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总是想不明白，日本区区一个弹丸小国，为何敢屡屡侵略中国

公元 645 年，日本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时，案头摆着两份地图：一份是遣唐使带回的长安都城图，朱雀大街的坊市布局被红笔细细描摹；另一份是日本本土的大和地形图，被改得越来越像长安 —— 平安京的棋盘式街道、东西二市的位置，甚至连宫城的朝向，都透着对大唐的刻意模仿。那时的日本，像个踮脚张望的学生，遣唐使船冒着葬身东海的风险，也要把《唐律疏议》《千金方》捆在船舱里带回岛国。他们不是敬仰，是清醒地知道：大唐的强盛里，藏着让日本变强的密码。

但学生从没想过永远当学生。公元 9 世纪，唐朝陷入藩镇割据，遣唐使的船队突然停了。日本朝堂上，有人说 “唐风扰乱国体”，主张 “和魂汉才”—— 学技术可以，骨子里的 “自立” 不能丢。这像极了后来的剧本：当中国强盛时，他们是 “文化追随者”；当中国动荡时，他们立刻收起仰慕的面具，开始盘算自己的棋盘。

元朝的战船两次折戟日本海，台风成了日本人口中的 “神风”。但忽必烈的征伐，意外点燃了日本的危机意识：这个隔海相望的大国，哪怕衰弱时，也可能挥师东渡。于是，他们开始锻造更锋利的刀，训练更精锐的武士，把对中国的 “警惕”，悄悄变成了 “野心” 的养料。

1592 年，丰臣秀吉站在朝鲜釜山的海岸上，望着西北方向的大陆，对部下说：“打下朝鲜，就渡海取北京，让天皇定都中原。” 明朝的李如松带着铁骑赶来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朝鲜大半国土。这场战争打了七年，明朝军队把日军赶回了海对面，却在胜利后班师回朝，没踏上日本本土一步。当时的明朝君臣或许觉得 “仁至义尽”，却没看到：日本败了，野心没败。那些从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武士，在长崎的酒馆里一遍遍复盘战术，说 “下次要更狠”。

清朝的 “怀柔”，更让日本摸到了软处。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带着火枪火炮来，想和清朝平等通商，被 “天朝上国” 的架子挡了回去；而日本的萨摩藩偷偷和英国交易，把新式军舰图纸藏在佛经里运回国。1874 年，日本试探性地出兵台湾，清政府付了 50 万两白银 “赎金”—— 这不是宽容，是给日本递了一把钥匙：原来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可以用钱和恐吓打发的。

1894 年的甲午海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 “考试”。他们用《马关条约》的 2.3 亿两白银，一半投入海军，一半办工厂：三菱造船所造出了比北洋水师更强的战舰，八幡制铁所炼出的钢材，后来成了侵略中国的炮弹。而清政府还在争论 “海防” 还是 “塞防”，李鸿章的淮军拿着过时的步枪，在平壤城外被日军的速射炮打垮。

日本的实用主义，从来都写在历史里：唐朝强，就学它的典章制度；明朝援朝，就记它的战术漏洞；清朝软弱，就用炮弹撕开它的防线。他们从不把 “文化敬仰” 当枷锁，只把 “中国强弱” 当坐标 —— 中国强时，是学习的对象；中国弱时，就是扩张的目标。

而中国历代的 “德治” 与 “忍让”，在国际关系的丛林里，有时成了 “软弱” 的同义词。唐朝不追打日本，是因为不屑；明朝不登陆日本，是因为疲惫；清朝的妥协，是因为腐朽。但这些 “不”，在日本眼里都成了 “可以”：可以试探，可以挑衅，可以得寸进尺。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中国保持强硬时，比如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唐太宗败日本于白江口，日本反而更安分；当中国收起锋芒时，换来的往往不是和平，是变本加厉的觊觎。这不是否定 “仁义” 的价值，而是说：仁义要有牙齿，宽容要有底线。没有威慑的 “以德服人”，在豺狼面前，不过是待宰的羔羊。

今天再看这段历史，不是要记恨，是要清醒：国际关系里，从来没有永恒的 “师生情谊”，只有永恒的实力博弈。日本的实用主义，是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它的野心，更是中国该有的警醒 —— 适度的强硬，不是穷兵黩武，是守护家园的底气；必要的反击，不是睚眦必报，是告诉世界：有些底线，碰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