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看新乡——一座城市的文明印记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太行山，这座六亿年大地运动的大手笔，以红崖为笔，以碧水为墨，在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间肆意挥毫，绘就出一幅绝壁千仞、雄浑壮阔的瑰丽画卷。

在太行山最美的南端（《中国国家地理》语：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给了河南），地势陡然突变，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眼望不见边际的黄河冲积平原。约莫百里之外，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裹挟着从黄土高坡卷携而来的黄沙，浩浩汤汤，奔腾而下，那磅礴之势，似是在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豪迈。

太行与黄河环抱之间，一座既承载着古老历史底蕴，又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城市——新乡市，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就安然坐落在这里。

新乡，这座城市犹如一部厚重的史书，其历史源远流长，散发着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早在八千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时期，我们英勇且智慧的先祖们，便在这片古老而丰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绚烂多姿、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文明。

在众多的历史遗迹中，辉县市孟庄镇的孟庄遗址堪称其中最为耀眼的明珠。依据考古资料证实，孟庄遗址是黄河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典型裴李岗文化遗存，这一发现为研究裴李岗文化在更广泛地域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它也是首次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河南龙山文化城址，让我们由此得以窥见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建筑技艺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为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本。

新乡市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出土于孟庄遗址的红陶壶残片。此残片以细泥为材质，烧制温度较低，故而陶质疏松，脆弱易损。

红陶壶残片，裴李岗文化时期，出土于辉县市孟庄遗址，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

孟庄遗址出土的这些陶制品大多属于日常生活所用之器具，其中，盛水和储粮是其最为主要的功能。想象一下，在那个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时代，水是生命之源，粮食则是生存之本。这些陶制的容器，或许是人们在河边汲水后小心翼翼捧回家中的珍贵器具，又或许是秋收时节用来储存来之不易粮食的可靠“粮仓”。它们的存在，保障了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维系着生活的稳定。

考古工作者们对部分陶制品的残留物检测后发现，这些陶壶还可能被用于酿酒和储酒。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因为酿酒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粮食，只有在粮食产量达到一定程度，满足了人们基本的食用需求之后，才会有多余的粮食被用于酿酒。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人们不再仅仅为了填饱肚子而整日奔波，而是有了一定的物质储备，这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卜骨，龙山文化时期，出土于辉县市孟庄遗址，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

同时，在孟庄遗址龙山文化地层时，考古工作者们又发现了一些卜骨和鹿角锥形器。卜骨，在古代往往与占卜活动紧密相连。在那个对自然现象和未知世界充满敬畏与迷茫的时代，人们试图通过占卜来窥探神灵的旨意，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而鹿角锥形器，虽然其具体用途在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许多学者认为它很可能与宗教仪式或某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有关。这些物品的出土，反映了当地的人类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层面的需求，而是开始关注精神领域的追求，出现了精神崇拜。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意味着人类开始从蒙昧走向开化，从简单的生存需求迈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原文明犹如一颗在岁月长河中逐渐孕育生长的璀璨明珠，依次历经了裴李岗文化的萌芽、仰韶文化的发展、龙山文化的繁荣、陶寺文化的沉淀。最终，在河洛这片钟灵毓秀之地，诞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二里头文化，它便是史学界所公认的夏文化。

夏王朝约于公元前21世纪肇建，历经悠悠岁月流转，至公元前16世纪时，夏之权柄落入了夏桀掌中。夏桀生性暴虐，行事无道。他倾尽国力、竭尽民力大兴土木，修筑奢华王宫；又频繁驱使百姓投身征伐，令民众陷于兵燹之苦。对于夏桀的暴政，出生于新乡长垣，古豢龙部族后裔，夏朝贤臣关龙逄冒死向夏桀进谏，最终被夏桀囚禁并杀死。关龙逄死后不久，居住在东方的商汤在谋臣伊尹的辅佐下，离师讨伐夏桀。最终，商汤在鸣条（今长坦县西南，另说在山西夏县）击溃夏军，建立了商王朝，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篇章。

