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链融合 | 高校如何打破“校企合作”的旧困局？

近日，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主办的“构建高等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生态研讨会”上，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地方高校研究分会理事长屈凌波教授接受记者采访，就当前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如何以产教深度融合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地方高校在这一变革中的关键角色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地方高校研究分会理事长屈凌波教授

Q：《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塑造产教融合新形态”，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深层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您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新生态构建”在这一转型中的核心内涵？“新”体现在哪些关键逻辑或系统机制的重构中？

屈凌波：“高质量发展新生态”的核心特征，在于推动高等教育从传统的封闭体系走向开放协同，实现与科技、产业、社会各要素的深度嵌合与价值共创。这不仅意味着人才培养要更紧密地对接产业需求，更强调高校要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创新策源地和价值共创者。

“新”主要体现在关键逻辑和系统机制的重构上。在逻辑层面，它从简单的“供需对接” 升级为“五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的系统性耦合，并转向 “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实践范式；运行逻辑也从“以学科建设为中心”逐步走向“以服务区域战略和产业发展为核心”，从“学校自转”迈向“产业牵引、校地共建”的外向型联动。

在系统机制层面，体现在治理机制的重构，即构建“多元主体价值共生”的协同治理体系，通过平台型组织、共建型制度安排以及透明的绩效机制，确保各方权责利清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需要深化课程体系创新，探索项目式教学，并夯实“五金新基建”；以及空间载体的创新，打造“物理—数字共同体”，实现虚实融合的沉浸式学习场景，最终以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教育全链条，激活各方内生动力，形成结构联动、机制协同、价值共创的教育发展新格局。

Q：您指出在实践层面，高校在产教融合方面面临“科研与产业需求偏差、课程滞后技术迭代、评价激励不足”三重困境。这些问题的本质是机制性障碍还是结构性矛盾？对于资源相对有限的民办高校而言，突破这些困境的优先路径是什么？

屈凌波：这三重困境既有机制性障碍，更有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从机制上看，“校热企冷”现象、合作权责利不明、绩效评价失真等问题，抑制了校企深度合作的动力。而从结构上看，则反映出教育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技术研发方向上的适配度不足，以及空间载体功能单一等问题，这些是更根本的挑战。

对于资源相对有限的民办高校而言，突破这些困境的优先路径在于“精准定位”与“特色发展”。首先是锚定区域产业需求，通过深入调研和数据分析，识别地方经济的“痛点”和“增长点”，将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的精准匹配；其次是创新协同机制，民办高校应发挥其体制机制的灵活性，积极探索轻量化、模块化的合作模式，例如以任务包、工作坊为单位，降低企业参与门槛，并通过“共同价值契约”深化校企利益融合；同时，要借力数字化赋能，利用智能化平台破解“信息孤岛”，实现资源高效匹配，为个性化培养和虚实融合的实践提供支撑，从而在有限资源下实现产教融合的“小步快跑”和“精准发力”。

Q：您提出“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五链融合，其深层逻辑是什么？从实践层面看，激活“五链”融合的首要突破口应聚焦哪一链？又如何通过这一链条的激活带动其他链条形成“化学反应”？

屈凌波：“五链融合”中，创新链决定动能源头，产业链决定应用方向，人才链承接供给输出，政策链构建环境支撑，资金链保障运行效率。其深层逻辑，在于打破教育链与产业链长期“并行不交、各自为政”的状态，用系统协同的思维方式重构高等教育与地方发展的耦合机制：即创新成果能尽快转化为产业动能，产业需求能精准引导人才培养，人才又能反哺产业创新，而政策和资金则为整个循环提供保障和激励。这不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要实现“化学反应”，让各链条在互动中催生新质生产力，最终服务于教育强国和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实践层面看，激活“五链”融合的首要突破口应聚焦于产业链，它最贴近现实需求、最具市场导向、最能形成“正反馈”。一旦高校真正嵌入区域产业链条，围绕企业“真问题”开展科研攻关与人才培养，其他链条将被“倒逼激活”。创新链将转向“应用导向型研发”；人才链将聚焦“岗位能力型培养”；政策链会更精准聚焦“激励与放权”；资金链则向有价值产出流动，驱动更多投入。通过“以链带链”，可以实现产教融合从“结构对接”向“功能共创”的跃升，推动整个生态的良性循环。

Q：您提到“构建高质量发展新生态”的关键在于“协同力”。面对当前高校“重知识轻能力”的培养惯性与企业参与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如何实现“双向奔赴”的协同共建？

屈凌波：“协同力”不是单向供给，而是双向激发。过去高校在产教融合中存在的最大障碍，不是缺资源、缺政策，而是“协同力”不足——教师不熟悉产业逻辑，企业不了解教育规律，导致双方各说各话、难以合拍。

