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陈光中: “谁教育谁”？这是一个伪命题

转自新三届

作者简历

陈光中，北京八十中高中68届学生。1969年初到陕北黄陵惠家河村插队。后当过铁路养路工、工农兵学员、蒸汽机车技术员、计算机工程师、文字编辑。已退休。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博物馆学会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发表作品400余万字。

01

享受“壮劳力”待遇

用那个时代特有的语言形容，知识青年下乡要过“三关”，即“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

对我们许多人而言，劳动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关”。从小学开始，所有的学生每年至少要下乡一次，每次短则一两天、长则十天半月；低年级的干些诸如拔草拾麦穗的轻活，高年级的则能承担挑水抗旱之类的重体力劳动。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样的短期劳动实践对孩子们有好处。当然，它与无休止无期限或是强制性惩罚性的劳动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既然下乡插队，对参加劳动是有必要的思想准备的。没想到来农村后赶上农闲加过年，倒有些百无聊赖心情烦躁，不如有些活儿干干，累了乏了，就没工夫想家了。

2月24日正月初八，我们终于和全体社员一起开始出工：挖土填沟，在村南头一条大沟的沟口筑一座土坝，拦洪蓄土造田。当时全国都在“学大寨”，学习的主要经验是兴修水利、平整梯田。不管什么地形地势，都很刻板地落实这两条。我们村同样很认真地执行上级要求，一方面抽调一部分壮劳力成立了“基建队”，主要负责修筑梯田；另一方面“变农闲为农忙”，出动全村剩余劳力筑这条水坝。

根据后来的实际收效看，修梯田还是有显著成果的，筑水坝则完全是瞎忙活。黄土高原地势陡峭，夏季雨水集中，想靠一条松松垮垮的土坝挡住山洪，再让积淀的泥土形成平整的田地，实属异想天开。当年夏天的第一场大雨，就把我们辛辛苦苦干了许多天筑成的“大坝”冲得踪影全无。老乡们有一个很形象的词儿形容这种不靠谱的事情，叫做“没眉眼”。

“没眉眼”的事情也必须要干，否则就会挨批判。不过老乡们干起来总是没那么认真，只当作农忙前的热身，带些游戏的成分；我们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倒是相当卖力。第一次和“贫下中农”们一起劳动，大家都想积极表现，连“回民灶”的几位也是毫不惜力。那活儿还是很累人的。土地还没有开冻，镢头刨上去只能啃出一道白印，开始的时候我们干得很愣，只会使蛮力，费半天劲不见效果。老乡笑我们是“生坯子”。起初我们听不懂，后来才明白那是略带揶揄的表扬：没进窑烧过的生砖坯子，又沉又瓷实，但当不成正经砖头用；对人而言，是指身体棒肯出力，但是干活不得要领。

光靠苦干终究不行，有人想出来一个办法：从崖壁两边开挖，凿出两道深槽后，几个人用镢把一起撬，一下子就能弄倒半堵墙那么一大块。这招儿效率高，老乡又表扬说：“这伙学生，挣得很！”那意思是夸我们能干呢！

那天是春节后第一次出工，来的人挺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是热闹。老乡们也是第一次和这些北京学生一起干活，看着我们很觉得稀罕。中间休息的时候，许多人凑过来围着坐，问了不少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天安门有多高、长城有多长、北京的马路有多宽、火车道真是铁的吗……等等。这些问题打开了我们的话匣子，海阔天空胡侃一气，听得他们嘴张得老大几乎忘了闭上。他们中许多壮年汉子连黄陵县都没出去过，有些婆姨甚至没见过电灯，让人觉得真可怜。也有个别人去过延安西安见过一点世面，很想插嘴发表些意见，却往往被其他人打断：“别言传！听人家学生谝！”

