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的医疗官司

文/图 杜先福

好孩子糊里糊涂赴黄泉

遭厄运幸福之家陷深渊

9岁的陈一鸣是个好孩子。他有一个幸福的家。他有爱他的爸爸，他有爱他的妈妈。他爸爸陈荣友1987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新闻系，后来分配到郑州一家金融系统工作，后来便和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的邢炜结了婚。1990年2月4日，陈一鸣“呱呱”坠地，爸爸妈妈十分喜爱，把他视为掌上明珠。一鸣爸妈都是从山区读书考进大学而进入城市的，家里没有任何经济基础，仅靠微薄的工资很难摆脱经济的窘境。一鸣的爸爸就忍痛下海，办起了公司。但是，文人办公司缺乏冒险精神和“背水作战”的胆量，发财的愿望与现实总是相去甚远，干了好几年却没挣到多少钱，甚至连住房都没有，只能到处租房。从一鸣出世到99年，他们的家竟搬迁了5次。为了事业，年仅7个月的一鸣被爸妈送到很远的姥姥那里，3岁后又才回到爸妈身边。

一鸣渐渐地大了。一鸣读书了，成绩很好。也许是秉承父志的缘故，一鸣的作文特别好。8岁时就在省级晚报上发表了文章。学校里很多人都知道，郑州市纬五路一小三(二)班有个“小神童”。2000年6月，“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团中央、中国青基会、教育艺术杂志社、希望月报杂志社”给一鸣同学寄来一份荣誉证书，一鸣的“今天我当家”获首届“希望杯”中国青少年作文竞赛一等奖。可是，荣誉却来得太迟太迟，一鸣没能看到自己这个崇高的荣誉。一鸣死了。一鸣死时离他10岁生日还差37天。

事情发生在1999年12月4日。这天早晨，一鸣叫喊肚子疼，爸爸妈妈赶紧把他送去郑州市儿童医院就诊。8点钟到医院，门诊诊断为阑尾炎并腹膜炎，当即住院治疗。一鸣很勇敢，也很坚强。前院后院、解溲爬楼，爸爸要扶他，他都不要。他说，割阑尾算啥嘛，我不怕。下午3点，爸爸妈妈把一鸣送到手术室门口，一鸣还说，爸爸，妈妈，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就出来。

然而，一鸣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5点半钟，一鸣从手术室推了出来。因是全麻，人还没清醒。多少有些医学常识的陈荣友要求将儿子留在手术室或监护室观察，等一鸣麻醉清醒了再回病房。医生们说，今天是星期六，大家都等着回家，手术室和监护室没人，不让住。手术大夫侯广军说：“手术很顺利，注意明天早上一定要下床活动。”

病人在医院，一切都得听医生的，这是所有医院的规矩。陈荣友见医生们认为他儿子手术很顺利，且“明天早上就可下床活动”，便听从医生安排，让儿子回到了病房。

可是，没过多久，陈荣友夫妇就感觉不对劲。孩子呼吸困难，喉咙里好象有痰，象那种憋得透不过气的症状。夫妻俩赶紧喊来护士李冬青，李冬青又请来值班医生邵雷鹏，邵医生探身看了看一鸣，说“没事没事，生命体征正常”。陈荣友夫妇凭感觉认为孩子喉咙堵了痰，要求吸痰。邵医生说：“不用吸，孩子这么大了，有能力自己咳出来，吸了对喉咙有损害。”陈荣友夫妇坚持要求吸痰，邵却说“我说没事就没事，有事我负责”。然后扬长而去。

6点半，陈荣友夫妇发现孩子呼吸更加困难，手指、嘴唇发紫，邢炜见儿子这个样子，当即就哭了。他们赶紧到处找护士，可是，五楼病区有21个住院病人，且危重者20人，却只有一名身怀有孕的护士，先前那位邵医生又在4楼值班，好不容易找来了护士，护士测心率160次/分，呼吸58次/分(后来经请教专家，这时孩子已十分危险，应立即抢救)，护士打电话请示邵医生，邵在电话里让给孩子鼻导管吸氧，继续观察。

