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右翼分子，如何系统性否定南京大屠杀？你还能说日本人在反思？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分子不断兴风作浪，企图否决远东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判决，否认南京大屠杀。

日本右翼分子从东京审判辩护方直接、间接继承来的主要“遗产”有：

在占领南京前后，他不断发布命令，要求严明军纪，日军各级军官严格遵守。

田中正明曾是侵华日军的一分子，后追随松井在“大亚细亚协会”工作。他跟冈田尚一样，通过“兴亚观音”的建立，说明松井的和平之心。在他的眼中，“大将舍弃名利，看破红尘，一心一意祭祀阵亡将士之灵”。田中正明引用松井的话说，“这些泥土(指兴亚观音像所用之土)里也渗进了中国士兵的鲜血。人死后是不分敌我的。他们都是振兴亚洲的烈士。用长远的眼光看，日中两国这次战争中阵亡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东亚民族的兴旺发达牺牲的。亚洲总有一天要复兴，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整个亚洲共荣的日子必将到来。”

田中正明还记述道，甚至关押在巢鸭监狱期间，松井也用佛法感化了大川周明和东条英机。进攻南京的过程中，田中正明引用日高的证词，说松井命令善待俘虏和平民，就地征发要给钱。甚至为了保护文物古迹而禁止开炮。他还引用侵占南京时日军装甲车队小队长亩本正己的话说：“部分官兵也许有过激行为，但整个军队的情况是好的，是军纪严明的精锐部队。”

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况，田中正明“被迫”引用松井的《阵中日记》和《中国事变日记拔萃》，他引用了松井训示军官要整饬军纪的要求，说虽然只是“若干”违纪，大将也表示了遗憾；面对松井自承发生暴行，田中解释了种种原因，结论是：“大将已忠实地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蒙受‘南京大屠杀’等不白之冤，遭到如此之不幸，多么令人惋惜和遗憾！”

东中野修道同样不厌其烦地重复了日军进城前严肃军纪、保护外国利益的命令，并引用中山宁人的证词，说明当初规定少数部队进城而实际上日军几乎全部蜂拥进入的原因，是为了扫荡城内抵抗势力，城外因中国军民破坏不能宿营，也没有饮用水，实在是不得已。

大量的伤亡是战斗中造成的，不存在有计划的奉令屠杀。没有屠杀战俘，实行优待，甚至直接释放。

松井石根说他战后第一次听说大屠杀，已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方驳得体无完肤，但这不妨碍右翼分子反复炒此冷饭。吉本荣说，“这个‘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日本最早说及是昭和20年(1945年)12月8日。那一日，由美军司令部提供的特别记事在《朝日新闻》刊出，题目是‘太平洋战争史一不实的军国日本的崩坏’，下署“同盟军司令部提供’。…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其震惊犹如晴天霹雳。”

板仓由明说：“最初‘南京大屠杀’成为问题是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实际这时还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说法。”铃木明说：“正是这个‘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为世人所知了。”

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首次提出、以后多次重复此观点，1994年，他再次发表演讲称：中国军人逃出挹江门后，“遭到了佐佐木支队的机枪扫射。因此许多中国军人在这里死于非命。死里逃生的士兵，抓着尽可能抓到的东西准备横渡长江逃向浦口。…第三舰队逆江而上对其进行攻击。因此这里尸横遍野。这就是为何后来出现了南京大屠杀的谣言，这是战争。”

田中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陈列的遗骨，“不过是新河镇战死者的遗骨”。田中说他从国际安全区委员会15个人的报告中总共统计出49起杀人案件（另有伤害44起，强奸361起，将人强行带走390起，掠夺及其他170起)，“杀人只有49起。在哪里也算不上大屠杀”。他说，南京大屠杀的判决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新西兰和加拿大6国法官决定的，连韦伯也被排除在外，所以应当按照印度法官帕尔的意见，宣布全体无罪。

田中特地说明了俘虏问题，他以第十三师团山田旅团为例，说该旅团决定将14000多俘虏送到江北，但俘虏们在夜里发生了暴动，结果，混乱中日军开枪，双方均有伤亡，中国战俘大部分逃亡，绝非单方面的屠杀。在三汊河，俘虏的一部被释放，其余交给了警备司令部。仙鹤门和尧化门的俘虏也同样办理。“总之，一万余名俘虏分别关在南京城内的三座监狱和两个收容所里。”

田中还引用资料，说中国俘虏和看押日军相处融洽。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田中在这里为了说明日军没有屠杀战俘，很“坦率”地指出：“他（指山田）在此之前刚接到长勇参谋长（长勇系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关于‘杀掉俘虏’的命令。”