在历史的长河中，商王朝如同一片在波涛中起伏的扁舟，历经了多次迁都的动荡。国都的频繁迁徙，使得王朝的发展犹如无根之萍，难以寻得稳固的根基。直至盘庚即位，这位具有远见卓识与雄才大略的君主，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的重大决策。这一举措，为商王朝后续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其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出更为绚烂的光彩。

《尔雅》有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彼时的新乡，与殷都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既非近在咫尺，亦非遥不可及。它虽地处“牧”“野”之境，看似远离繁华喧嚣，实则为京畿之重要通道，宛如殷都的一条隐秘血脉，默默承担着为殷都供应粮食的重任，维系着都城的稳定与繁荣。

在新乡市博物馆的珍藏之中，有一件出土新乡辉县，名为“聑斐妇婥”的青铜爵。因其爵盖外形宛如牛首，故而又被称作“牛首爵”。牛首爵造型独特且精美。它有着宽阔的流口与尖细的尾部，深腹呈圜底之态。其鋬为龙首形状，三条棱锥足微微向外撇出，尽显灵动之姿。爵盖前端精心铸造成水牛头的模样，那大眼睛高高凸起，口鼻向前突出，耳朵犹如树叶般坚挺。盖顶以云雷纹作为底纹，上面饰有夔龙纹，盖面的中线微微隆起，恰似牛的脊背。

牛首爵，商代青铜器，出土于新乡辉县褚丘，系新乡市博物馆六大镇馆之宝之一

专家分析指出，牛首爵上呈现的牛头为水牛而非黄牛，说明了在商代时期，辉县一带气候温暖而湿润，宛如一片生机勃勃的乐土，生存着众多诸如大象、水牛、犀牛之类的动物。此爵不仅是一件精美的青铜器，更像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时代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大门。

上世纪二十年代，新乡辉县，一件形制巨大的圆鼎破土而出。此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子龙”铭文，故而得名“子龙”鼎。“子龙”鼎命运多舛，出土后就被流失海外，直至2006年，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有力支持下，国家文物局斥资4800万元，将“子龙”鼎从香港成功征集回国，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新乡博物馆亦陈列有复制品），并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堪称国宝中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了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

“子龙”鼎，商代晚期青铜器，出土于河南辉县，原件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此为新乡博物馆的复制品

有专家指出，“子龙”鼎铭文中的“子”字，是商王室之姓氏。而“龙”字，则代表着封国之名。由此专家推测，此鼎极有可能是商王室中的某位王子，亦或是身份尊贵的贵族，在受封于“龙”国之后，为彰显其封国之威严、稳固其封国之根基而特意铸造的镇国重器。“子龙”鼎上出现的“龙”字，被确凿证实为截至目前，在已发现的青铜鼎铭文当中，最早出现的“龙”字。

然而，部分专家也持有不同见解。他们指出，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未见有关“龙”国的任何记载，他们认为“龙”字实则是“龚”字的另一种写法，“龚”国即“共”国。辉县，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古称“共国”。相传此地曾是上古部落首领共工的主要活动区域。岁月悠悠，古老的传说为这片土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为“子龙”鼎铭文的解读增添了别样的历史韵味与文化内涵。

商王朝的兴衰沉浮，宛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来自关中平原的周人，则是这部史诗终章的书写者，商王朝的终结者。

在浩如烟海的史籍记载中，关于周人灭商的描述仅有寥寥数笔。但这简短的文字，却蕴含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彼时，武王姬发以姜太公为军师，与八百诸侯于宁地（今新乡获嘉）会盟。他们“臼土为山”，以示要与殷纣决一死战、推翻无道统治的坚定决心。

岁月流转，封神的传说至今仍在获嘉的土地上回响，如今获嘉境内的同盟山，便是为纪念武王在此会盟诸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修建的。它宛如一座历史的丰碑，静静地伫立在时光长河中，见证着往昔的金戈铁马与壮志豪情，向后人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

