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苏芳 常江波 范冰洁 汪三贵：多维视角下相对贫困治理的中国探索

作者简介

苏芳，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缓解相对贫困是新时代的民心所向与施政所指。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为防范化解脱贫地区返贫风险，从认知内涵、瞄准困难、推进逻辑与路径选择的总体思路出发，构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相对贫困治理分析框架，提出从经济发展基础到社会要素协同、内生动力到外源动力的持续发展路径。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我国脱贫攻坚的工作重心要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消除整体性绝对贫困之后，脱贫地区存在的贫困将更多是相对贫困，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缓解相对贫困，既是当前巩固脱贫成果与持续减贫的新重点，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目标逐步实现的关键点。因此，深入分析脱贫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问题，探究脱贫地区发展的有效路径，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前，学者们对相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体系探讨较多，但多基于细碎化视角，从内在逻辑探讨相对贫困治理分析框架的研究较为匮乏；从研究区域来看，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多在全国、省域范围开展实证研究，对区域性相对贫困的治理尤其是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行动体系的探索较少。在新征程中，相对贫困的致贫原因和表现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多元，而脱贫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也更需要完整清晰的行动逻辑以做出整体推进和系统优化。因此，本文通过深入剖析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和治理关键，甄别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变化与阻碍，揭示区域相对贫困治理的行动逻辑，确定区域相对贫困治理的系统分析框架和行动机制，为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科学的理论借鉴。

科学认知：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和治理关键

贫困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努力追求破解的永恒主题。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从经济学视角来理解贫困，他们把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的状态视为贫困，认为市场交换的不平等、利益分配的不合理、物价的上涨、资源禀赋的匮乏等会导致贫困[6]。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贫困能够获得直观、明确的认知，但会过于强调经济、技术对发展的作用，且容易忽视社会、文化等更为内在、本质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会对作用方向产生影响。为此，学者们开始从社会学视角理解贫困，认为相对贫困是个体在经济福利、社会发展机会等方面相对不足的状态，具有相对性、复杂性、多维性等多种特性。可以说，社会学视角深化了人们对贫困的认知，是相对贫困理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是否在社会关系中探究社会不平等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则是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根本区别。

要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要回答“什么是相对贫困”，还要回答“如何衡量、识别相对贫困”。当前，不同国家和组织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等角度出发确定了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如欧盟的相对贫困线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多维度识别相对贫困。对我国的相对贫困，学者们一方面主张采用居民收入的一定比例(如40%、50%、60%)作为衡量标准，并提出该比例应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灵活调整；另一方面主张从基本生活需要、社会排斥等多维视角衡量相对贫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相对贫困标准也应是多维的。2020年后，为应对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应采用收入标准为主、其他标准为辅的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在测度时应涵盖经济、社会等多维度和收入、消费等多方面，具体的指标和权重可根据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人口特征等动态调整。

相对贫困因社会比较而产生，具有“相对性”，且其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贫”,还包括非经济层面的“困”(见图1)。要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相对贫困治理应涵盖以下方面：第一，提高收入、扩大消费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首要目标。治理过程中，实现乡村振兴不仅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消费水平，还要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以实现“富裕”，还要不断减少城乡、区域、群体间的差距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第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普及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抓手。治理过程中，一方面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以深刻地改变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人民的发展带来“新机会”“新动能”，为治理相对贫困、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要加强科学技术的普及，以拓展人们的社会网络，让人们更多、更公平地共享技术红利，为治理相对贫困、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支撑。第三，物质和精神共治是相对贫困治理的根本要求。治理过程中，实现乡村振兴不仅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还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提升农业农村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促进物的全面丰富，还要挖掘激发人的潜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第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治理过程中，实现乡村振兴不仅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要推动建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在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全方位改善人民生活，还要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

