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后，她在职场与网络遭遇第二次强暴

凌晨四点的酒店监控里，那个踉跄的身影成为她余生噩梦的开端。崔丽丽，这位天津汽车零部件公司的销售总监，在2023年9月出差杭州陪董事长宴请客户时，被强令陪酒直至记忆中断。再次清醒时，她已遭遇侵犯。2024年4月，董事长王某因强奸罪获刑四年。

图片来源于南风窗

然而，法律判决的正义竟只是她更深重苦难的序幕。

她带着确诊的抑郁与焦虑回到公司，迎接她的却是冰冷的“三停”——停发工资、停用权限、移出工作群。判决生效不到一周，解雇通知冷酷抵达。当法律制裁的余温尚未冷却，她又被自己奉献多年的职场彻底抛弃。

在深渊边缘，崔丽丽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工伤认定。津南区人社局最终援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作出划时代的认定：这起性侵伤害属于工伤。劳动仲裁随之裁定公司需支付111万余元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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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崔丽丽选择在短视频平台讲述遭遇，汹涌的杂音顷刻淹没了她。有人质疑动机：“既然被强奸时没反抗，为何维权如此强硬？”有人冷言讥讽：“陪酒是工作职责？工伤认定未免牵强。”更有甚者，竟将她勇敢撕开的伤口当作娱乐谈资。这些言论如无形利刃，在她破碎的精神世界反复切割。

镜头之外，她每周仍需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修复那场暴力留下的创伤。

在制度性冷漠的阴影下，我们共同构筑了某种“完美受害人”的残酷标准——受害者需在每一刻都完美无瑕：既不能软弱，也不可“过于”坚强；既要勇敢发声，又得保持“得体”；需承受伤害，却不得“纠缠”追责。崔丽丽遭遇的职场抛弃与网络暴力，正是对这种扭曲标准的残忍执行。当社会对受害者的审视严苛过施暴者，我们每个人都在无形中成为了暴力的同谋。

法律虽判定了王某的罪行，却未彻底终结崔丽丽的苦难。工伤认定的艰难突围，映照出制度对职场性暴力认知的滞后与缝隙；公司冷酷的“三停”与开除，暴露了职场权力结构对弱者的系统性倾轧；网络空间的恶意喧嚣，更是集体无意识对受害者的二次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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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丽丽的创伤应激障碍，是多重暴力叠加的伤痕。

当她在心理治疗室反复观看自己维权的视频，那不仅是与创伤的抗争，更是以血肉之躯撞击冰冷制度的悲壮仪式。她的每一次讲述，都是对职场性暴力、结构性不公与舆论审判的控诉。

崔丽丽的遭遇绝非孤例。职场性侵的阴影下，有多少沉默的崔丽丽在制度夹缝与舆论风暴中独自挣扎？

若你的同事突遭此难，当公司群弹出开除通知的瞬间，你会选择沉默还是追问？当网络风暴裹挟恶意涌向下一个受害者，你又会是递纱布的人，还是撒盐的人？

制度漏洞或许无法一日填平，但每个个体选择汇聚的暖流，终能融化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