同盟山武王庙，位于新乡获嘉县

武王克商，江山易主，历史的车轮由此转向新的轨道。然而，这位开国之君的脸上却难展笑颜，始终忧心忡忡。究其缘由，殷商虽已覆灭，但其残余势力依旧盘根错节，不容小觑。要知道，宗周的根基主要扎根于关中平原，与原殷商势力的聚集区域相隔甚远。若想实现对广袤中原地区的有效掌控，单凭王室一己之力，无疑是杯水车薪，难以达成。

在这看似困局的历史关头，西周的统治集团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他们创造性地推出了分封制，这一制度犹如一颗投入历史长河的巨石，激起千层浪，深刻影响了周王朝长达八百余年的国运。

柞伯簋，西周时期青铜器，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院，“柞”即“胙”，封国名，位于今延津县东北一带

在河南博物院珍藏着一件西周时期青铜簋，因此铭文中有“柞伯”两字而得名“柞伯”簋。柞伯簋的内部共刻有铭文74字，记载了西周康王时期，周天子在都城宗周举行射箭比赛，来自柞国的柞伯连射十箭，没有一箭脱靶。周天子非常高兴，就赐了柞伯十块饼金。此饼金实为青铜。柞伯因此铸器祭祀自己的先祖周公，以为纪念。

柞国，即“胙国”，其大概位置在今新乡市延津县东北部的王楼乡大小城村一带。据史料所载，武王在建立西周两年之后，因长期积劳成疾，最终溘然长逝。武王离世后，纣王之子武庚，复国之惦不死，暗中联络周王室分封于殷商旧都周边的三监，悍然发动了“三监之乱”。这场叛乱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西周初期的政治格局中激起了层层波澜，对新生的西周政权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在风云变幻、危难丛生之际，年幼的周成王再度启用了周旦公。周旦公毅然决然地率师再次兵出三门峡，沿着其兄长武王往昔曾踏足的道路，踏上了一场长达三年之久、意义非凡的“二次克商”之举。

二次克商取得胜利后，周王室再次进行了分封。其中，周文王之子康叔获封至殷商旧都朝歌（今鹤壁淇县），在此建立了卫国。周公旦对这位弟弟关怀备至、呵护有加。他不仅亲自撰写了《康诰》《酒诰》等治国方略，为康叔治理卫国提供了详尽且宝贵的指导，还精心布局，将自己的第三子伯瞵封于凡地（今新乡辉县北云门镇凡城村）、第七子伯翅封于胙地（今新乡延津县东北部）、第四子姬苴封于邢地（今河北省邢台）。如此分封布局，宛如一个严密的守护之网，对卫国形成了新的“三监”态势，全方位地护卫着卫国的安全，确保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安稳发展。

据统计，自西周建国伊始，凡国、胙国、共国、封父国、鄘国、卫国、南燕国等诸侯国先后在新乡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蓬勃发展、活跃异常。

在历史的长河中，以此为源头，逐渐衍生出了姜、林、毛、封、汲、凡、共、胙、宁、燕等六十多个姓氏。这些姓氏的诞生与传承，使得新乡成为中华民族主体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

秦始皇扫灭六国、一统宇内之后，并未止息对外征伐的脚步。一方面，他遣大将蒙恬统领三十余万虎贲之师，挥戈北向，征讨匈奴。另一方面，他命赵佗率领五十余万雄师，扬旌南指，平定百越。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推进下，秦始皇最终达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大一统之壮举。

秦二世时，中原大地烽火连天，战乱频仍。赵佗审时度势，趁此乱世之机，果断兴兵，以雷霆之势吞并桂林、象郡。继而，他开疆拓土，建立南越国，史称南越武王。南越国幅员辽阔，东与闽越为邻，山水相依；北和长沙相接，阡陌交通；西濒夜郎之境，遥相呼应；南抵越南之地，疆域延绵。

赵佗主政南越，长达六十七载春秋。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这位103岁高龄的传奇人物溘然长逝。在赵佗逝世之际，他的太子赵始早已作古多年，南越国的权柄便由其孙南越文王赵胡承接。