图1 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方面

精确瞄准：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阻碍与变化

近年来，脱贫地区经济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与幸福感日益提高，但脱贫攻坚的效果仍不稳定。从贫困状态来看，脱贫地区受脱贫攻坚战剩余长尾效应与相对贫困叠加交叉的影响，贫困范围更广、强度更大，且存在收入来源渠道少、内部收入不平等问题。从要素变化来看，以追求更高生活水准或自身消费欲望引发的消费贫困逐步出现，且城乡之间的消费能力存在较大差距。与此同时，因劳动力转移导致的“空心村”现象日益凸显，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建设工作难以开展。此外，脱贫地区劳动力多就业于工业和低端服务业，劳动力自身素质提升与就业转型、被先进技术替代等矛盾的解决仍存在现实困境，且新技术使用所产生的知识鸿沟使贫富分化进一步结构化，为脱贫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带来了多重挑战。

在此背景下，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内涵与方向转移是必然的，治理的广度与深度也需相应的转换。治理目标上，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要从提升收入、消费水平转向完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从提升生存能力转向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转向全方位改善人民生活、满足人民多样化发展需求；治理维度上，要从解决收入贫困为主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即不仅要兜住物质缺乏和收入贫困，还需在思想文化、社会关系等多维治理中下足功夫；治理空间上，要从二元分割治理转向城乡统筹治理，要实现从空间隔离到城乡统一；治理时间上，在相对贫困长期存在的状态下，要探索设计常规性、长期性的制度体系来打好“相对贫困长久战”；治理主体上，要由单向性帮扶逐步转向多元、双向互动共扶，要充分调动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和反哺能力，使脱贫地区获得自我发展的持续动力。

综上所述，未来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需重点关注以下方面：①急需精准靶向和瞄准。要以问题导向为基础，从诊断问题入手，明确发展目标，进行科学调控。②急需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要整合“零散化”研究成果，创新理论研究体系与系统分析框架，实现全面系统理论指导。③急需接续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要在科学的多维行动逻辑下厘清脱贫地区发展的具体要求，明确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

多维推进：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多维逻辑框架

相对贫困治理是一场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综合性系统工程，不仅要有科学的治理结构和经济发展帮扶，更要统筹考虑影响区域平衡稳定发展的关键子系统。在此，本文结合脱贫地区现状，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系统思维，建立了“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四位一体的相对贫困治理分析框架。其中，经济系统为脱贫地区发展提供“经济根基”，社会系统“凝聚力量”，文化系统提供“内源动力”，科技系统提供“外源动力”。在此多维系统逻辑框架下，四大核心要素凝结成“四位一体”良性循环链，推动脱贫地区从“脆弱的系统恢复”转向“有力的系统应对”，从“依赖外界力量”转向“自主积极发展”，从多维与整体视角铸就脱贫地区稳定发展的精神之魂，引领和推动脱贫地区重建良性循环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见图2)。

图2 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分析框架

经济系统在脱贫地区发展中起到稳固基础、构筑经济发展根基的作用，是保证脱贫地区具备发展平台、发展机会的基础力量。绝对贫困的消除强调经济发展的分配性，而相对贫困的缓解侧重于分配的发展性。当前，单纯通过先富群体带动脱贫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已非最佳选择，从提升收入分配与人口的消费能力入手才能更好刺激经济增长潜能。其中，生产是分配的前提，生产条件改善后，经济机会自然增加，分配随之变化。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等的优化，能够提升农户经济获取能力，促进脱贫地区经济产业发展与优化，使当地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此外，由于脱贫地区农户的经济发展机会大多依赖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当产业发展条件不充分时，农户经济发展机会随之减少，在收入分配中更为弱势，造成地区发展非均衡，而如果产业兴旺，经济机会将随之增加。为此，要从收入分配、生产条件、经济机会等环节合力入手，才能更好地稳固经济发展根基。

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脱贫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协调稳定、凝聚各方力量的作用，是保证脱贫地区和谐稳定、均衡发展的重要力量。以人口、消费、区域、阶层等子要素构成的社会系统影响甚至决定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与提升。其中，人口是地区发展的基础，人口数量与人口素质往往与地区经济要素流动相关，人才的抢夺本质在于“人口基数”，人口引流与人才建设能为脱贫地区发展增强内需刺激、提升人力资本供给。其次，消费结构是地区生产力发展、人民多元化需求的反映。当前，脱贫地区消费结构已经逐步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多元化的消费结构对脱贫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多元化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阶层与区域结构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非均衡发展使得脱贫地区内部的社会流动出现较大差异，致使区域、城乡之间结构失衡。为此，要推动地区发展要素互流互通、开放包容、成果共享，以辅助经济力量更快缩小阶层、城乡、地区差距。

