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A的瓜简直比连续剧还过瘾。

CBER（FDA 生物制品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Vinay Prasad被市场称为史上最戏剧的人士波动，他最初于被FDA局长Marty Makary任命于5月6日首次上任，随后7月29日以“不想成为 FDA 干扰因素”为由辞职（上任仅83天），8月9日HHS发言人确认他应FDA要求官复原职。

这里需要厘清一下FDA的组织结构，FDA由包括CDER、CBER、CDRH等具有实际监管职能的中心和办公室组成，其中CDER负责“小分子化药、生物类似药、疫苗以外的大分子药物”全生命周期监管，而CBER则负责疫苗、血液制品、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等生物制品的审批和监管，所以CBER主任的言论和决定对于这几类药物的审批监管起到风向标性的作用。

FDA作为全球最权威的药物审评机构之一，其人事变动和监管风向对全球创新药物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目前中国创新药在演绎极致的出海行情背景下，了解海外监管风向的影响至关重要。

01 Vinay Prasad任内大幅波动事件

Vinay Prasad在第一期上任之初就把枪口瞄准了疫苗领域，他强调所有疫苗的审评需要充分的数据支持（需进行安慰剂对照的随机临床试验），将矛头指向新冠期间在无随机试验数据的情况下批准加强针；其次，他频频推倒内部专家意见，出面介入疫苗审批，推动新冠疫苗的适应症缩小至高风险人群（老年人或患有基础疾病的儿童及成年人）。

尤其是针对儿童适应症的新冠疫苗审批，Vinay Prasad以“临床数据未充分证明益处大于风险”限制了NovavaxNuvaxovid疫苗和Moderna的新一代疫苗MNEXSPIKE的适应症扩展，如Moderna的Spikevax疫苗原本预期获得FDA全面批准用于6-11岁所有儿童，后适应症被缩小为导致新冠重症高风险儿童人群。

更严格的监管和被针对下，当然也可以看到诸如Moderna、Novavax等美国疫苗公司短中期萎靡不振的走势。

另外，在Sarepta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DMD）的基因疗法Elevidys致死事件上，能够看出Vinay Prasad所代表新生代力量和其他力量在进行一些交锋，使得FDA在一些时间上的摇摆。

Elevidys在今年有两例患者因治疗相关的急性肝损伤导致死亡，并且另一例患者在接受公司同类基因疗法SRP-9004也因肝衰竭死亡；随即在今年7月18日，FDA要求Sarepta自愿停售Elevidys并要求其补充长期安全性数据，但Sarepta拒绝了FDA的请求（后因临床医生主动停用，Sarepta才妥协停售）；随后反转随之而来，就在前一天，在Vinay Prasad辞职前后FDA做出决定：允许Sarepta向能行走的DMD患者重启Elevidys的销售。

如此反复的监管决定也给Sarepta带来了巨大的波动，FDA要求停售当天公司股价大跌35.94%，而恢复能行走的DMD销售当天公司股价上涨16.18%。

除了基因疗法Elevidys的监管拉锯战，在Prasad上一期时间不长的任期内，完整回复函（CRL）绝对是一个核心关键词。

在今年7月10日FDA首次公开了200多封完整回应函（CRL），这些信件涉及2020年-2024年间发出的药物/生物制品CRL档案，目的在于提升监管透明度，帮助药企更快解决审批障碍。

Prasad上一期任内加上Elevidys，一共给四款产品的发出了CRL，包括治疗DMD相关心肌病的外泌体细胞疗法Deramiocel、治疗黑色素瘤的溶瘤病毒RP1和治疗A型桑菲利波综合征的AAV基因疗法UX111。