中村粲承认有杀害平民之事，但他说：“对一般中国人有过不法杀害是事实，但这只是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的事件，而决不是部队的有计划的行为。”

东中野修道引用了大杉浩的宣誓证词中日军士兵在南京南门被绑在树上杀死的故事，故作公正地说，“战争就是这样”。

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他说，中国兵藏在安全区内，没有前来乞降，所以，中国军队失去了国际法规定的“交战者资格”，也失去了成为俘虏的法定资格。所以日军可以袭击并处死。他同样解读了山田旅团想释放中国战俘的事情，并引用山田手下两角业作联队长的手记说，日军已经开始运送俘虏去江北，但遭到中国军队炮击，正在集结的俘虏听到枪声，以为日军开始屠杀，四散逃跑，日军只得弹压。“总而言之，山田旅团长和两角联队长对于降兵从战场上遣散煞费苦心，然而却仍然导致了和师团长命令相同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他为了说明山田旅团本打算释放战俘，同样确认了师团长的屠杀命令存在。

松村俊夫通过不同时期证词文字上的些微差异，否定了有大量文字、影像等档案证据证实的幸存者李秀英和夏淑琴的存在。他也确认日军1937年12月12日在城墙边屠杀1200战俘，但他认为应作为“特例”看待，而在下关地区，日军释放了5500名战俘。

他说，“难民区在陷落后仅过了两周，就如此拥挤不堪，这种情况完全否定了被认为至少持续了三个月的日本军的屠杀、抢劫和强奸。”

并认为，“从当时南京的人口中国军兵力的总数来看，在南京市内外屠杀了30万是不可能的。”

竹本忠雄等称：“通过扫荡作战，日本军逮捕的许多中国兵，都被收容在城内的南京监狱。被收容的俘虏大约在一万左右，其半数12月末被作为劳力送往上海，余下的被编入了1940年创立的汪兆铭的南京政府军。决无被处决之理。”

日军没有故意抢劫、纵火，抢劫纵火的是中国军民。没有大规模的强奸，中国妇女甚至主动挑逗日军。

松村俊夫把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为作战便利而在局部使用的扫清射界等“焦土战术”判断为造成极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并大肆渲染中国军队在南京沦陷前于挹江门实施的弹压溃兵行为。

他引用了《拉贝日记》，拉贝住宅的“安然无恙”说明日军纪律很好，但他认为拉贝极有偏见，“南京市内着火后受窘的是日本军。连这点都判断不了的拉贝，还远不能称为是善意的第三者，如果连续抢劫掠夺的是难民，则要抹掉其痕迹的和要引起混乱的纵火犯也一定是难民自己。”

他引用了西方人士笔下少量中国百姓乘乱偷盗的记录，“想象到”：“进入安全区的难民们，首先进入了外国人、富裕的中国人的空房子里，偷走了很多东西。…其他各国的大使馆，因为没有看守人员，所以遭到了抢劫。”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原日军大将山胁正隆为板垣征四郎作证辩护，起诉方曾列举一个名为《关于中国事变后归国军人言行的指导与监督》的文件进行反驳，该文件由日本陆军次官制发，上书有“绝密4460部中的第0号注意严禁复制处理时十万分注意不得疏忽”字样。

内中内容有：

“某地母子4人被抓，女儿被玩弄，于是母亲拼命喊把女儿还给我，母亲被杀，女儿继续被蹂躏至部队出发前，出发之际，被杀害。某中队长说：‘尽量不要引起麻烦，要么给点钱，要么玩完之后杀人灭口。'这是在暗示怎么去强奸。若将每个参加战争的军人调查一遍，可能都是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在战场上，像强奸这类事大家根本不以为然，若以现行犯被宪兵发现的话，甚至有开枪抵抗的家伙。在大约半年的战斗中留在记忆中的也就是强奸、抢劫之类的东西。”

藤原彰引用此文件，说明日军对南京大屠杀设置了“钳制令”，但松村俊夫却视“归国军人言行”这个主题词而不见，认为这个文件是为了“取缔反战运动家及思想家的‘谣言’”。我们从文件可以推断，那些得逞兽欲的日军回去以后多么得意地宣扬“战果”，以致日军当局要进行指导、监督，却无法想象，如此不能见天日的文件，怎么能达到取缔“谣言”的效果？

东中野修道强调中国军队自己在城东和下关进行的坚壁清野作战，把这与南京大火联系起来。

他自作主张地把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限定在国际安全区中，质疑说：“如果在那么狭小的地方有10万或30万被屠杀的话，一定会出现死尸堆积如山的情景吧。”

他引用《读卖新闻》1938年1月10日的话，描绘了一个安宁的南京：“从年末开始的居民调查，经过7天已告一段落，1600名残兵已被安排进了难民所。如今可以在南京街头昂首阔步了。”