那时候北京知青对陕北老乡有个带有鄙视含义的称呼——“老帽儿”，想必是从北京话里的“傻冒儿”演变而来的。尽管这称呼很有些不敬，但直到如今北京知青谈起陕北乡亲还会有人叫“老帽儿”，那言语间已经减少了许多妄自尊大的情绪，而带有比较浓郁的怀旧之情了。我在这篇文字中有时也会使用这个词儿，只是为了回归当时的语境而已，犹如“老猫”“驴头”这些外号，虽略带调侃，却并无贬损嘲讽之意。

上工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场面，尤其是过沟干活，因为路途较远，不仅需要自带午饭，还要有人负责给大家烧开水，所以得带上铁锅水桶马勺等许多零碎家什。有一次馅饼被派这活儿，水烧开了才发现忘了带水桶，一时情急，他居然端着满锅热水往坡上爬。坡陡路远中途无法停歇，他咬着牙一口气把水端到地头，一放下锅就甩着两手转圈蹦高地叫疼，原来是锅把太烫燎得手指头上起了大水泡！队长又是感动又是心痛：“怂娃性子咋这急哩，等水凉些再送也不迟嘛！”更多的人一哇声地叫：“抓耳朵！快抓耳朵！”那次我也跟着学了一招：若是烫了手指头，赶紧捏住自己的耳垂，那是快速降温止痛的好法子。

第一天的劳动圆满结束，但它的负面效应到晚上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大家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几乎连拿筷子吃饭都没力气。第二天早上有人哼哼唧唧不想起来，但在老曹和吕头两个正副队长的催促下，还是坚持出工了。想想大家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这几天我们每天天刚亮就上山打柴，回来后匆匆吃过早饭立即上工，实在辛苦得很。如此坚持了四天，所有的人都撑不住了。我在日记中写道：

1969年2月28日，星期五

今天早晨五点半，闹钟准时响了，但是大家都累极了，一致决议，今天不去了。所以一直睡到七点。

昨天队里干部据说开会研究，我们每天干活挣十分，但磨面没分。

这天的日记写得太简单，还是需要注释。

其中所说的“不去了”，是指不去打柴了。我们起床后还是咬着牙坚持出工了，因为不出工就没工分，没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分不到粮食就没饭吃。以前在学校里有句话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现在可以套用为：“分分分，社员的命根。”

前一天队里开会讨论议定，我们知青每天的工分是十个分。按照这里的习惯，通常是一起床就上早工，干到太阳升起便收工回家吃早饭，然后再接着正式出工。这十个分是指白天干活的工分，若是上早工则增加一个分。如此待遇，也是激励我们坚持出工的主要动力。

当时许多地方给北京插队知青定的工分都很低，往往只给男生八九分，女生更惨，只有五六分。我们惠家河的12名知青中，只有我和吕头是19岁，其他10个人才刚满16岁，只是些半大小子，无论体力还是干农活的技术，都差得远呢，可队里却决定我们与壮劳力享有同等待遇！惠家河乡亲们的这种宽厚之心，实在应当让人感激。不过，当时我们并不是这么认识问题的。我们不仅认为享受同等待遇是理所应当，还认为许多“老帽”不如我们劳动积极，不配拿满分呢！

去塬上干活的小路旁边，有一个临时性的破羊圈。遇上刮大风下大雨，这也是人们躲避的地方。摄于2014年

02

应当由谁教育谁

日记里写着，那几天，我们还干过一件特殊的活儿：

昨天和今天是在塬上挖地，填平了国民党时代的战壕。这些战壕和碉堡是修在旧咸榆公路两边的，抗日战争时期，多少有志青年在这条路上横遭绑架与迫害啊！

尽管黄陵离延安很远，但毕竟属于延安地区。对我们来说，“革命圣地”还是非常令人向往的。这里居然还保留着一些几十年以前的老战壕，想到当年父亲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时候也许曾经在此路过，我很有些激动，“革命热情”油然而生。我想，看到这些战壕，其他知青也会有很大触动吧。