南越王文帝行玺，现收藏于南越王博物院，系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的印玺

赵胡离世之后，其子赵婴齐、其孙赵兴先后登上王位，延续着南越国的统治。然而，在南越国的权力更迭中，有一个位置却始终未曾易主，那便是国相之位。国相吕嘉身为三朝元老，权势熏天，王室之内肆意妄为。他凭借手中的权柄，将吕氏宗族七十余人安插至南越中枢要职，构建起庞大的家族势力网络。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在成功平定匈奴之乱后，展现出怀柔之策，派遣使臣南下前往南越，决定和平收复南越之地。然而，以吕嘉为首的顽固势力，秉持地方割据之念，坚决反对归附汉朝。吕嘉不公然斩杀汉武帝派来的使臣，更是悍然杀害主张归附汉朝的南越王，继而兴兵作乱，妄图以武力抗衡中央，破坏和平统一之大局。

汉武帝龙颜震怒，调遣数十万雄师，分兵五路，浩浩荡荡进攻南越。吕嘉及其所拥立的南越傀儡政权，如大厦倾颓、土崩瓦解。当吕嘉的首级被送住中原时，汉武帝正在汲县的新中乡（今新乡市西南一带）巡视。汉武帝龙心大悦，取擒获吕嘉之意，遂将新中乡更名为“获嘉县”，并正式置县，划归河内郡管辖。时光流转至隋朝，朝廷又割取获嘉县与汲县的部分属地，取新中乡之名的首尾二字，设立新乡县。自此，获嘉县、新乡县之名历经岁月沧桑，一直延续至今。

铁犁铧，西汉铁器，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铁犁铧的发现，说明汉朝时的新乡，铁制农具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

汉朝帝国完成大一统之后，推行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在农业方面，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进一步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水利工程的兴修，如漕渠、白渠等，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保障了农作物的丰收。商业领域，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是打通了中外贸易的通道，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而此时的新乡大地，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中原大地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历史宛如那势不可挡的巨型车轮，以其宏大而不可抗拒的姿态滚滚向前，绝非任何个人的力量所能阻拦。东汉末年，王朝衰微，朝纲紊乱不振。宦官倚仗权势肆意弄权，将朝廷上下搅得乌烟瘴气；外戚亦不甘示弱，凭借裙带关系干预朝政，使得朝堂局势愈发错综复杂。

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如星火燎原般四处燃起，各方割据势力也纷纷崛起，妄图在这乱世之中分一杯羹。地处中原腹地的新乡之地，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饶的物产以及重要的战略意义，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方势力竞相争夺的主战场。战火在这里肆意蔓延，铁蹄无情地践踏这片土地，曾经的繁华与宁静被无情地打破，只留下满目疮痍与无尽的哀伤。

汉献帝初平二年，汉室衰微，董卓权倾朝野，做出“徙天子都长安”之举。他虽将天子迁往长安，自己却依旧留守洛阳。此贼暴虐无道，竟纵火焚烧皇宫。彼时，天下豪杰义愤填膺。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等数路大军迅速集结，结成联盟。众人共推袁绍为盟主，以期匡扶汉室，讨伐董卓。这数路大军浩浩荡荡，屯驻于酸枣（即今延津北部一带），一场与董卓的激烈交锋似在这风云变幻间一触即发。

三国乌巢遗址，位于新乡市延津县东南一带

时光流转，战事纷扰。此后，曹操与袁绍对决于官渡，曹操麾下大将关羽，白马坡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斩颜良首级，其神威令袁绍的四军为之震慑，士气大挫。在曹袁两军对峙的胶着阶段，绍帐下谋士许攸投奔曹操。许攸深知袁绍军中虚实，他向曹操献上一计，提议曹操派遣轻装精兵奇袭乌巢（今延津县东南一带），烧毁袁绍的辎重粮草。

袁绍本拥兵自重，占据优势，然其乌巢遭曹操奇兵突袭。刹那间，粮草辎重化为灰烬，军心大乱，士气一蹶不振。火烧乌巢彻底打破了袁曹双方原本的力量平衡，形势急转直下，双方势力就此逆转。这一关键转折，成为了前三国时期的重要分水岭，为不久之后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天下大势渐趋明朗，各方豪杰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各展其能，共同书写着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左尚方造铜弩机，三国时期，现收藏于新乡县文管所，由新乡市博物馆对外展出