田中正明首先强调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抢劫恶习，他引用在华北作战的日军旅团长草场辰己的话，然后推断，“由此不难想象，12、13两日中国士兵在南京市内的大肆抢劫抢劫衣物、粮食以便逃跑定比草场少将报告的情况更象人间地狱。”

作为对比，他引用当时的《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描述了日军占领下南京的祥和情形：

“过去市民一见到日本人就要扭过头去藏起来，而现在全变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们；物价虽是战前的10倍，但卖火柴、蜡烛、盐和茶叶的货摊生意兴隆；…在日本大使馆后面的广场上，看见日本兵在发给居民点心、香烟，给抱着婴儿的老太太送奶粉，场面非常热闹。”

他还引用曾担任南京城主攻任务的日军第三十六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的宣誓证词，说一个日军中尉检到一只中国妇女的绣花鞋，都被起诉，可见日军军纪严到何等程度。并引用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次郎的话，说：“当时中国妇女眼睛盯着金钱，主动调情者并不罕见。”

如同当年的辩护律师，日本右翼几乎全面否认中国证人的证词。

田中正明引用了神崎正义对许传音的质证，说：“就连许传音证人也不得不沉默不语，结束了这幕。”又引用帕尔的私人意见，说陈福宝是做伪证。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在战后进行的调查，被田中认为是文学性的。证人鲁甦（提供了书面证词，未出庭）关于57000余人被屠杀的证词被说成荒诞无稽。

东中野修道根据文字记录上的些微差异，列举9个疑点，否认证人夏淑琴及其证词。他还指责许传音在夏淑琴全家被屠杀一案中作伪证。松村俊夫也把矛头对准陈福宝，说他“前言不对后语”，西方证人是南京大屠杀的第三方目击者，本无可疑，但在大屠杀发生时，处于中立状态的欧美各国的“压倒性”证据，在判决中是重要支撑。

日本右翼深知他们证言的作用，因而不遗余力地加以持续攻击和诋毁。例如贝德士，他的证词经三文字正平质证过，无法否认。

但却引用了1937年12月16日《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报道说，12月15日，贝德士一见到日本记者，就说，“秩序井然的日军一进城，南京就很快了和平，这比什么都好。”

然后用这篇报道为证据，说贝德土在东京审判中说谎。贝德士有可能跟日本记者说这样匪夷所思的话吗？我们来看这天贝德士提供给新闻记者的《南京一瞥》，内中写道：

“整整两天的频繁屠杀、大量反复不断地抢劫与对私人住宅的肆无忌惮的干扰并对妇女安全的危害，改变了整个城市面貌。…在紧靠我们外国朋友的一所房屋内，昨天有四个少女被士兵抓走。有外国人在一个新近到达的军官的住所内发现了八个年轻姑娘。”

《东京日日新闻》的编造不是昭然若揭吗？但东中野修道重复了这个报道，并以此来表示对贝德士有关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证词的不以为然。

这还不是孤立的编造，《东京朝日新闻》臆造了1937年12月19日甜美静谧的南京，“教堂传来恬静的赞美歌声，这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硝烟散去后集中安下心的中国信徒进行祈祷的高潮。”

这个被日本媒体捏造来粉饰南京太平光景的约翰·马吉，在东京审判中被辩护方律师布鲁克斯质证，布鲁克斯质证的目的，他在法庭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但田中正明要求马吉当每一件暴行发生时都必须在场“亲眼”看着，他说：“美国牧师马吉两天提供的一百数十件关于日军官兵的种种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结果除杀害一起、强奸一起、盗窃一起共三件外，其余都是传闻、流言、或者是臆测、想象、或者是他的创造。”

其实，善于想象的是右翼分子自己。比如中村俊夫，本来马吉作证说，日本兵闯入中国人私宅，一见他们来，立刻逃走。中村演绎说，马吉赶到时，“从房子里‘立刻逃走’的大概就是扮成日军的中国兵。”

不惟那些当时出庭的西方人遭受诽谤，凡是与东京审判有关的外国人都被右翼抹黑。证词本身无法攻破的，就中伤其人格。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根据国际安全区文书写成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起诉方的重要证据。北村稔说，据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回忆，曾与田伯烈密晤汉口，商定国际宣传处海外宣传网计划，以为不宜由中国人出面，而应以了解中国抗战真相及政策的国际友人作为代言人，由政府出资，田伯烈、史迈士出面，著南京大屠杀目击记录2册，后来田伯烈都照办了。

本来，在当时西方各国政府袖手旁观日本侵华的背景下，请富有良知、又同情中国正义斗争的国际友人向世界宣布日军暴行的真相是极其正当的做法，并不影响证据本身的效力，但北村稔却以此来说明田伯烈立场有疑问，他编辑的证据因此有问题。