7点，一鸣的状况更加糟糕，陈荣友夫妇始终怀疑孩子喉咙里有痰，请求找大夫来查看，护士却说大夫“现在都不在，没法找。再说孩子也不是啥大病，没事不要大呼小叫的”。

7点半，孩子更不行了，护士被请来，也许觉得确实有点严重，这才找来麻醉师贾英萍，贾没做任何检查，只是看了看，说“患儿正常麻醉快醒了。”(据事后贾说，当时她拍了拍陈一鸣的脸喊了两声“陈一鸣，陈一鸣”，陈一鸣好象“嗯”了一声，所以她认为陈一鸣麻醉快醒了，没什么大事)

8点半，孩子喉咙堵塞，四脚、嘴唇发凉，邻床病友陈峰翻开孩子衣服，发现肚皮都青紫了，说孩子很危险，快找医生。陈荣友夫妇一看，孩子牙齿紧咬，口来白沫，濒临死亡。他们急了，大喊护士，大叫医生。然而，没有一个医生到场。可悲的是，好不容易找来了吸痰机，然而医院里的人竟找不到电源插座，找到了电源插座，可是试机而吸痰机又是坏的。20多分钟后，给陈一鸣主刀的大夫侯广军赶了来，说“全麻就是这样，有痰不吸咳不出，说出事就出事”。为了把孩子从5楼转到6楼重症监护室抢救，需要坐电梯，然而却找不到拿电梯钥匙的人。半小时后，即9点40左右，行同死亡的陈一鸣才被转到了外科重症监护室。由于孩子窒息太久，血脉几乎没有流通了，要打针，却找不到针眼，先是割开静脉，不行，又做锁骨下静脉穿刺，最后，儿子身上到处插上了管子，鼻孔、脖颈、锁骨处、腹部、下身，整个人全靠这五根管子贯通，然而，却仍无济于事。5日凌晨，医院给病人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告诉陈荣友夫妇，赶快筹钱，今天就得一万多元，没钱给不了药。陈荣友夫妇立即就去筹钱，把一鸣爷爷、姥姥、姥爷养老的钱全都拿了出来，一共84800元，全部上到了医院的帐上。

陈荣友夫妇满心希望用那些钱把孩子的生命挽留，寄希望于医院全力以赴，可是医院里却这药也缺，那药也没有，开了处方，叫病人家属到其它医院购买。已经家贫如洗的陈荣友，外购药没钱，要求从医院的帐上拿点钱出来，医院称，病人没出院，入了帐的钱不能往外拿。陈荣友只好咬牙找亲友借。为了给孩子买药，他跑遍了郑州大小20多家医院，郑州没有的药，他竟寄希望于郑州的周边县市，登封、荥阳，甚至一些乡镇医院，他都跑了去。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做父亲的，就是割自己的肉、放自己的血，他也在所不辞。

一鸣的妈妈邢炜，更是苦苦期盼儿子早早醒来。母亲每时每刻流着眼泪，以心灵祈祷死神不要走近儿子，如果可能，她甚至会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地狱的大门，阻止死神拉走她的儿子。她随时随地都想象着儿子醒来后第一句话说的是“妈妈我饿”，于是，她买来奶粉，买来小米汤，专为儿子买了个大大的保温瓶，不断地给儿子熬好小米汤，等儿子醒来好喝。

然而，一鸣再也没有醒来。妈妈给她买来那么多的奶粉，还有那么多的小米汤，他连看都没有看一眼。12月28日，医院叫陈荣友再去筹钱，说是孩子的命保住了，需要钱保证脑康复，陈荣友夫妇愁苦地表示，就是大人不吃不喝，也要设法筹钱来治孩子的病。

然而，就在陈荣友全家四处奔走跑来仅够三天的药费钱时，医院却于29日下午2时宣布，孩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已经死亡。