文化系统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提供“内生动力”作用，帮助其他子系统主动发力，是维持脱贫地区自主发展、最大效益发展的内生动力。通常而言，人们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的变化会引起区域空间内观念的演进，对其他子系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人民群众而言，如果文化缺失或文化认同存在不足，则会限制其自身潜力发展，使其消极应对公共事务且竞争能力弱；对区域而言，如果缺乏文化自信与精神文化自强，区域发展将很难融入市场经济，且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文化系统的构建旨在通过增强地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保障，激发辖区内人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当前，脱贫地区大多存在小农文化思想，相较封闭的文化模式极易影响地区文化交往与信息传递，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与教育体系高强度渗透将在脱贫地区文化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为此，要积极培育和构建文化软环境，使其联动经济、社会要素实现地区发展内外互动耦合与激励，不断增强脱贫地区经济社会整体机能。

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实现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的引擎，既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突破相对贫困问题的强劲外源动力。科技创新与各要素的合理配置能从整体上提升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其中，技术成果转化能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增强农民群众的自身能力素质和对农业服务的敏感度，提高地区发展整体竞争力；科技创新手段能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实现减贫、扶贫、服务等的精准发力，提高相对贫困治理效率；云技术、互联网数据与教育发展的深度结合，能帮助相对贫困群体树立自我发展思想，促进文化渗透和文化保障落实，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内力。但是，当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系统衔接不到位时，也可能会加大地区发展差距。为此，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与社会、经济、文化系统形成高效的交流和贯穿体系，使经济发展、资源供给、文化信息传递与科技创新形成良性互动与提升。

路径选择：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行动机制

要真正缓解、治理脱贫地区的相对贫困，既要立足现实问题，还需从多维度、多视角合力推进、逐一攻克。针对脱贫地区发展不均衡、经济动力不足等问题，“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相对贫困治理分析框架在考虑地区发展要素基础上，以脱贫地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提出了适配的治理路径(见图3)。

图3 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选择

立足经济维:完善收入分配的公平底线，有力促进脱贫地区公平发展和经济机会提升

从经济层面率先做好基础工作是脱贫地区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之源”。经济层面中财富分配不合理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解决还需从生产资料、收入分配、经济机会等关键要素出发。首先，要处理好“劳动成果”的分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坚持我国基本分配制度的基础上，要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一关键点，重点关注脱贫地区土地流转、农机补贴等生产要素在农户收入分配时因约束问题产生的负向影响；再分配时要加大脱贫地区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保障的财政支出和公共支出；第三次分配环节要以激励性政策推进社会力量尤其是高收入群体参与到相对贫困治理事业。其次，要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要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确保农民平等享有土地权益，赋予农民更多土地权能；要发挥城市生产集聚和商品散地作用，整合优化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推进金融、贸易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要构建城乡互助联动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系统朝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发展机会均等方向发展。最后，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要加强城乡产业合作与协同，推动三产融合和产社融合并进，摆脱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倾向和模式选择中的“产业锁定”现象，激发脱贫地区在产业现代化体系中的内在潜力；要积极打造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品牌质量和商誉，形成农产品生产的规模效应与品牌效应。

协同社会维:培育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协调打造人才发展的平台保障与开放环境

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由人才、社会保障、发展环境组成的层层递进式培育体系，能够为脱贫地区发展提供坚实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社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持，人才是乡村发展、建设、振兴的核心要素，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资源。要构建乡村与城市技能培训机制、跨区域的人才交流学习机制，使人才、技术、经验等要素落地脱贫地区；要畅通人才流动渠道，以看得见的激励鼓励乡贤人才回归创业，支持城市人才“上山下乡”。其次，社会进步应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通过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基础的“防”与“兜”功能，逐步从生存保障型向生计能力提升、精神文化丰富等综合性发展保障转变；要持续推进全面覆盖的多元化社会救助制度来预防多重风险，并帮助脱贫地区搭建“保障+救助”式多重防范体系。最后，社会和谐离不开包容开放与公平的社会环境，而城乡、阶层发展差距是制约区域包容性发展主要壁垒。要促进区域内社会保障统筹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要关注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推动区域公共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的统一衔接；要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乡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同等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有序实现常住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为脱贫地区发展提供动力。