北村稔还说，安全区官员费吴生携马吉所摄16卷记录日军在宁暴行的胶卷经香港飞美国，会晤华人，游说美国政要援华抗日，其经费及相关活动显系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提供及筹划。以此来说明菲奇和马吉并不中立，证词不可信。

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并未出庭，也未主动提供证词，他的一封信被陶德曼作为附件收在德国外交部档案中，信中揭露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当年被起诉方找到并提交法庭。于是，右翼对拉贝本人不断攻击。

《拉贝日记》1996年公布后，右翼又掀起对日记证明力的诋毁狂潮。田中正明写作《“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时，他本不知道拉贝有详细的日记，但他武断地认为拉贝关于两万起强奸案的说法“毫无道理”。东中野修道不能漠视《拉贝日记》，但他用“过渡润色”、“露骨篡改”等词形容了日记，认为拉贝“把流言蜚语当作事实”，甚至把拉贝记载的日军强奸活动想象成潜伏在拉贝家的中国军官“自编自演的强奸剧”。

曾为侵占南京日军一员的亩本正己更出专书对《拉贝日记》进行全面的歪曲和诋毁，说该日记“受作者信仰、立场、历史观、战争观的影响”而造成“夸张、传闻、臆测”，存在“明显的编造、前后矛盾、不自然、不合理”。

不仅中国证人、西方证人被认为做伪证，日本右翼还责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偏心”。当时辩护方的出庭证人，即使像石射猪太郎那样“泄露天机”的，其实也都是想为松井石根等人辩护的。但由于前述的原因，他们的证词并不能起到为松井等人脱罪的作用。日本右翼对此耿耿于怀，责怪法庭没有采纳“大亚细亚协会”干事长中谷武世等人的相关证言，造成“辩护方面证人的证词与证据均被冷酷地驳回。

而一切检察方面的证人的证词与证据一尽管那明明是谎言，是捏造，却都被采用了”。按田中正明的看法，中谷“证明松井大将始终继承孙文的衣钵，孜孜不倦地宣传孙文精神，将其作为日中和平之大义铭记在心”。而按胁坂次郎的证词：“根据松井司令官的命令，军纪风纪得到了如此严格的断处，丝毫也不存在容许不法行为的事。”

当然，在对待日本方面证人证词的效力上面，右翼是采取双重标准的。如田中隆吉就被认为有利于起诉方而遭到右翼蔑弃。

东京审判期间，辩护方使用了多种刻薄无耻的讼棍手法，企图否定起诉方证人证词、减轻、免除被告罪责。

这些手法以其“原创性”成为今天右翼的范本。

(1)无耻之尤地冒充医学专家

自从冈本正一冒充专家、与威尔逊医生纠缠梅毒问题以来，不断有右派以极其无耻的心态讨论南京女性受害者的生理问题。

东中野修道说：“据欧盟统计，在波斯尼亚战争中遭强奸的女性达2万人之多。因此，出现了受害者的生育高潮和弃婴的惨剧。在非洲的卢旺达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但在南京，《南京安全地带纪录》（应译为《南京安全区档案》)中并无受害者出现生育高潮的纪录。这不正说明所谓2万人遭强奸的事是不存在的吗？”

东中野修道的无耻并不能简单用无知来形容，事实上，贝德士1938年2月的一天记述道：“现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今天一名妇女带着她的女儿来到金大，要求为由于日本人强奸而怀孕的女儿做流产手术。”

而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德蔚1938年12月记述道：

“最近几个月，有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大学医院求助…大夫为他们卸掉了不受欢迎的‘包袱’，尽管对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医生们持有不同的意见。我明白在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大夫称自己为南京的第一号消灭日本人的人。”

(2)把无知作为立论依据

松井石根当年说他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日本右翼分子进行逆推，他们说，如果有南京大屠杀，国共两方均应有文字记载。

田中正明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说：

“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报告里都详细地讲述了战况和被害情况。但是，无论怎么找上面都没有写存在南京大屠杀一事。”

东中野修道更以庞大的篇幅列举国共两方的杂志、报纸、领导人讲话，说明南京大屠杀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无人提及，纯属子虚乌有。

中共方面，1938年春，《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南京大屠杀，提出“留京同胞之被残杀者不下十万人”。郭沫若1938年6月为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文版作序，这一点，东中野修道本人也知道。

1939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内中第三编第三章第一目，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军当局的抗议，叙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毛泽东特为此书作序，名为《研究沦陷区》，号召大家认真研究日本在沦陷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并题写书名，简称为“日本在沦陷区”。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