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去世前交给夫人一份文件，说它比你的命还重要

《英雄大爱——邓稼先与许鹿希相互托付的一生》（第三版）一书的作者胡银芳，曾是北京新闻广播资深记者（编辑）。她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的视角切入，用二十多万字的笔墨展现了中国国防和科技事业的艰辛和曲折，向我们诠释了一个伟大科学家丰富而博大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与夫人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假如生命终结以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然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邓稼先

一段广播缘促成的访谈

“在许鹿希的家里，就是不谈往事，你也会触景生情。在这座老式的楼房里，一进客厅，首先看到的是邓稼先用过的一张不大的褐黄色“一头沉”办公桌。

在这张办公桌上，邓稼先曾伏案粗估参数。办公桌上面摆放着邓稼先用过的电话、笔筒。挨着“一头沉”办公桌的是一个老式的五斗橱柜，上面放着一尊半身的邓稼先纪念塑像。纪念塑像的墙壁上方，是一幅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墨宝。

客厅的北面,还是那对老式的蒙布沙发。70年代初，邓稼先的挚友、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回国来到家里，就是坐在左边的这个沙发上，邓稼先坐在右边的沙发上……”

这是《英雄大爱》一书中的一段描写，记录了时任北京新闻广播《纪实广播小说》编辑的胡银芳第一次来到许鹿希家中的印象。仿佛被时光封印的老房子，带给了胡银芳心灵极大的震撼，也让她想走近老人，倾听她的故事。

许鹿希与胡银芳的缘分，要从广播说起。

2007年9月7日，许鹿希与胡银芳首次相识。那天，胡银芳来到许鹿希家中，录制一段听后感。此前，《纪实广播小说》节目播出了《596秘史》一书。596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许鹿希因此对节目格外关心，每天都准时收听，并数度落泪。由此因缘，许鹿希接受了胡银芳的第一次采访。

胡银芳向记者回忆起了这次见面，形容许鹿希气质独特，话语温和，而她的家非常朴素，完整保留了邓稼先去世时的样子。

组织上曾多次提出，给许鹿希改善居住条件，但许鹿希一直不肯搬走。胡银芳说：“这个房间随着它的男女主人经历着时代的变迁，目睹了发生在这里的所有悲欢离合，目睹了主人的梦想与荣耀。现在，女主人许鹿希仍然忠贞不渝地守护着房间的一切，睹物思人。”

1958年，邓稼先接受国家最高机密任务——秘密研制原子弹，因为保密的需要，临走的前一晚他只对夫人许鹿希说要调动工作，至于去哪里、干什么他没有说。他把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家中的一切都托付给了许鹿希，然后便隐姓埋名，进入与世隔绝的西北戈壁。28年间，他带领团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中子弹。

“28年光阴，是什么支撑着许鹿希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付出？”那次的采访后，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胡银芳的脑海里。在搜集阅读大量资料后，2008年11月25日，胡银芳向许鹿希提出了深度采访的请求，并以专业、负责的态度最终打动了老人。此后一年时间里的多次访谈，形成了15盘录音带，在此基础上，胡银芳加入了大量史料，完成了《英雄大爱》一书的写作、出版。

胡银芳告诉记者，第一次开启深度访谈那天，她专程给许先生买了一捧玫瑰花，一共是28朵，象征着28年鲜艳如玫瑰的爱情。采访的过程经历了春夏秋冬的四季轮转，而“春夏秋冬，深沉的爱浸润着许鹿希一生的时光。这时光中，28年等候是寂寞人生，却也艳如28朵红玫瑰。”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邓稼先和许鹿希都出自书香门第。两人的父亲邓以蛰和许德珩均为北京大学教授，许鹿希的母亲是著名的数学家、曾经师从于居里夫人劳君展，邓、许两家是世交。不过，机缘巧合，邓稼先与许鹿希真正认识，还是在1946年许鹿希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之后。当时，许鹿希是班上唯二的两名女学生之一，刚毕业的邓稼先当时担任物理课的助教。尽管两人都对彼此有好感，但并没有恋爱，只是悄悄种下了爱的种子。

1948年，邓稼先前往美国留学，并在1950年获得了普渡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了年仅26岁的“娃娃博士”。邓稼先回国后的1953年，在其姐姐和劳君展的促成下，他与许鹿希喜结连理，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头五年是一段两两相伴的快乐时光。在《英雄大爱》一书中，作者用生动的语言，向人们展示着邓稼先“可爱”的另一面，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它区别于一般大众对于搞理工科科学家的“刻板印象”，拿书中的话说，是一个“成人没成年”的活泼形象：他很会玩，会抖空竹，用三种语言唱《欢乐颂》，是京剧票友，乒乓球也打得不错。他和许鹿希会骑着自行车带点儿东西，一遍遛，一边唱歌，有了孩子之后，还和孩子比赛，看谁二踢脚放得远。此外，他孝敬父母，为了帮母亲治病，他还自学了“打针”……