注入文化维:培育经济发展的内在“精气神”，由内到外凝聚脱贫地区基层发展内生动力

对脱贫地区来说，锻造出地区自主发展的强大精神内力，脱贫人口才有底气自主面临风险与挑战。首先，要积极营造多元包容、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要强化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引导宣传，增强脱贫地区人民对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认同，促使其从“外源性”帮扶到“内生性”自主转变；要健全文化学习和社会道德评价体系，鼓励发展致富的浓厚文化氛围，实现减贫发展的良性互动；要重视区域与个体、城乡间文化的协调促进，引导脱贫地区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体系，减少文化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其次，要做好教育对头脑的文化武装，不断提升人民的思想素质。要加强脱贫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投入，推动实现城乡和区域教育的均衡化发展；要加强对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的保障与发展问题，不断为人才发展积淀力量；对不同状态、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教育保障要分类实施，要把贫困人口内生力量的培育作为减缓相对贫困的根本之策。最后，要发展壮大区域文化产业，推动实现物质精神的共同富裕。要立足脱贫地区实际，以乡村或城镇特色文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休闲旅游、田园景观等特色项目为主进行价值创造转化；要强化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耦合，实现多产业跨界融合，推进脱贫地区从文化氛围到文化保障，走文化振兴的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贯穿科技维:打造经济发展的强劲“生产力”，协同各系统推出脱贫地区智能化减贫新样态

科技创新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力载体和重要手段，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不仅能为脱贫地区的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还能为减轻地区发展差距提供重要支撑。首先，科技投入是区域科技进步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和条件支撑。要做好地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减轻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与发展差距；要做好数字信息与科技项目的对接与培训工作，注重项目内容与脱贫地区发展实际的吻合度以及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可操作性和可延续性，同时要兼顾相对贫困群体的精准识别与扶持。其次，科技成果转化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途径。要引导科研机构搭建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平台，并积极向脱贫地区人民指导及培训，打破科技成果使用的“知识门槛”,真正帮助脱贫地区催生新动能、解决新问题；要设立科技成果推广专项资金，吸引鼓励优秀科研团队深入地区或产业，并建设相关科技扶贫引领示范基地，实现脱贫地区科技成果服务和受益全覆盖。最后，科技成果的贯穿与应用是脱贫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有力支撑。要不断优化科技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对培养开发科技人才的思想认识；要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合理安排科创治贫资金结构，使科创资金投入实现多维多路径推进；要开展科技成果集成研究，构建覆盖脱贫地区发展所需的多元化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并做好科创减贫项目支持、人才激励与科技知识应用培训，为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常态化、长效化的外源动力。

结语

相对贫困治理相较于绝对贫困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其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多层次、分散性、对比性”等复杂特征中，还体现在贫困治理的阶段性变化和新的挑战。而以脱贫地区为视角厘清相对贫困治理脉络，不仅是化解新时期脱贫地区内部发展矛盾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优先任务。本文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四位一体框架体系的构建和运用，为脱贫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整体性的系统思考，为其相对贫困治理疏通了基本的逻辑脉络，但缺少对四位一体框架中各子要素的更多细分类别的斟酌与考虑，且未结合当下国家发展战略探索更细化、更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在2035年，要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等目标，不仅要在理论上厘清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涵与目标，明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关系，更要围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等现实需求，探索乡村地区尤其是脱贫地区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未来，将全面打通各系统之间的联系，力争全面深入细致地剖析多要素多目标下的相对贫困治理路径。并兼顾脱贫地区特殊性与普遍性，兼顾脱贫地区与农户个体全面协调发展，探讨政治、生态等要素与“四位一体”框架之间的耦合协同关系，以期更为全面细致地揭示本文中“四位一体”框架在缓解相对贫困、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内在机理与经济、社会效应，进而为该体系框架的减贫监测与评估体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