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留下的大批军马这一重要战略资源，为何“人间蒸发”？

1945年9月，芜湖江面飘着初秋的薄雾。日本军官古川大佐监督士兵把山炮推进长江，金属撞击声惊得岸边军马不停踏动蹄子。伪军士兵争抢牵走这些东洋马，鬃毛在讨价还价声中被汗水粘成绺状。

同一时间，南京黄埔路受降仪式现场，中日代表逐项核对武器移交清单。清单最后一行写着“军马：七万四千一百五十九匹”——这个数字超过日本军队在华东战场用过的所有坦克数量，但这些军马从未出现在战利品展览中。当人们都盯着枪炮交接时，七万多匹军马静静站在接收名单里，它们的命运即将揭开一段被历史忽略的往事。

在中国战场，日本军队的卡车经常因为没油瘫在泥地里，而军马却可以拖着九二式步兵炮穿过淮北沼泽。1941年日本陆军甲种师团的一个步兵联队扩编，军马数量可以从五百二十六匹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二匹，增长幅度比人员扩编比例高出三倍多。

这些军马分工明确：每门山炮要六匹驮马运炮身和炮弹，每匹马背十二发炮弹行军；重机枪小队配五匹驮马，一匹专门驮机枪，三匹驮弹药箱，剩下一匹随时补位。1943年常德会战期间，日本第116师团带着五千八百匹军马冲进湘北山区。日军运输队长在战报里记录：“道路塌陷后，拉炮的军马硬是把陷进泥坑的野炮拖了出来。”

在1900年八国联军阅兵时，欧美军官看着日本骑兵哄笑：“这是骑驴队吗？”当时日本本地马肩高不到一点四米，士兵骑上去脚踝几乎蹭地。受到羞辱的日本陆军省为此启动军马改良计划：从中东购买大批阿拉伯种马，又从欧洲引进盎格鲁诺曼大马，在北海道十胜建立种马场，至此开始有了“东洋马”这一称呼。

经过三十年培育，日本培养出三种专用军马：骑乘马冲刺速度超过六十公里每小时；挽马能拖动两吨重炮；驮马在山路上可以日行四十公里。在北平西苑军营训练场上，新入伍的马需要穿过模拟爆炸区。1939年石门赛马大会记录显示：三成马匹因受惊被淘汰，合格的军马必须在枪炮声中保持安静。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军队急缺五万匹军马。日本国内马场紧急调运三万匹改良马到前线后，仍然不够用。华北日军开始“就地征发”，实为持枪强征民间马匹。安徽广德村民曾目睹二十多名壮丁被迫饲养东洋马。

某夜壮丁们看到日军用马驮运黄豆，便给马喂足黄豆大米，再牵到江边狂饮江水。三天后，三百多匹军马腹胀暴毙城外。日本军队兽医记录证实：1940年华北病亡军马中，六成三是强征的中国本土马。蒙古马耐粗饲但速度慢，南方马善走山路却驮不动重物，这些马多死于异地饲养的草料问题和寄生虫病。

中国马种退化始于宋朝汴京养马场垦为农田。1934年国民政府从叙利亚购入十一匹阿拉伯马，却在多雨的江苏句容建立养马场。1937年11月战火逼近句容，马场被迫迁往贵州。

阿拉伯马与本土马杂交的后代肩高不足一点四米，瘦弱如山羊。新疆军阀盛世才引进苏联顿河马和新疆本土马杂交也同样失败。由此抗日战场成为劣马集中地，尽管日军强征大量中国民间马匹，但在1945年日军接收的七万余匹军马中，经过日本本土系统训练过的改良马仍占七成，而这些军马在战后原本可以成为中国改良马种的基础。

1945年底在接收日本军需物资的清单上：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军马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六匹。日军原有严格饲养制度：士兵晨起先洗马清蹄，每天喂三次干草拌大麦，战时加喂燕麦黄豆。但在南京孝陵卫马厩里，高大健壮的东洋马低头咀嚼着发霉的草料。曾留学日本的兽医赵金声指出：“东洋马最忌霉变草料，但我们连洁净干草都供应不足。”

东洋马每日消耗相当于三名士兵口粮，有的后勤军官只能打开马厩任军马流落乡野。1946年联勤总部报告显示：南京当局接收的军马半年内减少三万匹。整编五十五师按规定需两千五百八十五匹军马，到1948年实际只剩一百六十九匹马和二百五十六头骡子。马政科科长张枫宸起草《日本赔偿马匹专案》，要求日方赔偿种马两千匹、军马五万匹，但被蒋介石为换取美援将方案锁进抽屉。

1947年山东大旱，农民张永福在麦地发现有倒毙的战马。马匹肋骨凸起如搓衣板，胃袋塞满掺沙秸秆，蹄铁刻着“关东军第三师团”，颈部烙印十胜种马场的樱花标记。苏州军马收容所更是因经费断绝，把三百匹马驱至太湖畔自生自灭；徐州军马场八千亩草场改为步兵靶场后，剩余的马被宰杀充作军粮。

1946年夏南京军事会议上，后勤署长端木杰拍案宣称：“骡马运输等于原始武装！”而当时全国柏油路不足八百公里，国民政府付不出草料钱却向美国订购五百辆道奇卡车。首批二百辆到达昆明后因无适配燃油，汽车在仓库锈蚀报废。

参谋总长陈诚更是强令各师组建汽车运输队，使得前线出现荒诞场景：豫东战场士兵用牛车牵引抛锚的卡车；鲁西南战役将无油装甲车改造为固定碉堡。骑兵旅长李之常申请保留军马编制，反被调任闲职。他在日记中写道：“进口机械瘫痪，本土骡马流散，战争变成无足之役。”

在抗战中，军马往往承担着最艰险的战场任务。徐州会战期间，日军重炮封锁陇海铁路，滇军运输队驱使二十匹驮马强闯火线运送弹药。途中七匹马中弹倒毙，士兵堆叠马尸为掩体继续冲锋。台儿庄巷战中，守军将炸药捆缚伤马背部，驱赶其冲向日军阵列。这些事迹极少见于战报，仅存于老兵口述。原东北军骑兵连长王振邦晚年回忆：“我的战马‘黑云’蹄铁磨穿，仍拖着山炮过冰河。它咽气时双眼注视着我。”

1948年深秋，贵州清镇种马场最后三匹阿拉伯种马因痢疾死亡。兽医到场时，马尸旁散落着国民政府接收的《军马育种纲要》，纸页被雨水泡烂。前句容马场技师周广胜蹲跪马尸旁低语：“当年阿拉伯马渡海而来，如今后代连完好的马皮都留不下。”场内剩余蒙古马被饥民分食，马场土地改种红薯。而同一时间在延安，八路军组建骑兵部队时，只能用二百头陕北毛驴临时顶替战马。

1950年冬，志愿军运输连马队奔赴长津湖。敌机轰炸后，战士从雪堆扒出震毙的枣红马，马左臀烙印模糊日文。连长王茂财不知此马原是关东军部队遗弃物资，更不知其肩胛骨还嵌着未取出的子弹。

运输队行进时，新补充的蒙古马踩着冰河上的旧蹄印前进。三十年前日军策东洋马践踏中国土地，三十年后中国士兵骑本地马守护山河——唯那深嵌骨肉的弹片，见证着军马驮负的国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