实际上，为了激励和保持“革命热情”，我们灶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比如，我们不仅自己始终坚持“早请示晚汇报”，还建议社员们也必须同样执行；队里接受了建议，于是每天上工前便由知青轮流领头“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满面红光”一番，然后队长才能派活。为了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我们还用自己的经费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但邮局要到三月上旬才能开始送。

为了提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我们还想让队里安排批判“地富反坏右”，但是全村成分“最高”的只是一户富裕中农，似乎不应是阶级斗争的对象。据说倒是有一个“坏分子”，可他的罪行不过是小偷小摸，在村里辈份又比较大，队干部对批判他的态度有些模模糊糊。队里不组织批判会，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勒令那个“坏分子”每天必须老老实实戴着白袖箍，以区别于普通革命群众。

然而，这些革命行动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比如，如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可是伟大领袖“最新最高指示”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认真执行的。

问题是：我们这里的贫下中农的革命觉悟似乎很成问题。

我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件事：

今天在地里，向队干部们提了一些建议，如队里养猪。可是他们老是强调困难。最后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为了吃饭！”

这可真叫我们大吃一惊。争了半天，谁也没说服谁。他们又问我：“你怕死不？”我说：“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不怕死！”“你不怕死我可怕！”

后来我又问：“你们知道雷锋吗？”“不知道！”一个干脆的回答。这真叫我有些茫然了。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真是一点也不假呀！要想改变农村的落后状况，要把“私”字彻底拔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却又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否则，共产主义何日实现！

今天重看这篇日记，我只有苦笑。看来一旦摆脱了离京前那一段窘迫彷徨的时光，我很快就又恢复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角色，动辄考虑的都是有关实现共产主义的大问题了。

我不知道“老帽”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我们有公家发粮给饷，却又要让我们和他们一样靠劳动挣工分；我们说是来接受他们“再教育”的，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这些一副居高临下模样的“北京学生”，要说是我们教育他们还差不多！因此他们应当比我们更惶恐呢。

实事求是地说，“老帽”们和我们想象中“贫下中农”相差实在太远。经过多年无产阶级传统教育，我们心目中的贫下中农的形象，应当是高大威武英姿飒爽立场坚定斗志昂扬，哪像眼下这些猥琐卑微的老农民，张口闭口除了“喋”就是“日”！这倒符合某个反动古人的话：“食色，性也！”

我们平日与老乡接触时间最多的场合，自然就是上工。每天的工间休息，基本就是一堂生动的性交普及课。因为现场男女混杂有所忌讳——比如老公公自然不能当着儿媳妇说些不正经的事情——所以许多“荤话”往往表达得十分含蓄，但又人人听得明白。像这段经常有人表演的“县干部讲话”，便很有代表性：“我是县长──派来的。是专搞妇女的──工作的。今天召集妇女开会，那大批的──已经来了。小批的──还没有来。……我和你们妇女队长，在一起搞了好几年──工作了。我俩的水平差不多。我知道她的──深浅，她也知道我的──长短……”

只有深知陕北方言内中奥秘的听众，才能领会那些意味深长的停顿点和含义隐晦的谐音字的特殊含义。

而所谓的“酸曲儿”，由于借助唱的形式，就没有这样拐弯抹角，一般都是直奔主题，像什么“大姑娘遇上个当兵的，一把把拉进了高粱地……”下面的话就不便用文字表达了，因为立刻就是对生殖器官和性交过程赤裸裸的直接描述，让人听了脸红身热心跳加剧。

我们原本以为陕北民歌都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花篮的花儿香”之类的革命歌曲呢，没想到听到的却是让人酸掉牙的“酸曲儿”，实在出乎意料！

理想中的“贫下中农”与现实中的“老帽”相去甚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迷惘困惑，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来陕北，究竟有什么意义？到底应当是谁教育谁？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无论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还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所谓“谁教育谁”的问题似乎是一个伪命题。知青也好，“老帽”也好，其他什么阶层的什么人也好，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生存在不同的环境中，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谁都可以教育谁；根本不存在必须由谁教育谁。