要破局，第一步是高校机制的内部重构。长期以来，高校以科研成果为导向，形成了“重知识传授、轻能力生成”的隐性文化结构。要打破这一惯性，必须推动教学与科研组织方式的同步转型，将真实项目、真实任务、真实场景引入课堂，从“教材里找案例”转向“现场中找课题”，鼓励教师在解决产业实际问题中提升实践教学能力与应用转化能力。

第二步是企业外部动力激活。要让企业从“参与者”转变为“育人共同体的责任主体”，关键在于构建利益共生机制。这需要通过制度化设计将企业的技术需求、岗位标准、技能评价等内容反向嵌入人才培养体系，精准转化为教学目标与课程模块。更重要的是，要构筑“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利益共享” 的闭环生态链。只有当企业切实看到，通过与高校共建，不仅可以获得匹配岗位的高素质人才，还能参与研发共创、共享专利转化、获得技术服务收益，协作才会从“被动配合”转向“长期战略投资”，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动力。归根结底，只有建立起“愿协同、能协同、真协同”的制度体系，高质量发展新生态才能真正落地。

Q：“创新”是驱动高质量发展新生态的关键，项目式、探究式教学模式与传统课堂的最大差异在于其“开放性”。高校在教学管理、学分认定、质量评估等方面需作出哪些系统性调整，才能适应这种开放性，并平衡知识系统性与产业适应性之间的关系？

屈凌波：项目式、探究式教学模式与传统课堂的最大差异，确实在于其“开放性”——它将学习置于真实、复杂的问题情境中，结果不完全预设，过程充满探索。为适应这种“开放性”，高校在教学管理方面，需要从固定化转向弹性化。

例如，课程周期应与项目周期动态匹配，教师角色也应由“知识传授者”转变为“任务引导者”与“项目导师”，同时鼓励跨学科、跨专业教学团队协作，共同构建复杂场景下的知识生成路径；在学分认定方面，要从“学时换学分”走向“能力换学分”。可以将学生参与的真实企业项目、创新任务、团队协作成效等作为重要评价依据，探索“项目成果+行业反馈+学生反思”三位一体的认定方式，推动“微证书”“能力画像”等多样化学习成果认证；在质量评估方面，应从“知识点考核”转向“能力产出导向”，构建包含产业专家、校内教师、学生自评等多方参与的复合型评价体系。重点考查学生在真实问题中表现出的技术迁移能力、综合解决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在课程结构设计方面，建议构建“专业主干+方向模块+项目实践”的动态组合，既保障学科基础的系统性，又提升对产业需求变化的快速适配能力。通过以“场景”为本构建教学内容、以“任务”为引激发学生动能，实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良性循环。

本质上，这是一场“全链条式”的教学治理重构。只有打通管理机制、评价机制、资源机制之间的反馈通道，才能真正实现从“教知识”向“育能力”的系统跃迁，为高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可持续的创新动能。

Q：您提到要通过“赋能”激发各方内在动力，尤其以数字革命引领产教融合新范式。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的背景下，智能化平台如何有效破解产教融合的“信息堵点”，实现“产业需求—人才培养—岗位匹配”的精准对接？

屈凌波：传统产教对接的主要障碍，并非理念认知上的分歧，而在“信息不对称”与“协同机制失联”。企业往往难以掌握高校真实的教学能力，高校也难以及时捕捉岗位需求的动态变化，学生更缺少精准对接的通道与反馈路径。智能化平台的作用，不仅在于“打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数据通道，更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资源的高效流转与精准匹配。

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与AI算法，平台可实时汇聚产业端的技能需求、技术演进趋势，形成动态更新的“人才需求图谱”和“急缺技能清单”，为高校课程结构调整提供方向引导，成为教育系统的“产业雷达”；另一方面，平台可以嵌入“能力画像”“学习曲线”“岗位适配度”等智能模块，推动教学由统一路径向个性成长转型。通过个性化学习推荐与任务派发，为学生定制与企业岗位匹配的发展路径，同时将其实践数据(如项目成果、协作表现、行业反馈)回流至教学系统，形成“以数促教、数据驱动优化”的治理闭环。

更重要的是，这种平台不是技术工具的堆叠，而是教育治理逻辑的重构。数字平台作为产教之间的“连接器”，不仅实现了课程内容与产业场景的实时联动，更促使高校从“按课表教学”向“按产业任务教学”转型，实现协同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可以说，数字赋能的真正使命，是用平台重构信任、用数据生成共识、用算法推动协同，为高质量发展新生态注入持续动力。

采访人：福建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高级记者 赵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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