沉重的打击把邢炜击倒了，她当即昏了过去，苏醒后，她偷偷跑回家，割腕在墙上写下两个“恨”字，准备自杀，第二个恨字尚未写完，幸被家人发现，悲剧才未发生。从此，邢炜便患上了轻度精神分裂症。

这个原本十分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掉进了痛苦的无限深渊。

三样鉴定结论各不相同

内中蹊跷到底谁是谁非

人死不能复生，陈荣友深深懂得这个自然法则。孩子在医院的20多天里，他一直克制自己“不给医院添乱增加麻烦”，他怕自己和家人“态度不好得罪院方而有害孩子的生命健康”，他要求自己和家人就是在别的病人面前也不要表现出对医院有什么“不恭”，他满心希望这样便能获得院方的同情而对孩子的抢救尽心尽责。他把孩子手术后三小时内喉咙有痰的怀疑及其因怀疑而滋生的怨恨深深地埋在心底，克制再克制，忍让再忍让，然而，这却根本无济于事，孩子从离开手术室起，就再也没有重返人间。孩子就这样死了。家人陷入极度悲痛之中，一直心存怀疑的陈荣友在孩子死后当天下午就请教了多名专家，专家告诉他：患儿全身麻醉未完全清醒期，有咽喉迟钝、舌后坠或咽喉分泌物增多及胃反流物积存等反应，引起通气不良，因此，必须时刻注意及时吸痰，使气管保持畅通，这是最基本的医学常规。专家的解释还不够，陈荣友又找来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小儿麻醉学》、《外科学》、《外科手术学》，这些精典的教科书与专家的解释完全一样。陈荣友终于明白：他儿子手术后出现的那些症状，完全是常识性的问题。而诺大的郑州市儿童医院，居然犯的全是常识性错误。这就等于法律术语所说，明知某种危害结果发生，却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这不就等于犯罪吗？

陈荣友十分气愤。第二天，即12月30日，他根据自己已懂得的常识，向郑州市儿童医院讨要说法，院方却很干脆地回答他说：我们的诊断正确，抢救及时，无可挑剔，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还说，孩子病情凶险，我们已创造了奇迹。

“一个简单的阑尾手术，竟要了儿子的命，这就是郑州市儿童医院创造的奇迹！”，陈荣友气愤地说，“这种奇迹，也只有郑州市儿童医院才创造得出来！”他怒不可遏，指着12月4日医院的护士夜班报告本上记载的“下午6点患儿出现痰多，通知值班医生看后，指示不做特殊处理，继续观察”质问院方，院方却说那是护士记错了。陈荣友不仅质疑，诺大的医院，连个简单的病历都会记错，这不是太滑稽了吗？

病历清清楚楚记载着“患儿出现痰多”，院方却作出荒唐的解释，陈荣友夫妇悲愤交加，他们表示，要把孩子的尸体冰冻起来，一定要为儿子讨个公道。12月30日下午，陈荣友即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要求，向郑州市卫生局递交了尸体解剖申请。次日上午10时，市卫生局指定郑州市检察院技术处尸检，尸检人员赵朝胜(负责拍照)，马占京(解剖)，王会民(观察)来到市儿童医院病理室，对陈一鸣的尸体做了详尽解剖。解剖结束时，陈荣友问结果什么时候出来，王会民回答，最快一周，最慢30天。

然而，30天过去了，结果没有出来；60天又过去了，结果还是没有出来。陈荣友去追问王会民，王却说：死因查不出来。直到3月7日，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才以“郑检技法医鉴字(2000)第7号”送达了《关于陈一鸣死亡的法医学鉴定》，这份鉴定称，2000年3月3日下午，邀请了河南多家医科大学、多家医院专家教授和政法几家法医参加的、依据陈一鸣的住院病历进行分析的研究会，鉴定结论为“陈一鸣因患阑尾炎，合并阑尾坏疽、穿孔、化脓、弥漫性腹膜炎至中毒性休克，最终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鉴定法医王会民签名盖章，还有一名法医卫伟有签名而未盖章。当初主刀解剖的马占京却既没签名也未盖章。