不过，从1958年夏天开始，邓稼先和许鹿希的生活走上了另一条轨道。就在这一年8月，邓稼先被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的钱三强先生任命为了中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从此，于父母，忠孝难两全；于爱人孩子，聚少离多。

许鹿希和家人一直不知道邓稼先去干什么了，直到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才从别人的口中隐约知道了他的工作。邓稼先的行踪“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突然回来，又匆匆离开”。

其实，在最初的几年，邓稼先带领团队做理论研究，他们的办公地点只是从中关村搬到了花园桥。但因为任务高度保密，所有的人“隐姓埋名”，坐公交车遇到熟悉的人要马上提前下车，不能让大家知道“九所”，也就是当时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的位置。

书中记录了一段邓稼先与许鹿希相遇却不敢相认的往事：

“一年的一天下午，邓稼先从刚刚组建的核武器研究所出来，刚走到车站，他突然发现了妻子许鹿希，惊奇之余他想赶快回避。谁知，许鹿希也发现了他，并且迎面走了过来。”

邓稼先看回避不了了，干脆以不变应万变地看着迎面走过来的许鹿希。“稼先，你没去上班吗？怎么在这里？”还没等邓稼先回答，许鹿希又问“你怎么这么慌张？”

“我慌张吗？我是到这里来找一个人。”说着过来一辆公共汽车，邓稼先也没看是几路公共汽车就上去了。许鹿希疑惑地看着开走的公共汽车，许久才离开。其实，邓稼先前几年的办公地点离家并不远，只是谁都不能说，谁都不能问。

直到邓稼先去世后，许鹿希为写《邓稼先传》等书，采访了一百多位当时与邓稼先共事的同事，才在能够公开的范围内，了解到了丈夫那些年的一些往事。

我国的原子弹，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老一辈科学家靠自身努力研制出来的。理论设计的时候，科学家们炼制炸药用的是铝锅，需要精确计算时用的是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核试验更苦。

核试验的基地在新疆罗布泊。荒芜的隔壁沙漠，却有一片片马兰草生长，张爱萍将军建议将这片区域命名为“马兰”，地图上才有了这个名字。这里有多苦。书中有一段记录：

许鹿希说：“在新疆的马兰基地，开始的时候也是住帐篷。帐篷里没有暖气，冷得不得了，那么帐篷里怎么烤火呢？我后来了解到是火墙，你知道火墙吗？火墙那个东西，你靠近了就很热很热，当离开火墙，人就感到很冷很冷。罗布泊那个地方千旱得厉害，干到什么程度？洗手绢，把手绢从盆里提起来，这么一甩，手绢就干了。

即便条件艰苦，但科学家们殚精竭虑，默默奉献。他们不只邓稼先，是一群人，正如马兰花一样。在书中，许鹿希曾经说，“马兰花不一花独放，它的特点是和无数棵马兰花一起绽放，阳光下放射出蓝色的光芒，在大漠戈壁坚守着。”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我国自行研发的，代号“596”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试爆。

两年零八个月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同样在罗布泊试爆成功。

经解密，我国共进行核试验45次，邓稼先生前进行了32次，其中15次是他亲自在现场指挥，他是主要的负责人。

爱是无悔付出，更是互相成就

《英雄大爱》一书的关键词是“爱”。许鹿希在书中谈到，“我想，世界上的婚姻有多种类型，邓稼先和我是那种相互托付一辈子的夫妻。不向对方索要任何东西，心甘情愿的为对方付出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俩之间的爱情。”

胡银芳说，“这本书的男女主人公的非凡之举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英雄色彩。可以说，他们当得起任何字眼宏大的赞美。邓稼先和许鹿希是一体而密不可分的。因为了解邓稼先卓越的品格和才能，进而更加理解许鹿希为什么会那样爱他。因为许鹿希的忠贞和高洁，所以她才能够与邓稼先交相辉映。爱情也是需要棋逢对手的。其实，邓稼先是英雄，许鹿希的担当、豪情和大气也是有英雄风范的。这本书是对他们两个人的歌颂。邓稼先是造原子弹的英雄，许鹿希是爱情上的英雄。”

