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记住她！向全世界传播日寇罪行，被迫饮弹自尽结年仅36岁

2004年11月9号，美国加州洛斯盖多斯一处挺偏的公路边，一声枪响划破了清晨的薄雾，36岁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把黑色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了扳机，滚烫的子弹穿过头颅，带走了她所有的痛苦和坚持，也留下了一个到今天还让无数读者心口发紧的疑问：她到底被什么逼上了绝路。

现场没找到遗书，副驾驶座上就一张发黄的老照片，1937年南京城门外，一个婴儿被日本兵的刺刀挑着，画面很模糊，但看着就喘不过气，照片背面，张纯如用蓝色墨水很潦草地写了一行字，“如果我倒下，请替他们继续呼吸”。

好多人知道她，是因为那本震动西方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1997年12月，正好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的英文书在北美头回卖，没明星站台，也没流量炒作，首印就一万五千册，结果一个月就冲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连着十个礼拜都在榜上。 美国主流媒体第一次用这么醒目的方式讨论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想否认都来不及，因为书里每一页都钉着史料跟照片，像一把钝刀，缓慢却坚定地切开被刻意掩埋的伤口。

想搞明白这声枪响，时间得倒回1994年冬天，那时候张纯如才26岁，还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实习记者，在加州一个图书馆的摄影展上，她头一次看见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那些没穿衣服的女人，被砍下来的头，烧着火的城市，就像个大锤子砸在她心口上，她扭头问办展览的人，为什么我在美国的课本里从来没读到过这个，那人耸耸肩说，西方人就记得个奥斯维辛，谁管你远东那点事儿。

那天晚上，她给伊利诺伊的爸妈打电话，声音都发抖，我要写一本书，让说英语的世界知道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妈张盈盈在电话那头半天没说话，就说了一句，你外公当年就是从南京逃出来的，张纯如这才第一次听说，1937年12月，她外公张铁君带着怀着孕的妻子，挤上了最后一班离开下关火车站的火车，背后是烧红了半边天的火光，家族的记忆就像一股暗流，一下子冒了出来，把她推向了一个回不了头的深渊。

后面那三年，张纯如活得就像个档案管理员、侦探还有苦行僧，她先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泡了八个月，戴着白手套翻那些盟军缴获的日本兵的电报，找到一份1938年1月17号东京大本营发给上海派遣军的密电，“务必在两周内销毁所有屠杀证据，以免影响国际观感”，她在复印件上用红笔圈出“destroy evidence”，旁边写着，他们早就知道自己在犯罪。

1995年夏天，她自己一个人背着二十公斤的录音设备飞到南京，气温40度，她穿着湿透了的T恤，在江东门万人坑遗址旁边听82岁的夏淑琴老人回忆全家七口人怎么被杀的，老人讲到她妈被刺刀捅进胸口的时候，突然抓住张纯如的手，姑娘，你摸，我这里还有疤，张纯如摸到老人手心上那块凸起来的硬痂，眼泪直接砸在土里，但还是坚持录音，请再说一遍，日军是怎么把你从死人堆里拖出来的，回了酒店，她对着厕所镜子练习用平静的英语把这些细节说出来，说到嗓子都哑了，她知道，情绪不能当证据，但证据必须带着温度。

最难的突破口是在德国找到的，1996年初，她通过西门子公司的战时档案，追查到纳粹党员约翰·拉贝在南京建安全区的线索，拉贝在德国的外孙女厄休拉一开始不见她，张纯如就连续写了十七封信，最后一封信就一句话，如果拉贝先生知道他的日记能让30万亡魂被看见，他一定会同意，厄休拉终于松了口，带她进了汉堡郊外一栋老房子的阁楼，满是灰的橡木箱子里，躺着拉贝从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写的2117页日记，封面用德文写着，南京，炼狱的六个月，张纯如跪在地上拍照，每按一下快门都像在抢救快灭了的火种。

荣耀背后就是深渊，日本右翼组织“历史事实委员会”把她的邮箱当成了垃圾场，每天收上百封英文的恐吓信，标题都是“你会像肯尼迪一样被爆头”这种，1998年春天，她在斯坦福大学演讲完回酒店，发现门缝底下塞了张打印纸，她儿子的照片被P成血淋淋的尸体，旁边写着“下一个就轮到他”，那天晚上，她给丈夫布雷特打电话，哭到干呕，我只是写了本书，他们为什么要杀我的孩子。

她后来开始出现幻觉，半夜醒过来，看见窗帘外面有红外线瞄准器的红点，心理医生诊断是重度抑郁加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开了大剂量的药，药让她胖了20磅，手抖得打不了字，她偷偷把药停了，结果掉进更黑的洞里，2003年冬天，她怀着孕开车去产检，B超屏幕上胎儿的心跳线突然变成一条直线，医生说胎停了，她就蜷在走廊的椅子上，指甲都掐进肉里。

流产后第三个星期，她拖着肿起来的身体回到书房，想继续写新书《美国华人史》，但键盘上的字母开始乱跳，她翻开以前的采访笔记，都认不出自己的字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04年10月30号在一个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她穿着黑色高领毛衣，遮住手腕上的疤，演讲的时候突然停了三十秒，像被拔了电的机器，回家后，她把奖杯塞进衣柜最底下，跟她妈说，我不能再假装正常了。

11月8号晚上，她不像平时那样，给儿子做了他最爱吃的巧克力煎饼，陪他在客厅搭完一整盒乐高，等孩子睡着了，她自己开车去了洛斯盖多斯郊外，翌日7点42分，枪响了。

张纯如死后第三天，日本《产经新闻》发了篇评论，说一个偏执女人的悲剧谢幕了，同一天，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的邮箱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张纯如1995年在南京采访的全部录音，邮件里就一句话，她没做完的事，我们接着做。

现在，张纯如的儿子克里斯托弗·道格拉斯18岁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历史系，新生入学典礼上，他放了一段他妈1998年的演讲录音，历史不仅是过去，更是未来，如果我们忘记受害者，下一次屠杀来临时，我们都可能成为沉默的帮凶，台下掌声响成一片，屏幕上的张纯如永远是32岁的样子，眼睛亮亮的，好像死亡从来没发生过。

请记住她，不是作为一个殉道者，而是作为一个在图书馆熬到凌晨三点的普通女人，一个在德国人家阁楼里跪到膝盖发青的年轻母亲，36年太短，短到没能看见正义真的到来，36年又很长，长到足够让被遗忘的尖叫，变成全世界教科书里的一个章节，现在你在搜索引擎里打“南京大屠杀”，跳出来的第一个关联词还是“Iris Chang”，这就是她存在过的证明，死亡能带走身体，但带不走一个人替历史喊出来的那一声。

今天，我们再次翻开《南京大屠杀》，扉页上仍印着张纯如的亲笔签名：For the forgotten，那行字像一道微光，提醒后来者，历史不是尘封的档案，而是活着的呼吸，记录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避免下一次麻木，请记得，有个36岁的女子，用一支笔和一条命，替30万无法开口的灵魂，向世界喊出了迟到60年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