为了“教育”贫下中农，我们曾经在这座房子的墙壁上办了个黑板报，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和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新闻摘要。不过，这股革命热情没有坚持多长时间。摄于2007年

03

大风波接连小风波

1969年的冬春之交，大至国家，小至我们的惠家河村，都是风波不断。

1969年3月9日，星期日

今天送来了我们订的第一份人民日报，是本月6日的，第一眼就看到那个令人十分气愤的消息，苏联军队公然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全国亿万军民愤怒声讨苏修新沙皇的罪行。

看到这个消息，叫人肺都要气炸了。我们大骂了一通苏修。可惜这儿离边境千里。如果战争爆发，非打到莫斯科不可。我们向队里建议，搞一个黑板，宣传毛泽东思想、讲解时事。

最近几天队里选队长，选了丙章，可他不干，所以队里没有人管了。

想到国际上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我们却在此种地，什么也不知道，真是十分那个。

谁也不会料到，“珍宝岛事件”愈演愈烈，竟会影响国家和许多人的命运。后来举国上下开展“备战备荒”、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大批干部遣往“五七干校”……都与此不无关系。

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本是老百姓根本搞不明白的事情。不过那个年代很特殊，像我们这些普通知青，也都自认是伟大的爱国英雄，恨不得战争明天就打起来，而且“非打到莫斯科不可”。

无可否认，我们的气愤是发自内心的，确实是“肺都要气炸了”，连饭都没心思吃，在窑洞里拍桌子踢板凳齐声大骂“苏修”。记得最冲动的是馅饼，把手都拍肿了，连着几天没法干活。如果当时“上面”让我们报名参军，保证个个踊跃、毫不含糊。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更加激化了我们的情绪。

1969年3月14日，星期五

今天中午同时收到了家里和华振浩的来信。

看了华振浩的来信，不由得七窍冒火，气得我两眼发黑。

据说朱建晨被分配到了驹子房砖厂，王洪崃被分到了双桥砖厂，陈学勤、陈武汉被分到了建材总厂。而那些善拍马屁者，却都分到了好厂，如无线电元件三厂。更令人气愤的是，那报了名插队已被批准、后来后悔不来的人，也被分到了工厂！真令人费解，我们满腔热忱，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来了，而那些留恋城市、不愿到农村来的人，或是投机分子、拍马屁的小人们，却可以受到照顾，可以不到农村来。我不禁要问，这些人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更有甚者，在动员下乡时，不惜用欺骗、威胁、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凑够人数”，这群王八蛋！我实在太气愤了！气愤的是，为什么真正正直的人要受到排挤？而那些卑鄙的小人却受到重用？！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相信：这种事情是不会长久存在下去的。他们歪曲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罪行早晚有一天会受到应得的惩罚！

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的确十分愤怒，连自己都觉得有些过激，所以最后还是稍微冷静了一下，又写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以避免万一日记被人看到而引起其他的麻烦。

日记中提到的几个同学，这次虽然留在了北京，但分配的单位极差。后来我到朱建晨和王洪崃他们位于东郊的砖厂去过，正遇到王洪崃像驴一样吃力地拉着一车砖坯进窑，他灰头土脸破衣烂衫的，手上还带着一副驴蹄子似的橡皮护掌，让人看了真不是滋味。而建材总厂听上去似乎不错，实际从事的也是重体力劳动，完全靠手工方式用砂轮磨制水磨石；陈武汉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儿子，因缅甸政府反华而被迫回国进了我们学校，如今分配了这么个“工作”，不知他如何吃得了这种苦！而华振浩不久之后去了内蒙古的生产建设兵团，也离开了北京。