新乡市博物馆对外展出着一件三国时期的铜弩机，因其器身上有“左尚方造”铭文而被称为“左尚方造铜弩机”。弩，作为由弓演变发展而来的远程杀伤性武器，在古代战争的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弩作为一种可致命的武器，之所以被普遍使用，是因为在古代，不需要太多的训练就可以操作，即使是新兵也能够很快地成为用弩高手，而且命中率奇高。而这件铭文中有“左尚方造”当为魏国中央兵器制作机构所造，这种带有制造机构的兵器，实现了生产环节质量问题的可追溯和奖惩，保证了武器的质量。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水利工程往往扮演着推动区域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关键角色。隋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隋炀帝在成功凿就通济渠、山阳渎之后，又决定在黄河以北再开一条运河，即永济渠，此即赫赫有名的永济渠。永济渠南段起始于沁河口，而后一路向北蜿蜒伸展。它途经如今的新乡、汲县、滑县、内黄等地，横跨河北、山东等区域，最终迤逦抵达今天的天津市。

隋唐大运河

永济渠的开通为新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水路运输凭借其运量大、成本低的优势，成为了物资流通的主要方式。永济渠的出现，使得新乡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南来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精美商品，沿着永济渠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新乡；北往的皮毛、药材、山货等特色物资，也通过这条运河从新乡运往各地。一时间，新乡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码头之上，帆樯林立，商贾云集。众多的店铺、客栈、货栈如雨后春笋般在新乡的大街小巷中涌现，形成了热闹非凡的商业集市。

同时，永济渠的开通也为新乡地区的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彩多姿的盛唐文化。在璀璨辉煌的唐代，唐三彩以其绚丽斑斓的色彩、精巧独特的造型以及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成为了时代审美与工艺水平的卓越象征，备受世人青睐与追捧。

素胎风帽人物俑，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头戴的风帽展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色

而在新乡市博物馆的陈列文物中，却珍藏着一组素胎人物俑。其中的风帽俑尤为引人注目，它们皆头戴厚重的风帽，帽顶呈浑圆之态，帽裙修长，悠然垂落至肩际。这一独特的着装细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色，仿佛将那段独特的民族风情鲜活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目前，河南境内的大运河遗址大多隐匿于地下，似在岁月长河中沉沉酣睡。而今天新乡人民的母亲河——卫河，实为隋唐时期的永济渠。因为它发源于春秋时期的卫地，又终结于天津卫，后人巧妙撷取首尾两个“卫”字，赋予其“卫河”这一别具韵味的名称。卫河，宛如一条历史的纽带，连接着往昔的岁月与今朝的新乡，静静流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

在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东南的陈桥镇，有一幽僻小庭院。就是这座乍看之下毫不起眼、平平无奇的庭院，却在历史长河中镌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正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之处——陈桥驿站。

历史上，陈桥驿是供官员休息的驿站。早在五代的后晋时期，在陈桥驿这个地方就有村落存在。据传，在这里曾有一座小桥，因年久失修，无法通行。当地一个陈姓的富商出资重修，故得名：陈桥。到了后周的时候，设立了驿站，是为：陈桥驿。

从东京开封出发，向北有东、西两条重要的通道，沿开封、陈桥、澶州（今河南濮阳）直到雄州（今河北省保定雄县）一线谓之东路；沿开封、陈桥、滑州直到雄州一线谓之西路。东路和西路均为抵达辽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而陈桥正是东、西两路的汇合点，成为了宋辽政治、军事频繁交往的必由之路。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年仅7岁的太子柴宗训继位。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农历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欢度新年，北方前线发来紧急情报：北汉已发兵，与契丹兵汇合，欲联手进攻后周边境。在辅臣范质、王溥等人的建议下，年幼的周恭帝柴宗训任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大军迎击敌兵。

