开，意在宣告：即便你们能渗透进来搞暗杀，我们也能找到并消灭你们的“鼹鼠”，施以最严厉的惩罚。这是一场带有血腥味的心理战与舆论战。

更深层看，在核计划可能遭遇技术瓶颈（如频繁报道的离心机故障）、经济因严厉制裁而持续恶化、社会不满暗流涌动的背景下，“间谍”成为完美的归咎对象。将内部困难（如项目挫折、管理失误）甚至社会矛盾归因于“外部破坏”和“内奸作祟”，有效转移了公众对治理效能和核项目真实进展的关注，将矛盾焦点外部化，为政权减压。

伊朗官方对瓦迪的指控异常笼统——“泄露核机密”，但具体泄露了什么类型的机密（设计图、数据、人员名单、设施位置？）、其危害程度如何、通过何种方式传递？这些关键细节一概缺失。

更关键的是，整个审判过程是闭门进行的。公众和国际社会无从得知检方究竟出示了哪些确凿证据来证明瓦迪与摩萨德存在直接联系并进行了具体的情报传递活动？是通讯拦截记录、资金往来证据、可靠人证还是实物证据？审判的透明度几乎为零。

此外，从逮捕到审判再到执行死刑的速度、被告是否获得了充分且有效的法律辩护、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获取口供的可能性？这些程序正义的核心问题均笼罩在迷雾中。

这种高度不透明性，使得“间谍罪”在伊朗当前高压的政治生态下，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特别是核问题）这一“绝对红线”时，存在被严重工具化的巨大风险。

它极易成为清除内部异见者或学术派系对手的利器——只需贴上“间谍”标签，便能迅速使其“社会性死亡”并物理消灭；它也可能是掩盖核项目自身失误（如技术失败或事故）的便捷手段，将责任推给一个“被发现的破坏者”；更深层次上，它能在科研机构、军队和安全部门内部制造持续的恐惧氛围，通过不定期的、高调的指控和处决，迫使所有人噤若寒蝉，强化对政权的依赖和服从。

他们被国家尊为“民族英雄”，肩负着最高机密战略项目的重任，却同时深陷于无形的牢笼。严密到窒息的国家监控如影随形，覆盖工作、通讯、社交乃至家庭生活，任何与国外的接触，即使是纯学术交流，都可能被解读为可疑行为。

持续的外部暗杀威胁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过去十多年已有包括马苏德·阿里-穆罕默迪、马吉德·沙赫里亚里在内的多名伊朗核科学家遭暗杀身亡，瓦迪被处决则在外部威胁之上又叠加了一层来自本国政府的致命风险。

国际学术交流的断绝使他们难以获取前沿信息，技术视野受限，严重阻碍创新。这种内外交织的生存压力对科学家及其家属造成了巨大的精神重负。

这种环境本质上是科学精神的毒药，扼杀了科研必需的开放思维、自由交流和批判精神。

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它加剧了伊朗高端科技人才的离心倾向。真正顶尖的头脑在恐惧和窒息中，要么寻求一切机会离开（如近年来零星报道的伊朗科学家外逃事件），要么在高压下变得极度保守、封闭，只求自保而非突破创新。

长远来看，这种对智力资本的系统性压制和潜在流失，将严重侵蚀伊朗追求技术自主和国家实力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根基。

德黑兰的意图可能包含多重考量：

其一，试图向谈判对手（美欧）证明其核机密与设施仍在掌控之中，“内鬼”已被清除，核计划是“安全”的；

其二，展示面对外部压力（制裁、暗杀）绝不屈服的强硬姿态，意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迫使对方在关键诉求（如保证协议延续性、解除更多制裁）上让步；

其三，安抚国内强大的强硬派势力，彰显政府在捍卫国家安全与尊严上的“决心”。

它更像是安全防线被重创后的恐慌反应，而非力量与信心的展示。这种做法严重削弱了伊朗作为谈判伙伴的可信度：模糊的指控、秘密的审判、缺失的证据链加深了外界对其司法公正性、政权稳定性以及未来遵守协议承诺能力的根本怀疑。特别是涉及核科学家，更让西方担忧伊朗核计划的管理混乱程度及其真实意图。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瓦迪被处决表示“深切担忧”，并再次强调伊朗“持续不妥协”的态度。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近期更直言不讳地指出，恢复协议的可能性“正在缩小”。

因此，德黑兰试图以强硬姿态施压的做法，极可能适得其反。它不仅难以撬动西方的核心立场，反而进一步毒化了本已恶劣的谈判氛围，强化了对手的不信任感，为重启谈判设置了更高的心理和政治障碍，实质上堵塞了通过外交途径缓解制裁困局、改善国运的关键通道。

核科学家鲁兹贝·瓦迪的处决，以及近期一系列以“摩萨德间谍”罪名执行的死刑，是伊朗政权在经历六月核心圈层被精准“斩首”的剧痛后，于多重危机（外部制裁围堵、内部经济困境、社会不满积聚、安全信任破产）重压下发起的一场战略反制。

这是一场对内重塑威慑、转移矛盾，对外展示强硬的“国家表演”。然而，这场表演的代价高昂且蕴含巨大风险它在侵蚀法治基石与社会信任——当“间谍罪”在模糊指控和秘密审判中沦为潜在的政治工具，司法公正和社会凝聚力将遭受重创。它在窒息国家发展的核心引擎——对科学精英群体的系统性高压与恐惧统治，正在扼杀科技创新活力，驱离宝贵人才，从根本上削弱伊朗追求长远实力与自立的根基。它在堵塞外交解困的出路——在核谈判的关键僵局时刻，以鲜血书写的强硬非但未能迫使对手让步，反而加深了隔阂，为通过对话解除制裁、改善民生关上了机会之窗。它在加剧社会的裂痕与恐惧——猜疑与不安在精英与民众间蔓延，损害了共同应对国家挑战所必需的团结。

当德黑兰的绞索一次次落下，终结被指控者的生命，其真正意图或许在于勒紧因安全溃败、发展停滞和外交孤立而滋生的深刻焦虑。然而，依赖恐惧、封闭与高压的手段，无异于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