被我斥为“投机分子、拍马屁的小人”确实存在。曾有人与“上面”默契配合，扮演过“上山下乡积极分子”的角色，每次报名都名列前茅，还一次次在动员大会上慷慨发言“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每次都站在欢送队伍里送走前往农村插队的同学而自己却留了下来，最终分配到最好的工厂。他们所扮演的是诱领同类入屠场的“领头羊”角色，目的无非是为了自己有个好出路。其实，想想这种人也挺可怜。所以在心情平复以后，我对他们倒不再怨恨。真正不能原谅的，是所谓的“上面”。

事实证明，有关“六八届的分配去向主要是留城”的“流言”并非空穴来风。只是由于“最新最高指示”的促进，使“上面”急于凑人数报大功，而采取了诱骗威胁等各种手段，把一大批毫无生活经验的学生急匆匆地驱赶下乡。我们高中六八届的学生已满十八岁应算成年，遭此命运也就罢了。可怜的是初中六八届以及更低届的人，他们不过十六岁，有的甚至才十四五岁，小小年纪就被迫离开父母，让他们在荒僻贫穷的农村自生自灭。即使在封建社会征兵打仗，也要有个什么“两丁抽一”的规矩，现今却是能轰走一个算一个，如此造成多少家破人散的悲剧。许多家庭的重新团圆，将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我是最早得知北京分配情况的，但未敢声张，因为那两天队里也在闹风波。原先的队长是黑儿，撂挑子不干了；社员选了丙章，可他也坚决不干。队里没人管事了，处于无政府状态。

村里并非没人想当队长。比如住在我们隔壁的长保，就是个争当队长的积极分子。他很聪明，认为我们北京知青是生产队这个“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所以经常往我们住的地方跑，一方面忧心忡忡地说马上开春了队里没人管事可咋个好，一方面时不时送点花生炒豆之类的吃食想方设法建立感情。他的出身是贫农，我们觉得有这么个根红苗壮忧国忧民的积极分子当队长也挺好。那天公社派来了贫宣队，专门解决我们村选队长的问题，长保又跑来探听我们的态度，大家异口同声坚决保证选他，他笑逐颜开地说着“选完了就得赶紧安排播种的事儿哩”，一面兴冲冲地走了。

不料，他前脚刚走，贫宣队的人后脚就来了。他们已经听说我们打算选长保，连说万万使不得。长保原来曾当过队长，但群众反映不好；再说他的弟弟保书是生产队的会计，兄弟俩一起当干部也是不合适的。贫宣队的意见是动员万有当队长。万有以前在灞桥电厂当过工人见过世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回村务农，人缘不错，也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可问题是他本人死活不干。

对万有这人，我们也有所了解。他干活比较踏实卖力，而且为人正派，很少参与那些“性启蒙活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聊天，他说：我以前也当过工人，也常读书看报，回村来真是不适应，一天连个牙都不刷，嘴臭得跟啥似的就得下地干活挣命，啥国家大事都不知道，这日子过得像个畜牲！看来他应算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新型农民，大家决定改变主意，立刻配合贫宣队去他家动员。开始时任我们死说活说他就是不干，后来我们一致表态：别人咋样不管，我们知青保证坚决支持他的工作。这样他才动心了。

当天晚上就投票选举。“回民灶”的人和我们意见一致，那是我们难得的一次通力合作。全村不过三十来户人家，北京知青投下的十二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万有以压倒多数当选。

形势的突然逆转让长保惊得脸都绿了，以后好长时间不理我们，路上遇见都绕着走。

应当说，我们选万有当队长是做对了，他的确很认真很负责任。但万有盲目地相信我们，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后来我们给他找了许多麻烦，让他苦恼不已。当然，那些都是将来的事情了。

2014年4月，我与长保在保书家的厦子前。他已经78岁了，身体还硬朗得很，连头发都是黑黑的，显得比我还年轻呢。而他的弟弟保书却早已去世了。回想当年选队长的事，我难免有些愧疚，他倒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