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女娲是一只蛙，三皇五帝，都是牛鬼蛇神

莫大师靠丑化母亲赢得了诺奖，而易大师，却靠一部荒诞不经、阴阳怪气嘲讽自己祖宗的中华史，登上了奇书排行榜。

从写作手法和个人倾向来看，二人竟有异曲同工之妙。难不成易老师，也想得个诺贝尔“史学奖”？

把女娲描绘成一只蛙，把伏羲称作“蛇头”，“做饭的”，就连万世敬仰的三皇五帝，在他眼里都成了“牛鬼蛇神”，还说这些上古神话都是“胡乱编造的结果”，这种轻蔑嘲讽的语调和阴阳怪气的文风，不仅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解构范畴，更是对中华始祖的极大冒犯。

中国民族历来有崇拜祖先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中国人，易大师不是不知道，但他不知犯了哪根神经，把调侃、挖苦祖宗当成了炫耀其文笔的手段，这也就是在中国，若在西方，在伊斯兰世界，不把他送上绞刑架，都不足以平民愤。

更让人愤怒的是，他将我们的创世神女娲，不但污称为“一只蛙”，还说女娲源自于夏娃，夏娃才是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女娲不过是夏娃的文化变体，甚至“做媒还需西方神批准”，而依据竟然是“读音接近”和“心灵的共通”，真是千古奇闻。

但凡有点历史知识和熟悉神话传说的人都知道，女娲的传说诞生于距今约8000—2万年前（两种说法），而夏娃的传说最远不过是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易大师如此张冠李戴，把中华神话强行嫁接在西方体系之下，不仅是对中华先祖的贬低，对中华文明的降维打击，更有故意引导中国人民信仰西方夏娃之嫌，许多学者认为，这的确是一种叩首西方，向西方中心论纳投名状的行为，令人不齿。

对于正史的撰写，尤其涉及到中华民族先祖的描述，本应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可他倒好，在《中华史—祖先》一书中，轻蔑、调侃、挖苦、嘲讽等带有负面色彩的语气随处可见，例如在写到伏羲时，他说：

“哈哈，原来伏羲这蛇头，是个做饭的”；

伏羲的卓越贡献就是请神吃饭。”

“妙哉伏羲！他还真是伏蛇，只不过披着羊皮。

对于黄帝，他这样写到： “好一个人五人六的排场，难怪他叫黄帝了。”

“黄帝的母亲，完全有可能作为战俘又因为美貌而被收房，成了少典酋长的通房大丫头。”

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简直让人不忍卒读。

这种将神话研究戏谑化，并且带有明显挖苦语气的行为，不但容易让读者感到冒犯，更削弱了文化讨论本身的严肃性。

有易粉为其辩解，说易老师这种论述是为了打破传统叙事，剥去传说本身的神秘色彩，还原早期的真实面貌，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

书中轻蔑的语调和西方中心倾向，已然构成了对中华先祖符号的严重冒犯。而严肃的学术批判，更应避免价值贬损式的标签，且需在证据链（尤其是时间线）上经得起推敲。如果目标是为中华文明“祛魅”，则更应立足本土史料的构建，而不是以西方神话为标尺而强行嫁接。而这种将西方宗教叙事凌驾于中国神话之上的言论，不仅忽略了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上更是一种文化侵略。

文化溯源需要敬畏心。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是中华民族的童年记忆，伏羲女娲等形象更承载着民族认同，对其重构不是不能大胆，但对正史的表述需有分寸，尤其在涉及族群认同时。

所谓的学术创新，更不应该以撕裂文化尊严为代价，否则就极易陷入轻佻和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