拿到这份鉴定，陈荣友夫妇更加气愤。陈荣友说，鉴定中所列的那些专家教授，依据的是医院的病历，他们并没看到解剖的尸体，他们有什么权力定性。这难道是专家教授们的职业道德使然吗。既然鉴定只能依据医院病历，那么解剖尸体干什么，孩子死了，还那么残忍地把尸体割得千疮百孔，这人道吗？陈荣友一致认为，这个鉴定极不科学，更不公正，这里边一定有猫腻。后来，主刀解剖的马占京法医秉公行使自己的职权，出具了一份加盖了“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鉴定专用章”的“关于对郑检法医鉴字(2000)第7号陈一鸣死亡法医学鉴定的意见”，这份由马法医签了名盖了章的鉴定，充分证明了陈荣友当初的怀疑的正确性。并且，马法医还坦然地对媒体说，那份鉴定(即第7号鉴定)不代表我的意见，与我看到的事实不符，我拒绝签字！而这份签了名的鉴定，才真实地记录了陈一鸣的死因。鉴定称，根据案情、病历材料、解剖所见及法医病理诊断，死者患急性阑尾炎并腹膜炎，手术前后诊断正确。解剖及病理检验证明，陈一鸣死亡的原因是“下呼吸道有阻塞造成呼吸不畅”。而且还进一步证明死者陈一鸣“阑尾炎症仅表现在阑尾本身组织，尚未达到漫延全腹的过程”。也就是说，陈一鸣的阑尾炎并不是那十几位专家教授凭书面病历所说的“坏疽、穿孔、化脓、弥漫性腹膜炎致中毒休克”，而是“在麻醉未完全清醒期内，生前机体出现渐进性缺氧过程，最后出现抽泣样呼吸，导致呼吸衰竭，继而循环衰竭，虽经多方抢救无效，在手术后25日死亡”。马法医在对媒体公布时也说，他的鉴定证明，陈一鸣术后神志不清是因为麻醉剂量太多，痰多，并且未采取吸痰措施，患儿呼吸受阻，缺氧导致抽泣样呼吸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

马法医的正义让陈荣友感动得泪流满面。也增添了他为儿子讨回说法的信心。2000年4月22日，他以医疗侵害为由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郑州市儿童医院赔偿各种损失502万元。

为了获得公正的鉴定结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对陈一鸣的死亡重新解剖鉴定。2000年6月13日，研究所研究员陈忆九、法医师刘宁国赶到郑州儿童医院。尽管陈一鸣的尸体已在前次解剖时弄得百孔千疮且脏器不全了，司法剖的鉴定人员还是作出了比郑州市检察院所作的(2000)第7号鉴定较为科学的鉴定。鉴定称，“陈一鸣术后3小时内出现一个渐进性缺氧过程，若经治医院在手术中进行无创脉率一血氧饱和度(SPO2)监测，术毕返回病房后立即给予吸氧、血氧饱和度监测和有效的抗生素应用等措施，则可以减少患儿机体缺氧状态的发生和早期发现严重呼吸功能不全。

陈荣友认为，司法部的鉴定致少可以说明，郑州市儿童医院犯了常识性错误，导致了他儿子死亡。因此，他对为儿子讨回公道充满了信心。

2000年11月10日，“陈一鸣案”在郑州市中级法院审判大厅开庭审理。郑州市儿童医院出动几辆专车送去上百人参加旁听，审理中旁听人员击掌四次，喧哗、哄堂大笑无数次。当天，来自全国17个省市几十名患者、北京及河南本地20多家新闻媒体记者亲睹了法庭热闹的场景，无不感到惊愕！

最后，法庭宣布，将择日宣判。陈荣友说，无论法院怎样判决，胜诉了，赔他的钱，他将全部捐给中国消费者协会，建立陈一鸣儿童医疗伤害基金，专门援助那些被医疗事故伤害的儿童讨回公道，以此延长他儿子的生命。