这三家公司在FDA拒绝批准当日股价无一例外都暴跌，Capricor跌32.98%、Replimune跌77.24%、Ultragenyx跌25.11%。

02 再进宫后，重点言论盘点？

关于Vinay Prasad的二进宫，我们认为市场关心其主张延续主要在两个方向，一是对于加速审批滥用的质疑促使监管标准趋严，二是要求所有药物提供OS数据可能拖慢罕见病或突破性疗法的上市，阻碍了急需治疗患者的机会。

Vinay Prasad在2024-2025年间多次质疑和抨击FDA过度依赖替代终点对药物加速审批，以在多发性骨髓瘤（MM）领域为例，在2024年一次瘤学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其在公开评论环节反对使用微小残留病灶（MRD）作为加速批准MM的依据。

这一抨击对应的是FDA在2024年4月开始认定MRD阴性作为MM加速批准的替代终点（12个月内达到并维持10⁻⁵灵敏度下的MRD阴性，即可提前获批上市）的共识，随后再用 PFS/OS 验证长期疗效。

Vinay Prasad观点认为，一线MM患者mOS高达10年，相关疗法寻求单独的加速批准途径是否有必要。他同时强调早期批准带来的安全性风险隐患，举了一例接受CAR-T疗法试验7年后才观察到帕金森综合征副作用的患者。另外他还指出现有抗癌药物中约30%的批准基于单臂试验或替代终点，上市后未能证明OS获益或改善生活质量，他指出如果药物要求加速审批药物必须承诺上市后验证OS获益。

在上述提到的Vinay Prasad任内CBER发出的4份CRL中，其中相当一部分均要求药企提供OS或更长期疗效、安全性数据。

数据统计，如果MM药物以MRD为终点可将Ⅲ期随访时间从≥8年压缩至3–4年，这大大缩短了药物上市的时间。

但基于全球药物研发成功率下降和药物开发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趋严的监管标准很可能让部分Biotech经营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部分CGT Biotech。

03 众矢之的，Summit/康方的AK112

Vinay Prasad人事变动牵引的，莫过于中国创新药在海外审评前程，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Summit/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单抗。

前面提到CBER和CDER是分管不同药物形式的监管部门，CDER的新主任George Francis Tidmarsh的经验相比Vinay Prasad更丰富，其拥有30多年生物技术行业经验，曾成功领导7个FDA批准药物的临床开发，它上任后发表的核心观点为：1）关注数据完整性，提升已发表文献中的科学数据；2）支持FDA局长Marty Makary对海外临床数据严格审查立场；3）支持FDA移除市面上“有害或无用的药物”；4）加强仿制药/生物类似药可及性等。

从Tidmarsh的言论上，似乎并未对其管辖的领域强调替代终点的滥用或像Prasad那样进行抨击，不过其支持Makary对中国药物临床数据严格审查的言论，至少自身临床数据过硬的创新管线时不必担心的。

回溯过去5年，大量癌症药物基于PFS替代终点在FDA获得上市批准，比如强生的埃万妥单抗已两次基于PFS替代终点获得FDA正式批准，适应症包括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一线NSCLC和EGFR经典突变（19del/L858R）一线NSCLC；另外，DS-8021、TDM1等HER2 ADC均曾基于PFS替代终点在FDA上市。

尽管FDA可能有“双标”嫌疑，不过Summit/康方生物也可能打算出炉了OS数据再择时进行BLA提交，据公司与FDA的讨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OS获益是支持上市许可的必要条件，而据市场预期HARMONi研究的成熟OS数据可能最快要到2025Q4读出，更晚或许要推迟至2026Q2及以前。

结语：而基于上述分析判断，Vinay Prasad的人事变动对于目前国内创新药大量出海的小分子、大分子抗体（以及ADC、双抗）等领域未有显著影响，但siRNA、CAR-T等药物厂商可能需要评估一下过往与FDA沟通的审批路径是否可行或畅通，毕竟监管班子随时变动。

但不排除后续美帝那边有更新的幺蛾子，毕竟Tidmarsh之前有提到过推动CDER和CBER的合并，虽然短期内可能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