宋代白釉碗，出土于新乡市延津县沙门遗址，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

正月初三，赵匡胤的部队行至首都汴梁城之北的陈桥驿，扎营休息。次日天刚亮，将士们围住赵匡胤的大帐，齐声喊道：“诸将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见《宋史》）。赵匡胤被吵醒，披衣走出大帐，被群兵簇拥到厅堂。这时，有人把一件早已预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众人齐呼“万岁”，拜跪于地上，一个大宋王朝从这里走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如今回首审视，这一系列事件无疑是赵匡胤、赵普等人处心积虑、精心擘画的一场兵变。然而，若从宏观的历史视角去洞察，自“安史之乱”肇始，华夏大地便由治世坠入乱世深渊。至公元960年，中原广袤大地已然在连绵不绝的动荡中辗转反侧、备受煎熬达两百余载。此时，苍生黎民在兵燹战乱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对和平安定的生活满怀憧憬与祈愿。于是，历史选择了赵匡胤来重整河山，拯救中原人民于水火；历史选择了陈桥驿为龙兴之地，成为改朝换代的节点……

白釉黑花文字瓷枕，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瓷枕上印有诗文“风吹前院竹，雨洒后庭花”

岁月更迭，沧海桑田。如今，往昔盛极一时的东京皇城，早已被厚重的黄土层层掩埋，曾经的琼楼玉宇、车水马龙，皆化作历史的尘埃，消散在时光的长河之中。纵览整座开封城，恐怕唯有那座开封铁塔，在漫漫岁月中坚韧屹立，诉说着北宋王朝往昔的繁华与荣耀。

而在距开封城不足三十公里之地，陈桥驿自宋徽宗敕建伊始，更宛如一部无言的史书。它静静伫立，在岁月的长河中默默守望，至今仍在以一种深沉而凝重的方式，娓娓道来大宋王朝从辉煌之巅逐渐走向没落深渊的跌宕历程。

在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原北站区）的凤凰山南麓有一座皇家陵寝，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明穆宗朱载垕第四子，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皇帝）唯一胞弟，潞简王朱翊镠的潞简王墓，也称为潞王陵或者潞王坟。潞简王陵于明万历年四十三年（即1615年），完全依照万历皇帝在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修建完工，头枕凤凰山、脚登老龙潭、左依金灯寺，右邻峙儿山，是中国目前保存现状最好，面积最大的明代藩王陵墓，被称为“中原定陵”。

透雕金圆牌，出土于新乡市凤凰山璐简王墓，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

朱翊镠四岁的时候初封为潞王，因为跟明神宗朱翊钧一母同胞的原因，倍受皇帝和太后的宠爱，所以待在京城，没有到封地就藩。潞王朱翊镠十四岁成婚时，明神宗朱翊钧为了给弟弟筹办婚礼，不惜挪用军费，动用各色金三千六百九十六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余两，银十万两，珊瑚珍珠两万四千余颗。即使如此，李太后还嫌珠宝不够，竟然听信谗言，还抄了张居正的家。

大婚之后，潞王朱翊镠要求在卫辉建造王府，预算就达到了六十七万七千八百两白银，安家费用达三十万两黄金。离京就藩时，动用了五百只车船装运金银财宝，每到一处皆有当地官员举行盛大的迎送仪式，路上走了37天。到达藩地后，潞王朱翊镠从21岁直到46岁去世，他就再没有离开过卫辉府。

潞王虽然是“分封而不锡土”，王府所在的卫辉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仍然由朝廷直接任命，但是，潞王可以通过钦赐、奏讨、纳献、强买和直接侵占而获得大片土地，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这些土地一旦成为王府的私产，一般不承担赋役负担，游离于国家赋役体系之外。

潞王在神宗朱翊钧和李太后的纵容之下，骄奢淫逸、无恶不作。他就藩卫辉以后，不顾藩禁的制度，生性好动的他，把游猎当成了生活中乐此不疲的事。潞王除了除了享乐之外，为了能让自己死后也享受生前一样的富贵，自从他就藩以后，就用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的金钱为自己修建陵墓。