七米帐单隐藏诸多疑点

对簿公堂法律不予支持

孩子死后，陈荣友忙于为儿子讨说法，暂时未顾及与医院结帐。之后，当他到医院结算时，他又一次惊呆了。他存入医院的84800元，结帐时只剩下645元了。陈荣友不知道那么多钱都被医院怎么开销了，要求核对帐目，医院却坚决拒绝，说医院是特殊行业，收费项目多，没法与患者核对。还称“不给患者核对帐目是惯例，我们从来都这样”，后来，陈荣友跑了几十趟，才跑来了两套24页长达7.56米的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总帐单。首先，他发现这两套帐单的总和竟不相符，金额相差6000多元。他对儿子住院所产生的费用产生了质疑，他先了解和熟悉了医院的收费程序，并找来了河南省医疗收费的标准，经过整整7天的核对，发现了帐单中的许多问题。首先是帐日混乱，儿子12月29日就已死亡，可30日的收费仍赫然在目。二是重复收费，如进口呼吸机每天收费是720元，而12月8日、14日、21日均出现了两次收费，即每天收费1440元。三是巧立名目高收费。如输血所需的血液、血浆全是患属花钱外购的，可医院提供的帐单上，12月5日的输血费用竟记录了三次，总计1740元。四是张冠李戴。如郑州市儿童医院的血气分析仪坏了，从12月7日至29日，所有的血气分析都是患属花钱在别的医院做的，每次150元，共20多次，可这个钱，竟全部记在了儿童医院的帐上。更为可笑的是，只能对传染病人收取的“终末消毒费”110.30元也出现在了陈一鸣这个阑尾患儿身上。所有这些，郑州儿童医院的解释是：微机有毛病致使帐目不符。

陈荣友对此当然十分愤慨。在儿子的伤害官司尚无定论时，他又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郑州市儿童医院以欺诈手段强行多收医疗费，侵犯患者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要求被告向患者家属赔礼道歉，并依照《消法》规定对向患者多收的费用6336.3元实施“1＋1”赔偿。

2000年8月30日下午3点，“七米帐单案”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象前述即后来的“伤害赔偿案”开庭那样，郑州市儿童医院派专车送了几十人到法庭，将座位抢占一空。审理中，旁听席上有人8次向审判席的代理人递纸条，三次击掌喧哗。北京、河南本地20多名记者对法官就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置若罔闻深感不解。

2000年12月7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法院认为：陈一鸣对医院提供的物品未实际使用的情况下，仍然收费，缺乏事实及收费依据，已经收取的费用被告应当如数予以退还。因本案非名誉侵权及原、被告医疗收费纠纷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故原告要求赔礼道歉及给予“1+1”赔偿，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出示全部处方、单据及划价收费原始凭证，并交付复印件一套，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关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陈一鸣被漏记了的会诊费用，证据充足，原告应当予以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相关条款，判决：一、被告退还多收原告的医疗费110.30元(即那笔“终末消毒费”──笔者注)；二、原告支付被告会诊费787元。以上一、二项合并冲抵后，原告应再支付被告人民币677.30元。案件受理费500元，由被告负担，本案反诉费340元，原告负担200元，被告负担140元。

综上判决，就是说，陈荣友结算时在医院余下的645元，冲抵医院漏记的所谓“会诊费”后，尚还差医院22.30元。也就是说，他那84800元一分拿不回来，还要倒欠医院几十元。并且，还要承担200元诉论费。

一纸不受《消法》调整的判决，使陈荣友领会了“惨败”的真正滋味。尽管有消协、法学研究工作者、律师、专家教授等一致认为医疗收费应受《消法》调整，然而法院就是认为其不受《消法》调整，陈荣友又能奈得其何。《消法》没有明文规定医疗收费应受其调整，法院当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而运用别的法律来判案了。既然医疗收费不受《消法》调整，医院就是以收费的名义割患者的肉放患者的血，也不会有谁来管。你陈荣友被多收了费用，活该！谁叫你儿子要得病，谁叫你把儿子送去医院！