许鹿希对邓稼先的爱，藏在生活的细碎小事中。除了承担起家庭的全部重任，照顾双方父母、儿女外，许鹿希总在心里牵挂着邓稼先。

书中记录了她曾经在下大雪，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摔了好几次跤，去买生活用品，然后托人转交给丈夫的故事。她还细心地给丈夫买蚊帐和小电扇，让丈夫能在暑热时能好好看书。

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付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许鹿希有她坚持的信念：“家里不稳固，后院起火的话，他在前方根本就不能专心去千工作了。所以，我们老一辈的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在这样寂寞的生活中度过的，因为受过日本人的欺负，所以这种思想很坚强，不管怎么样，非得给国家把这个事干出来。”

许鹿希是邓稼先的“贤内助”，但她同样也有属于她自己精彩的人生。1953年从北大医学院毕业后，许鹿希留校任教，教授神经解剖学，是博士生导师。出色的能力和工作，让她获得了政府特殊津贴，并获得了医学院的最高荣誉“桃李奖”。而一直以来，许鹿希最坚定的支持者便是邓稼先。

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981年，许鹿希获得了公派出国的机会。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许鹿希在英语上遇到了困难。在大西北的邓稼先听说后，利用工作之余为许鹿希制作了“英语九百句”和口语练习磁带，还买了字典托人转交给许鹿希。

这是一种互相成就的爱！

许鹿希在接受胡银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我们分别了28年，他又那么快的离开了人世，但我感到我们没有分开，我们始终在一起，因为有心的承诺。他在1958年接受任务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支持你’。我已经80多岁了（注：接受采访时），我很高兴我们之间能有这样长久的感情。他对得起我，我也对得起他。”

而邓稼先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也对爱妻说：“假如生命终结以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然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

“至今热血犹殷红”

1985年7月31日到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回到了许鹿希身边。他被查出罹患直肠癌。而这很难说与一次严重的核爆露没有关系。

《英雄大爱》一书中记录，1979年，我国在戈壁滩的一次空投核弹过程中，因降落伞没有打开出现了事故。核弹本来应该飘在预定的空中爆心出，但却从高空中直接摔倒了地上，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

邓稼先不顾反对，亲自要去现场看看。到了事发事故区边缘，邓稼先坚决阻拦了同行的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赵敬璞和司机，甚至不顾礼貌地“呵斥”道，“你们都给我站住，你们进去也没用。”

书中，许鹿希说：

……邓稼先当时不可能不去。因为当时不知道这颗弹摔成了什么样子哪去了，也不知道这个弹会不会爆炸。

有人说他是傻子，我也说不出来他是什么人，是傻子还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意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进去以后，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片的时候，下意识地用双手捧了一下，捧起来一看，马上他就放松了，他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

然而，这次核爆露也给邓稼先的健康带来了不可逆的后果。住院检查中，邓稼先的尿液被查出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几乎所有的生化指标都不正常。但是当时国家正处于中子弹的研发攻坚中，邓稼先不顾劝说，又投入到工作中，直到1985年7月31日。

住院期间，邓稼先经历了2次大手术，3次小手术。癌症叠加辐射的影响，后期，邓稼先身体不停出血。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邓稼先和许鹿希没有儿女情长，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坐在橡皮圈上（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做一件事：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写建议书。

1986年，除了中、法两国以外，另外的三个核大国都已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的水平。因此，他们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优势地位。中国的核武器该如何发展？邓稼先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他把病房变成了会议室，办公室。

那本对中国核武器怎么发展的建议书写得很厚。写完后，邓稼先让许鹿希从病房里抱出去，亲自交给九院领导。

许鹿希回忆道：“我抱着一大堆建议书就要走出病房门的时候把我叫住，说‘希希，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

书中继续写到，经过和九院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讨论，多次修改，在邓稼先逝世前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1986年去世以后到1996年10年间，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就是按照邓稼先和他同事们的建议书继续进行。

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十周年当天，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获得了成功。当天，报纸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官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胡银芳写道，它意味着，中国与其他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等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刊登《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道，宣传邓稼先事迹，对他开始解密。

——1986年的7月17日，李鹏副总理把“七五”期间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的奖章给邓稼先送到了病房里。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邓稼先因病离世，终年62岁。

邓稼先去世后，张爱萍将军曾写过一首挽词。其中写道：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山河。”

邓稼先的中学、大学同学，一生挚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曾为纪念邓稼先撰文。这篇文章作为《英雄大爱》一书的代序。杨振宁这样评价邓稼先：“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背景音乐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胡银芳在《英雄大爱》出版后记中也写道，“我们回望英雄们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坚信，那些真正纯粹的，默默奉献的科学家，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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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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