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上海市长，后任国家副总理，去世后为何骨灰迁出八宝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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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战火，成长于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凭借着对知识的渴望和不懈的努力，从清华园走出，在工业领域崭露头角。面对“文革”的冲击，他坚守信念，于逆境中砥砺前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他勇立潮头，以改革者的姿态推动企业变革，助力上海腾飞。而后，他步入中央领导层，为国家的经济、民生等事业殚精竭虑。去世后，他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但是2015年为何又被迁出来了呢？

1938年9月28日，黄菊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祖籍浙江嘉善。当时，是啥年月啊？抗日战争打得正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但黄菊的父母明白一个理儿：再穷不能穷教育！所以，就算咬着牙，勒紧裤腰带，也要给儿子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就盼着他多读书，将来能有出息，能为国家做点事。

黄菊也确实很争气，天生聪明好学的他，对啥都好奇。在嘉善一中、嘉兴中学念书那会儿，可是出了名的“学霸”。上课时，他小眼睛瞪得溜圆，耳朵竖得高高的，生怕漏掉老师一句话。下课了，更是捧着书本不撒手，啥书都爱看，知识面特别广。不光会读书，学校搞活动他也特别积极，演讲比赛拿过好名次，口才好，人也自信。

1956年，黄菊考上了清华大学！那可是顶尖学府清华啊，学的是电机工程。踏进清华园那一刻，小伙子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机会难得，一定得好好学，学好本领，将来报效国家！

清华大学网图

清华的日子过得又忙又充实。黄菊总是最早到教室预习，课上积极发言讨论，下课就往图书馆跑，查资料、做作业、研究前沿知识，一点儿不放松。他还爱凑学术讲座的热闹，跟同学们动手实践，练就一身真本事。

在学电机制造方面，他真有天赋，也真能下苦功。那些原理、制造工艺啥的，他痴迷得不行，常常为一个难题琢磨到忘了吃饭睡觉。比如有次课程设计，要搞个新式直流电机。为了让它效率更高、性能更好，他翻遍了能找到的资料，反反复复计算、模拟、做实验。熬了无数个通宵，嘿，还真让他搞成了！设计出来的电机棒极了，老师和同学都竖起大拇指。

黄菊懂得，光会学习也不行。所以，他还积极应聘班干部，搞学生会工作，锻炼组织协调能力。也爱打篮球、练长跑，让身体倍儿棒，精神头也十足。这让我觉得，优秀的人真是各方面都挺均衡的。

1963年清华毕业后，满腔热血的黄菊被分到上海人造板机器厂。那会儿的厂子，规模是有，但技术嘛……挺落后的。黄菊心里清楚，要改变厂子、要帮国家搞工业化，非得靠技术创新不可！刚进厂，他在动力车间当技术员。他一点架子没有，虚心跟着老师傅学，泡在车间里，把每个生产环节、每台设备的脾气都摸得透透的。

很快，他就发现个大问题：厂里那套老掉牙的电炉配电装置，效率贼低，还老出毛病，严重影响生产和产品质量。黄菊主动站出来说：“我来试试改进它！”他想到在大学学过的可控硅技术——这玩意儿当时在国内可算“新潮货”。

想法一提出来，不少人直摇头：“技术不成熟吧？万一搞砸了，厂里损失可大了！”顶着质疑声，黄菊没退缩。他耐心地给大家画图、讲原理、算数据，掰开了揉碎了说这东西有多好、多可行。说完还不算，他自己带头干起来，领着团队泡在车间里日夜攻关。

可是，难题确实不小。比如可控硅散热不行，老是过热。黄菊带着团队查资料、试材料、换方案，折腾了好久，最后硬是搞出个高效的散热装置，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了。辛苦了几个月，中国第一台可控硅电炉自动配电装置真让他们搞出来了！一试运行，效果杠杠的：配电效率上去了，电费省了，钢水质量也好了！这不光给厂里赚了大钱，还给全国同行提供了宝贵经验。

随后，黄菊没停步，他又琢磨小电炉变压器怎么“超负荷”安全运行（其实就是榨出潜力），还把自己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书《小电炉变压器超功率运行》。这书一出，立马成了行业里的“宝典”。靠着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厂里领导和同事都服气了。1966年，他被提拔为铸钢车间技术员，后来又当了厂长秘书。无论在哪个岗位，他心里那团创新的火一直烧得旺旺的。

“文革”那十年，大家都懂的，乱哄哄的。黄菊也倒了霉，受了冲击，被下放到车间劳动，连正常搞研究都不行了。那段日子是真的难熬。但黄菊骨子里有股韧劲，始终相信党，相信国家会好起来。他对自己说：黑暗是暂时的，坚持住，光明总会来！他把劳动当成磨炼，再苦再累的活儿，都认认真真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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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人师傅们的朝夕相处，他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东西。那些实实在在的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工人们看他踏实肯干、不摆架子，也乐意教他，跟他成了好朋友。这经历，让他对基层工人的酸甜苦辣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环境再艰难，也拦不住他爱琢磨的心。趁着休息的空隙，他偷偷看书，记下自己的思考。还悄悄找同样爱钻研的同事聊天，互相打气，在黑暗中一起守着对科技的那份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这种逆境中的坚持，没点信念真扛不住。