什么叫悲哀，这才叫悲哀，这不仅是陈荣友一家的悲哀，也是更多无助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的悲哀。

哀大莫过于心死。一时间，陈荣友真想走极端，以极端的手段“震荡”天理的不公，也以极端的手段结束了自己。不能为儿子讨回公道，他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

他真想随儿子去，他真想完结了自己，他认为除此而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于是，2001年1月17日，他给北京的一家报社打去电话，称“我们一家人活不下去了”，堂堂男儿汉，在电话里，除了哭还是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陈荣友，他太悲愤了，他太伤心了，他除了抛洒泪水祭奠逝去的儿子，他还能干什么！

无辜生命岂能仅是媒体炒作材料

刚强父母决心泣血挑战医疗公害

《消法》调整不了医疗收费的判决一出，舆论大哗。北京、河南本地多家媒体纷纷报道评述，有媒体开辟《消法管不了医疗纠纷》予以讨论。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竖昆发表观点说：“近年来，社会上对医患纠纷是否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争论很大，把医疗收费纠纷明白武断地排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之外，还没听说过。医患纠纷中的医疗收费纠纷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事情。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异议。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的‘医疗收费纠纷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的判决于法不合，于理不通。”

还有媒体呼吁“乱收费应适用《消法》，知情权应得到保护”，更有律师愿意免费为陈荣友提供法律援助。

陈荣友为四方八面的声援而感动。就“七米帐单一案”已经提起上诉。等待开庭的过程中，他作了冷静的思考，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世界上最珍贵的莫过于人的生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暂时交给他人保管，如乘坐飞机、轮船，或因病住进医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一切都将由他人的行为来决定。而对这些人的行为约束，只能依靠社会完善的法律来规范和约束。我的儿子死了，表面上看，是几个医务人员的疏忽大意造成的，但实质上却是医疗行业法制不完善、使医务人员降低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力所造成。这一点，很多医务人员自己也很明白。正是这样，才有郑州市儿童医院那么多人参加庭审时的藐视法律之举，因为他们害怕法律对他们的行为予以约束，他们要挑战法律。正是这样，由这些良心不存、责任缺失、道德沦丧的医务人员造成的医疗公害，才给受害者造成了无边的痛苦。这正是医疗行业过分保护的机制所造成的恶果。医疗行业要维护他们的保护机制，他们当然就要挑战法律。既然这样，广大受众尤其是遭受医疗公害痛苦的受害者为什么不勇敢地站出来挑战医疗公害呢！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陈荣友决心站出来，挺直腰，“以卵击石”地向医疗公害发起攻击。他向社会宣布，他将采取行动：团结、凝聚一切正直、有责任感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乃至医务工作者，盯住三五个案件，打赢一两场官司，出版一两本书籍，创设“儿童医疗伤害基金”，向医疗公害发起猛烈的正面进攻。陈荣友在他这份“挑战医疗公害”的宣言里说，我深信，虽然我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必将意义深远，价值永存。

据悉，陈荣友的“挑战医疗公害宣言”已在郑州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纷纷声援陈荣友夫妇挑战医疗公害的大会已在郑州举行。由众多律师和新闻媒体组成的陈荣友夫妇挑战医疗公害法律援助团和郑州大学学生组成的挑战医疗公害青年志愿团也已成立。陈荣友已联合了13名志同道合的记者、律师、社会工作者成立了医患纠纷研究会，探讨调整医患关系的可行途径和科学体制，为决策层提供决策依据。

陈荣友说，他一家抗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捍卫生命权，维护生命尊严，还一个死不瞑目的十岁儿童以公道，使陈一鸣第二、陈一鸣第三永远不再发生！

是的，陈荣友处于弱势地位，他的行为可能是“以卵击石”，但是，终有一天，他的行为必将产生巨大能量，相信有一天，“石破天惊”的时候，人们就会公认他，陈荣友，好样的！

好样的，陈荣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