潞王书唐诗刻石，明代文物，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

潞王依仗着神宗朱翊钧和李太后宠爱，有很多僭越，其中最离谱的就是陵墓前摆放的石像生。根据明朝丧葬制度，皇帝陵墓前最多摆放狮、麟、象、驼、獬、马等6对神兽，但潞王墓前的神兽居然达到了14种，不仅仅远远超过了神宗朱翊钧定陵的规模，还超过了朱元璋在南京明孝陵和朱棣在北京明长陵石兽的规制，同时也是自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寝陵镇墓瑞兽最多的。

晚清之际，时局如风雨中摇曳之孤舟，飘摇不定。大清王朝在列强的肆意欺凌与践踏之下，恰似一座历经战火洗礼的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千疮百孔。

公元1900年8月，八国联军如狼似虎般悍然攻入北京城。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应秉持“天子守国门”之责的慈禧太后，却全然不顾数万北京民众的生死安危，仓皇失措地携光绪帝逃离京城，将这座承载着数百年历史荣光与厚重文化的北京城，拱手让给外国列强，使得京城陷入了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遭受着无尽的屈辱与磨难。

《辛丑条约》签署之后，神州大地阴霾密布，山河蒙羞。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作为当时身处权力巅峰的关键人物，本应肩负起收拾残局、重振社稷之重任。然而，他们并未即刻踏上回京之路以挽狂澜于既倒，而是自西安启程，一路向东逶迤前行，开启了一场长达数月之久的巡游。

丹心千古，慈禧题，现悬挂于卫辉市比干庙

巡游之旅抵达河南开封时，恰逢慈禧太后67岁寿辰。慈禧全然不顾这满目疮痍的国势与百姓的疾苦，仍旧大肆挥霍，不惜耗费巨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给自己举办了一场无比奢华的寿宴。

寿诞过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继续北上，选择了封丘 - 延津 - 汲县（即卫辉）一线。这一路，他们所到之处，极尽奢侈铺张之能事。地方官员为了讨好皇室，不惜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操办接待事宜。街道被打扫得一尘不染，两旁摆满了鲜花和贡品；沿途搭建了华丽的彩棚和行宫，以供皇室休息和停留。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皇室的尊贵与奢华，却也让百姓们苦不堪言。

当他们抵达汲县（卫辉）时，这种奢侈之风达到了顶峰。《卫辉市志》中明确记载“驻汲一日耗银十七万两”。这十七万两白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笔天文数字。它可以让无数贫困家庭过上富足的生活，也可以用于改善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民生状况。然而，在皇室的奢华行程中，这些财富却如流水般被挥霍一空。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卫辉驻留期间，他们来到比干庙，怀着复杂的心情进行了祭祀活动。在祭祀过程中，他们或许是被比干的精神所触动，或许是为了彰显自己对忠臣的敬重，分别为比干庙留下了两块匾额。慈禧太后题写的“丹心千古”，寓意着比干的忠诚之心将千古流传；而光绪皇帝题写的“取义成仁”，则强调了比干为了正义和道义不惜牺牲生命的高尚品质。

取义成仁，光绪皇帝题，现悬挂于卫辉市比干庙

遥想往昔，一代忠臣比干，其赤胆忠心，日月可鉴。他心怀家国天下，为国家之兴亡殚精竭虑，不惜以血肉之躯殉于家国大义，其浩然正气，如巍峨高山，令人高山仰止，堪为后世之楷模。

然而，为比干庙题词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国家面临灭顶之灾、山河破碎、家邦垂危的紧要关头，非但未能力挽狂澜，反而弃国家与百姓于不顾，选择了仓皇逃亡。如此行径，与比干的忠义之举形成了天壤之别，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可叹又可悲哀。

新乡，这片钟灵毓秀的热土，宛如一位默默奉献的母亲，以其丰饶的底蕴和无尽的柔情，源源不断地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我们满怀憧憬与笃定，坚信新乡，这座承载着无数梦想与荣光的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必将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她的明天定会如那喷薄而出的朝阳，蒸蒸日上，美好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