1972年，情况稍微好点，黄菊慢慢恢复了工作。他一看，耽误这么久，国家的工业被拉下太多了，心里急啊，立刻全身心扑到厂子的技术升级和生产恢复上。修设备、搞技改、培训工人……在他的带领下，厂子慢慢恢复了元气，生产越来越好。

1977年底，他调到上海中华冶金厂，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工程师。这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起不久。黄菊眼光很准，他意识到：企业要活下去、活得好，必须改革，必须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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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冶金厂，他撸起袖子干开了。整天泡在车间里，揪出生产管理的各种毛病：计划乱糟糟，部门互相推诿扯皮，产品质量没保证……他果断出手，引入现代管理理念，一下子制定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十项规章制度。生产计划做得更科学了，责任更明确了，质量抓得死死的。厂子很快就大变样：效率高了，质量好了，赚钱多了！这套改革办法，成了不少厂子学习的榜样。

1980年，他升任上海市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还被派到国外学习企业管理。这可是开眼界的好机会！他像块海绵一样，拼命吸收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学成回来，他马上把好东西用在公司里：引入先进设备、管理软件，还学着开拓市场，公司的竞争力一下子强了不少。

1982年，黄菊担任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从此他的命运就和大上海的发展紧紧绑在了一起。之后他步步高升，做过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一路走到上海的最高领导岗位——1991年当上了上海市长，1994年又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

在上海主政那些年，正是上海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他全身心扑在浦东开发开放上，搞规划、拉投资、建项目，硬是把一片农田变成了现代化新城区，成了上海的新名片。他还注重工厂结构升级，除了老工厂要改造提升，还要大力发展金融、贸易、物流这些“高大上”的服务业，让上海的筋骨更强壮。而且，除了积极推动各项改革，打破条条框框，敞开大门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投资发展。他还特别看重科技创新，使劲儿撮合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联姻”，让实验室的好点子变成工厂里的真产品。上海能涌现那么多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成果，离不开他打下的基础。

建设一个城市，光有高楼大厦可不行。黄菊心里惦记着老百姓的日子：交通堵不堵？看病难不难？孩子上学好不好找学校？从加大投入，改善民生，让大家的生活更舒心。到注意抓基层党建，琢磨着在特大型城市里，怎么让党组织在社区、在群众中真正发挥作用。

2002年，黄菊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003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管的事儿又多又杂：国家经济大盘子怎么稳住调好？工业交通怎么发展？安全生产怎么抓牢？企业改革怎么推进？还有最紧要的民生问题——老百姓的饭碗（就业）和养老看病（社保）咋保障？

2003年“非典”那会儿，他冲在一线协调指挥，调物资、建体系，为最终战胜疫情出了大力。搞经济，他眼光放得远，既重视发挥市场的活力，也强调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推动经济结构往更健康的方向转型。对企业，他鼓励创新升级；对交通，他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对安全，他盯得特别紧；对老百姓关心的就业社保问题，他更是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他工作起来真是拼！常年下基层调研，舟车劳顿这些都不算啥，就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对待工作更是一丝不苟，文件政策都要反复推敲，生怕出一点纰漏。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真是让人敬佩。

2007年6月2日，这位为国为民操劳了一辈子的好干部，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9岁。按照国家的安排，他的骨灰最初安葬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是安放功勋卓著者的地方。但后来怎么又搬走了呢？

原来啊，黄菊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希望百年之后能长眠在上海。他对上海的感情太深了——在这里出生、成长，在这里挥洒过青春和汗水，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他想永远守着这片热土，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好。家人和组织都非常尊重他的这份心愿。2015年，经过中央批准，黄菊的骨灰被迁回了上海，安葬在环境优美的福寿园公墓。

那天，护送骨灰的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黄菊的夫人余慧文捧着骨灰盒走出来，前来默默迎接的老同事、老朋友们和市民代表，眼神里都是敬意和不舍。现场没有喧哗，就像黄菊一生低调务实的作风一样，只有庄严肃穆的沉默。汽车载着他，缓缓驶过他无比熟悉的上海街道。最终，他回到了他深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静静地安息在这片土地上。对他来说，这应该是最好、最温暖的归宿了吧。

黄菊于战火中出生，凭借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在工业领域崭露头角，于逆境中坚守信念，改革开放时勇立潮头推动变革。在上海主政，他助力城市腾飞，关注民生福祉；进入中央领导层，他殚精竭虑，为国家经济、民生等事业奔波操劳。面对“非典”等重大挑战，他冲在一线，尽显担当。他用一生诠释了责任与奉献，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生前，他深爱上海，将青春与热血挥洒于此；离世后，他魂归故里，长眠于这片热土。